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形形色色的官吏，清官寥寥无几，而贪官、庸官比比皆是，他们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昏庸腐败。纪昀对黑暗官场进行了深刻的披露。

一、为非作歹的恶吏

封建社会的一些官吏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们的亲属、爪牙也会狐假虎威，天良丧尽，坏事干绝。《姑妄听之》(二)中有属官私其胥魁，百计袒护。“虽受赇骫法，亦一一曲为讳匿。”表现了官场上官官相护的规则。在《滦阳消夏录》(六)中纪昀借地狱冥吏之口，直接控诉了为非作歹的吏役：

其最为害民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唯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州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

吏胥差役介于官僚与百姓之间，社会地位低，没有官位品级，也没有晋身为官的机会，所以没有远大的抱负，为了维持生计，满足欲望，多方寻求牟利的机会，热衷于眼前的实际利益。吏代表官府执行管理职能，终日从事具体事物，熟悉业务，有丰富的经验来钻法律的空子。吏有很强的地缘优势，熟悉当地的民情风俗，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所以利用工作机会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而官员相对看重仕途的升迁，重视自己的名誉和业绩，在行为上比吏较为收敛。

纪昀对吏役、官之亲属、官之奴仆的憎恶溢于言表。官员们为了通过考课求取荣升，行为有所检点；而吏役因无望升迁无所顾忌地牟取私利，神道设教也难以铲除这些官场弊端。他们“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这是深谙官场内幕、鞭辟入里之谈。作者嘲讽官场中吏役舞弊和裙带攀附。地狱狞鬼为诸天魔众挑选罪人为粮，此四种人作恶多端，最为合适。这是纪昀带有恐吓意味的虚幻惩罚，这则故事的目的就是“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

吏的势力很大。《如是我闻》(三)中张公尝与邑人连名讼县吏，乘马而往，经祖坟前有旋风扑马首，惊而堕马，从者抬回家。忽迷忽醒，恍惚见鬼，延巫禳解，作其亡父语曰：“……且讼役讼吏，为患尤大。讼不胜，患在目前；幸而胜，官有来去，此辈长子孙必相报复，患在日后。吾是以阻尔行也。”封建官场，无公正可言。此吏大恶，但诉讼的结局是“连名者皆败”。鬼语告诫足见吏势力之强大、官场之黑暗。

“清代之刑事民事诉讼，书吏之作用是很大的。一旦书吏受贿，那么笔下极有可能颠倒黑白，混淆事实。”《槐西杂志》(三)中献县刑房吏王瑾，初为吏时受贿欲出一杀人罪，方濡笔起草，纸飞舞，心中害怕，不敢枉法取钱，并告诫其他吏役。他得到善报，一生温饱，以老寿终。又一吏得贿舞文，一生无祸，然殁后三女皆为娼。纪昀以对比的手法，表现作廉吏一生温饱，做贪吏舞文弄墨、贪赃枉法，死后遭报应，殃及子孙，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

吏役没有合法的官僚身份意味着他们不受官僚法纪的约束，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给他们舞文弄墨、贪赃枉法更多的方便机会，吏役腐败、生事扰民是封建吏制腐败的一个重要症结。

二、糊涂无知的愚官

有些官吏糊涂无知，不能明理察情。处理案件无原则地宽容，宽容就是纵恶。《如是我闻》(三)中有一司刑名四十余年的于某，自诩“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杀一人。”但在他卧病临终时，却有冤魂作厉，指控他“刀笔舞文，曲相开脱，……改重伤为轻，改多伤为少，改理曲为理直，改有心为无心”，“遂使凶残漏网，白骨沈(沉)冤”。这位官吏“但见生者之可悯，不见死者之可悲”，让恶人横行于世，让受害者含恨九泉。无原则的宽容，还自诩为忠厚，真是糊涂至极!

