曾国藩在日记里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于是，书商捧出了《冰鉴》，说是曾氏相人之术。

曾国藩在家书里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于是，书商捧出了《挺经》，说是曾氏处世之道。

随便打开一个购书网站、视频平台输入《冰鉴》或《挺经》，映入眼帘的或者是“洞悉人心，心法秘诀”，或者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总之是“30岁之前一定要逼自己读懂，才能少走弯路”。

书商们极尽扯虎皮拉大旗之能，硬要让曾国藩左手《冰鉴》、右手《挺经》来传经布道，即便他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半个圣人，只怕也忙不过来。因为，所谓的《冰鉴》七篇，纯属托名之作，跟曾国藩毫无关系；所谓的《挺经》十八条，则是剪刀加糨糊的拼接物，完全拉低了曾国藩著书的身段。

虽然说，人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但值得提倡的是读好书、读经典的书，而不是没有价值的伪书。

所谓推荐，只是书商包装

《冰鉴》的腰封上，南怀瑾是推荐常客。说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南怀瑾绝对是位制作扯眼球标题的高手。南怀瑾的讲演录《论语别裁》“为政第二”中有一篇奇文《孔子也会看相》，光看标题，就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读者。当然了，在所谓的《论语别裁》中，雷人标题比比皆是，比如，《拍灶君的马屁》《李斯的老鼠哲学》《麻将的学术思想》，不胜枚举。能够把《论语》“裁”成那样，也是没谁的了。

《论语·为政第二》的原文是：“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本意是讲观察人的方法，如何了解一个人的品行、才干或能力，但是，到了南怀瑾的笔下，就变成了“孔子也会看相”，然后开始介绍如何看“神相”“心相”，几乎把孔子捧为看相的祖师爷。接着，南怀瑾借口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

南怀瑾的信口开河，被一些做书人奉若圭臬，自然也就成为《冰鉴》的绝佳推荐语。

而实际上，曾国藩并没有写过《冰鉴》一书。无论是李鸿章校勘的《曾文正公全集》，还是唐浩明修订的《曾国藩全集》，都没有只字片语提及《冰鉴》。

早在民国时就有人考证说：“近人乃有以古相书《冰鉴》，傅以文正名，号为遗著，不知此书道光间吴荷屋已为锓板，叔章盖尝藏之。”大概意思就是说，托名曾国藩遗著的《冰鉴》，实际上在道光年间就已经出版了。清朝诗人、藏书家湖广总督吴荣光（号荷屋），在道光九年（1829年）印制了一本《秘传神骨冰鉴》，上面不仅盖了吴荣光的印章，还有“南海吴荣光署检”的字样。吴荣光在跋文中说，“余家有《冰鉴》七篇，不著撰人姓名，宛似一子，世无刻本，恐其湮没也。”从藏书的时间来看，应该是在道光九年之前就有《冰鉴》七篇了。

对比一下《曾国藩年谱》，道光九年（1829年）的时候，曾国藩19岁，“竹亭公设馆石鱼制百鲁庵，公从”。当时的曾国藩正在年复一年的考秀才征途中，屡试不第的他跟着父亲曾麟书（号竹亭）在百鲁庵里勤学苦读，绝无心思去写神乎其神的《冰鉴》。等到曾国藩23岁考上秀才，已经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事了。

所谓相术，只是坊间传说

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在《谕纪泽》的家书里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

当时的背景是，21岁的曾纪泽再婚娶了20岁的刘氏，年轻夫妻经常睡懒觉，曾国藩就以祖父曾玉屏（号星冈）为人稳重、勤勉早起的事例来告诫儿子。因为曾国藩提到了与“相人”相关的“厚重”，唐浩明在点评这封家书时，有感而发，直接起了个标题叫《〈冰鉴〉不是曾国藩所著》。

据说，曾国藩有“知人识人”之誉：“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于是，就被传为“尤善相士”，也就是说特别会鉴别、挖掘人才的意思。“传说他有许多相人的诀窍，坊间还广为流传一本题为《冰鉴》的书。书中讲了许多识人辨人的方法，书的作者便赫然署名‘曾国藩’。”唐浩明在点评中表示，“笔者查遍曾氏传世的所有文字，从未见他有只字提过《冰鉴》一书。”