官吏遇到难题时，不是按迹循踪查明案情，而是希望城隍神能在冥冥之中予以暗示。《滦阳消夏录》(四)中还有祈梦断狱之事。断案困惑，求鬼托梦：

……祈梦城隍祠，梦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种竹十余竿，青翠可爱。觉而检案中有姓祝者，祝竹同音，意必是也，穷治无迹。又检案中有名节者，私念曰：“竹有节，必是也。”穷诒(治)亦无迹。

为官者不学无术，以这种荒谬之法断案，愚昧荒唐。纪昀对此持否定态度：“若以梦寐之恍惚，加以射复之揣测，据为信谳，鲜不谬也。”根据祈梦、算卦、卜命的方式来定案，在封建时代确实有过，持有神论的老百姓相信这种办法，但纪昀认为祈梦断狱之验，“皆事后之附会”。

祈梦断狱之事在封建社会盛行，甚至正史中也有记载。《明史·石璞传》中记录了石璞任江西按察使时，某人娶妇，按当地婚俗新娘第三天要回娘家。新娘离开夫家便失踪了，娘家不见女儿到夫家询问未果，便状告女婿杀了女儿，衙门屈打成招。石璞在复核案件时向神求梦，神梦示一个“麥”字，析字为“麥者，两人夹一人也。”第二天有个小道童来窥探，抓起来审问得知，两道士拦劫新娘藏在麦草垛中。正史中载录此事，说明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相信祈梦断狱，认为梦是神灵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求梦可获得神灵的指示。清代小说中此类故事很多：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十三的《老龙舡户》、袁枚《子不语》卷十八中的《豆腐架箸》、梁恭辰《北东园笔录》第三编卷四中的《蝙蝠撞钟》、李庆辰《醉茶志怪》卷三中的《定兴城隍》、许奉恩《里乘》卷八中的《倪公春岩》、余金辑《熙朝新语》卷四中的《任氏庵》等等均为祈梦断狱的故事。在封建社会，确实有一些官员相信祈梦断狱之法。

三、圆滑世故的奸吏

在审理案件时，佐幕者圆滑世故，从个人得失考虑，提出了“四救”，成为幕僚熟悉的口诀。佐幕者又被称为“四救先生”。《姑妄听之》(四)借冥司官吏之口道出官吏的腐败：

宋清远先生言：昔在王坦斋先生学幕时，一友言梦游至冥司，见衣冠数十人累累入；冥王诘责良久，又累累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见一吏，似相识，而不记姓名，试揖之，亦相答。

因问：“此并何人，作此形状？”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岂无一故交耶？”曰：“仆但两次佐学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则真不知矣。此所谓四救先生者也。”问：“四救何义？”曰：“佐幕者有相传口诀，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断无可救；生者尚生，又杀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宁委曲以出之。而死者衔冤与否，则非所计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则官之祸福不可测；使不得申，即反坐，不过军流耳，而官之枉断与否，则非所计也。救大不救小者，罪归上官，则权位重者谴愈重，且牵累必多，罪归微官，则责任轻者罚可轻，且归结较易。而小官之当罪与否，则非所计也。救旧不救新者，旧官已去，有所未了，羁留之恐不能偿；新官方来，有所委卸，强抑之尚可以办。其新官之能堪与否，则非所计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长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为舞文，亦非有所恩仇私相报复。然人情百态，事变万端，原不能执一而论。苟坚持此例，则矫枉过直，顾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酿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鞫，即以此贻祸者。”

问其果报何如乎？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夙业牵缠，因缘终凑。未来生中，不过亦遇四救先生，列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间，霍然忽醒，莫明其入梦之故。岂神明或假以告人欤？

作者借梦针砭时弊。四救先生“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生者衔冤否”，“官之枉断否，则非所计也”，这就是官场办案的潜规则。这种办案哲学如此圆滑世故，往往包庇罪犯，冤枉无辜，怎不冤狱丛生。当时的官场就是这样营私舞弊的。

《如妄听之》(四)讲一个长期在官衙办案、有经验的官吏，可以随心所欲地判案子。举了一个邻冢两鬼争地界之事。“老于幕府者”给了十种可能的判决：

……一人曰：“先生何来？”一人曰：“顷与邻冢争地界，讼于社公。先生老于幕府者，请揣其胜负。”一人笑曰：“先生真书痴耶!夫胜负乌有常也，此事可使后讼者胜，诘先讼者曰：‘彼不讼而尔讼，是尔兴戎侵彼也。’可使先讼者胜，诘后讼者曰：‘彼讼而尔不讼，是尔先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后至者胜，诘先至者曰：‘尔乘其未来，早占之也。’可使先至者胜，诘后至者曰：‘久定之界，尔忽翻旧局，是尔无故生衅也。’可使富者胜，诘贫者曰：‘尔贫无赖，欲使畏讼赂尔也。’可使贫者胜，诘富者曰：‘尔为富不仁，兼并不已，欲以财势压孤茕也。’可使强者胜，诘弱者曰：‘人情抑强而扶弱，尔欲以肤受之诉耸听也。’可使弱者胜，诘强者曰：‘天下有强凌弱，无弱凌强，彼非真枉，不敢冒险婴尔锋也。’可以使两胜，曰：‘无券无证，纠结安穷？中分以息讼，亦可以已也。’可以使两败，曰：‘人有阡陌，鬼宁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有，非尔辈所有，让为闲田可也。’以是种种胜负，乌有常乎？”一人曰：“然则究竟当如何？”一人曰：“是十说者，各有词可执，又各有词以解，纷纭反覆，终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知，若夫冥吏鬼卒，则长拥两美庄矣。”语讫遂寂。

此真老于幕府之言也。

由此可见幕府办案无所不能的灵活性，巧舌如簧，左右逢源，上下得宜，毫无公正可言，打官司时想让谁打赢谁就赢，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圆滑世故，胜负无常，为的是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老于幕府者深文罗织、舞文弄墨、颠倒黑白的判案手段，表现出封建法制的黑暗。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光怪陆离的舞弊现象。《槐西杂志》(三)中纪昀说：“幕府宾佐，非官而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死，为善易，为恶亦易。”佐幕者手中的实权，操纵司法，为其作恶创造了条件。

四、贪污受贿的贪官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官场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已疏离了社会政治的值阈而转化为对欲望的追求，权力成为一种实现自我欲望的手段。贪官做着升官发财梦步入仕途，一旦为官，便贪赃枉法；一旦得志，窃居要津，危害就更大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言：“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滦阳消夏录》(一)中借鬼魂揭露卖官鬻爵之事：

史松涛先生，讳茂，华州人，官至太常寺卿，与先姚安公为契友。余年十四五时，忆其与先姚安公谈一事曰：某公尝棰杀一干仆。后附一痴婢，与某公辩曰：“奴舞弊当死，然主人杀奴，奴实不甘。主人高爵厚禄，不过于奴之受恩乎？卖官鬻爵，积金至巨万，不过于奴之受赂乎？某事某事，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不过于奴之窃弄权柄乎？主人可负国，奈何责奴负主人？主人杀奴，奴实不甘。”某公怒而击之仆，犹呜呜不已。后某公亦不令终。因叹曰：“吾曹断断不至是。然旅进旅退，坐食俸钱，而每责童婢不事事，毋乃亦腹诽矣乎!”

一个被棰杀的奴仆，把冤魂附于痴婢身上，揭露贪官主人卖官鬻爵，中饱私囊，积金至巨万，又玩弄权柄，颠倒是非，出入生死。冤魂质问主人：“主人可负国，奈何责奴负主人？”以奴仆之口与此官辩理，揭露这个官员卖官鬻爵、颠倒是非、徇私舞弊的罪行。纪昀运用魏晋时粗陈梗概的笔记小说的写法进行创作，贪官的罪行没有具体情节。

贪官疯狂敛财，在《滦阳续录》(二)中，“萧然寒士，作令不过十年，而宦橐逾数万”，在晚年得一败家子荡尽家财。纪昀借助因果报应来惩戒贪官，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批判倾向。《滦阳消夏录》(六)中交河某令，贪污官帑数千，使奴赍还。奴半途以黄河覆舟报，而阴遣其重台携归，重台又窃以北上，行至兖州，为盗所杀。纪昀认为是因果报应。事实上，非法所得经常引发意外事件，贪污腐败经常与其他违法事件联系在一起，古今都是如此。

旧官场是一个异常腐败的温床，财色与腐败关系最为直接。对于封建官吏贪财好色，笔记中多有表现。《滦阳消夏录》(三)载录：

余官兵部时，有一吏尝为狐所媚，尩瘦骨立。乞张真人符治之。忽闻檐际人语曰：“君为吏，非理理取财，当婴刑戮。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艳色蛊惑，摄君精气，欲君以瘵疾善终。今被驱遣，是君业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积善，尚冀万一挽回耳。”自是病愈。然竟不悛改。后果以盗用印信，私收马税伏诛。堂吏有知其事者，后为余述之云。

一旦堕入贪婪的吏道，就难以自拔了。在这位贪吏身上，贪财好色，耗财逐色，“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为色而亡，略胜于刑戮，但贪官罪恶深重，其结局只有伏诛了。

从《阅微草堂笔记》中看出：“权力与金钱的角逐加速了人性的异化，而人性中的贪欲又放纵使其变本加厉地追逐金钱和权力，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对社会和人性都构成巨大的腐蚀。”利用职权，非理取财是官员腐败和社会政治黑暗的表现。