曾国藩在日记里经常说到“厚重”，比如，“端庄厚重是贵相”，在唐浩明看来，这并不是说面相骨相，而是“后天可修炼的心性、德行、举止等”，与世俗间的看相不是一码事。曾国藩认为厚重是贵相，所以要儿子容止宜厚重，力戒轻佻。曾国藩对轻佻的人一直都有“偏见”，他在评价恭亲王奕䜣时，就认为奕䜣虽然是位翩翩美少年，但是举止略嫌轻佻了些，恐难以负重任。

话说回来，如果曾国藩真是相人奇准的话，那他对于左宗棠只怕是有点看走眼了。从私交上面来看，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收留和举荐，才令左宗棠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但是，两人闹翻脸之后，左宗棠每次接见部下，都要骂一通曾国藩，几乎成了他的保留节目。据说曾国藩曾送出上联：“季子敢言高，仕未在朝，隐未在山，与吾意见偏相左”，斥责左宗棠（字季高）没有知恩图报；左宗棠则对以下联：“藩臣多误国，进不能攻，退不能守，问他经济有何曾”，嘲笑曾国藩身为国家重臣，却无经纶济世之举。且不论此联的真假，也算是两人针锋相对的一个注脚吧。

与众多书商挂羊头卖狗肉不同的是，2012年8月，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常峰瑞点评的《冰鉴》，封面上明确标注“无名氏原著”，没有假托曾国藩，可谓是书商中的一股清流。

躬身入局，价值千万的小故事

我辈中人，躬身入局。年初的时候，公众号“罗辑思维”专门发文《罗胖60秒：什么是“躬身入局”？》，罗振宇在文中说：“在今年的跨年演讲中，我自己觉得最有感觉的那个部分，就是曾国藩讲的那个故事，那个躬身入局的故事。作为旁观者，我们经常看到那些看似无解的局面，但是往往忘了，如果把自己放进去，置身其中，也许局面就有了解。”

罗振宇对于“躬身入局”的借用和引申，确实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间接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公众号“罗辑思维”属于北京思维造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维造物）旗下，按照之前深交所披露的思维造物招股说明书，一场“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就能为思维造物带来过千万的销售流水。财务报表显示，在2019年“跨年演讲”中，思维造物的销售流水是1282.43万元，一共有7838人购票入场，平均单价是每人1636元。

罗振宇提及的“曾国藩讲的那个故事”，是《挺经》十八条的开宗明义的第一条，要追根溯源的话，还得从李鸿章说起。按照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里记录的说法，李鸿章曾经告诉吴永“我老师（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然后，第一条就是那个躬身入局的故事：两个挑着重担的人，在田埂上相遇后互不相让。其中一人的父亲来了，躬身对外来人说，我下到田里，你把货担给我，你侧身过去。老翁作为旁观者，他只挺了一挺，就化解了一场僵局。

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也就是曾国藩的孙女婿。有点不够靠谱的是，假如真有这么好的故事，曾国藩为什么不在家书中讲给自己的弟弟、子侄听？反而是单独秘传给李鸿章，然后李鸿章又单独讲给吴永听，简直就像武林秘籍代代单传一样。估计李鸿章在说完“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也不好意思继续编写《挺经》其他十七条，只好告诉吴永“即此一则，已够受用一生矣”。然后，吴永自己推敲感悟，在《庚子西狩丛谈》里得出结论：“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而这些，则都被《挺经》安在了曾国藩的身上。

《挺经》一书的真伪，其实也很好辨认。李鸿章自己校勘的《曾文正公全集》，都没有提及《挺经》一书，更不用说后来的《曾国藩全集》了，也是不屑提及《挺经》。不过，书商在推销《挺经》时，往往是与《冰鉴》搭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曾国藩家书》，号称是曾国藩的传世之作。

书商在辑录《挺经》一书时，为了凑足十八条，固然是费尽了心思，难免也疏漏百出。且不说体例是否合规、理念是否吻合，光是那些混成一堆的家书、日记、文章，就令人生疑。比如，《不卑不亢 刚柔互济——“刚柔”法》里说：“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势不用尽 否极泰来——“盈虚”法》里说：“疲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假如是曾国藩自己写《挺经》，断不会直接照抄自己给弟弟的书信。又比如，《廪实为要 勤俭为本——“廪实”法》里说：“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假如是曾国藩自己写《挺经》，自然也不会去探讨如何主持洋务是否该推脱之类。

如此看来，诸多出版社、“国学家”力推的《冰鉴》《挺经》，即便说得天花乱坠，只不过是营销手段翻新，假如曾国藩泉下有知，也只能“打掉牙，和血吞”了。

文/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