五、贪财好色的贪官

贪官不但贪财，而且渔色，生活放荡，厚颜无耻，热衷于权色交易。在官场上，男人常常获得权势并在女人的身上运用权势，表现出男性本位的权力意志、男性本性的性别权力。这显然是一种男性性别的占有意识，这种人格的堕落和精神的扭曲源于对女性的一种占有欲望。

封建衙门的胥吏，夺人钱财，淫人妻女，无恶不作。《姑妄听之》(四)中有一乡民被盗所诬陷，交河吏本应为乡民解脱困境，但却迷恋乡民美妻，提出权色交易。美妻无奈，只好贿妓冒名前往，救出了丈夫。吏之心术奸诈而狡猾，妇之对策周密而机智。在聪明的女性身上，恶吏的欲望是如此愚蠢，这个故事表现出一种消极的喜剧意识。身为县吏，利用职权，贪财好色，尽管手段诡秘而卑劣，但丑形败露，终遭严惩。《如是我闻》(四)中有新得官者，听说某女美丽，派某妪以金珠诱之，同宿数夕。后来到官不久，就犯罪伏法。让法律处罚这些好色的官员，这也是纪昀希望官吏廉洁的美好理想。

《滦阳消夏录》(一)写县吏王某贪财好色：

献县吏王某，工刀笔，善巧取人财。然每有所积，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庙道童，夜行廊庑间，有二吏持簿对算，其一曰：“渠今岁所蓄较多，当何法以销之？”方沈(沉)思间，其一曰：“一翠云足也，无烦迂折也。”是庙往住遇鬼，道童习见，亦不怖，但不知翠云为谁，亦不知为谁销算。俄有小妓翠云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恶疮，医药备至，比愈，则已荡然矣。人计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数者，约三四万金。后发狂疾暴卒，竟无棺以殓。

刀笔吏巧取人财，财为妓所耗。不义之财，耗尽而卒。贪官贪财好色，财色之间的损耗关系，很能发人深省。

贪官污吏好色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滦阳消夏录》(一)写台湾驿使之事：

陈云亭舍人言：有台湾驿使宿馆舍，见艳女登墙下窥，叱索无所睹。夜半琅然有声，乃片瓦掷枕畔。叱问：“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声应曰：“公禄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惧干神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误作驿卒之女，谋他日纳为妾。人心一动，鬼神知之。以邪召邪，神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报，公何怒焉？”驿使大愧沮，未及天曙，促装去。

白天道貌岸然，叱骂女妖，晚上邪念萌生，梦想纳其为妾。官吏的邪念鬼神知之，妖魅投瓦相报。从梦中可以看出官吏好色的内心世界。

长随和司阍是官场上有利可图的吏役，人们为了谋取这一差事往往不择手段。《滦阳续录》(六)中有二人为谋取看门人的差事竞相派妻子去色诱官员。《槐西杂志》(三)中为了替丈夫谋长随一职，鬼妻竟然向官员荐枕相求。鬼的行为就是人世间的影射。贪官污吏好色，有求者投其所好，没有想不出的办法，竟派妻子去诱惑官员，人伦丧尽。在官场中，人丧失了尊严，为权力所奴役，异化为追名逐利的政治动物。

贪官不但贪恋女色，清代男风盛行，达官贵人还迷恋男色，成为婚恋的一种补充形式，也是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阅微草堂笔记》涉及同性恋的笔记多达三十多处。《滦阳消夏录》(四)中某公奉使归，驻节官舍。菊花丛中见十四五岁的小童端丽文雅如女子，面对这种亦男亦女的极致诱惑，某公就取一扇赠之，小童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爱其秀美，与其流连软语，适左右不在，童跪曰：“公如不弃，即不敢欺公，父陷冤狱，得公一语可活。公肯援手，当不惜此身。”忽暴风冲击，六扇窗扉皆洞开，某公心知有异，急挥之去。某公后了解得知土豪杀人，阴市娈童，贿赂某公。官员立身不正，行贿者投其所好。这次贿赂虽未得逞，但足见贿赂之离奇。

在部分官场叙事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成为男权中心意识与权力欲望的话语载体，女性成为男性满足权力欲望的对象。女性与权力、金钱一样，成为男性追逐的客体；也和权力、金钱一样，成为官场腐败的主要表现。“在权力至上的价值秩序中，对女性的征服和占有是靠地位；在金钱至上的价值秩序中，对女性的征服和占有是靠金钱。”在腐败的官场，获得的权力不过是用来占有金钱和美女的，腐化的生活与腐败的政治互相催生，由此可见官场道德的堕落。

封建时代的官吏是很难克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何况当时的制度或法律对他们也没有约束，制度的缺陷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六、空谈道学的官吏

清代康熙年间，理学被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居于学术主导地位，乾隆中叶以后汉学大炽，乾嘉考据学兴盛，理学的学术地位逐渐边缘化。《阅微草堂笔记》也表现出这种学术变化，批评空谈理学的官吏。

《滦阳消夏录》(四)中程朱信徒，以道学自任，在饥疫大作、百姓死亡的情况下，不思如何拯灾救民，却聚在一起饮酒赏花，大谈张载《西铭》中万物一体之理。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责问道：“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还可作药服否？”《西铭》是北宋张载《正蒙·乾称篇》的一部分，作者曾在学堂东西西窗各录《乾称篇》的一部分，左书《砭愚》，右书《订顽》。后程颐将《砭愚》称为《东铭》，将《订顽》称为《西铭》。可见官吏们谈的是宋明理学。某公不关心民生疾苦而空谈“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空谈误国、空谈误事，这类崇尚空谈的风习，只是少数道学家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官员言谈和行为的矛盾，表现出他迀腐、虚伪的本质。堂皇之论，严正之容，空谈理学，不务实事，无关民生，终为空谈。纪昀对此是很厌恶的。妖也为之愤怒，以砖痛击之，表现出百姓对道学官员的愤恨和厌恶。

宋明理学空谈天理性命，轻视事功，在具体社会问题上，显得虚弱无力。明末清初掀起实学思潮，反对空言，强调经世致用。这则笔记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倡导经世致用的崇实精神，发出了求真务实的呼声。

七、洁身自好的清官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清官廉吏，但在官吏队伍中毕竟是凤毛麟角。正如纪昀在《拟请重亲民之官疏》中说，清官不过是“千百之一二耳”，“一二良吏恐不能补千百人之患也。”这说明了腐败是封建官场的常态，廉洁则可能是例外。不管这些少数清官如何廉洁，也改变不了贪财好色的官场恶习。

《如是我闻》(三)有一位自尊自爱、洁身自好、坚持操守的清官：

沧州刘太守果实，襟怀夷旷，有晋人风。与饴山老人、莲洋山人皆友善，而意趋各殊。晚岁家居，以授徒自给。然必孤贫之士，乃容执贽。修脯皆无几，箪瓢屡空，晏如也。尝买米斗余，贮罂中，食月余不尽，意甚怪之。忽闻檐际语曰：“仆是天狐，慕公雅操，日日私益之耳。勿讶也。”刘诘曰：“君意诚善。然君必不能耕，此粟何来？吾不能饮盗泉也，后勿复尔。”狐叹息而去。

刘翰林晚年居家，生活贫寒。天狐慕公雅操，私下赠米。刘太史居然视天狐所赠为盗泉之水，不管是何种神仙所赠，只要来路不明，一概拒绝。可见他清贫守洁、耿介无私的性格。

也有些清官良吏爱民，不取钱，纪昀借妖狐之口说：“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可见一些良吏廉洁也是不自觉、不纯粹的。《滦阳消夏录》(三)中纪昀借冥王之口对贤臣进行评论：“贤臣亦三等：畏法度者为下；爱名节者为次；乃心王室、但知国计民生，不知祸福毁誉者为上。”贤臣的最高境界是一心为国为民，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是极为难得的。很多官吏清廉是因为畏法度、爱名节，有些故事通过深入细致的细节描写，表现出官吏的心理活动，从侧面反映世俗化的官场内幕。纪昀不仅呈现腐败，还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笔触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如是我闻》(三)中载录：

同年项君廷模言：昔尝馆翰林某公家，相见辄讲学。一日，其同乡为外吏者，有所馈赠。某公自陈平生俭素，雅不需此。见其崖岸高峻，遂逡巡携归。某公送宾之后，徘徊厅事前，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家人请进内午餐，大遭诟怒。忽闻有数人吃吃窃笑之。视之无迹，寻之，声在承尘上，盖狐魅云。

在京城外做官的同乡有所馈赠，翰林说自己平生俭素，不肯收纳。客人离去后，翰林精神恍惚，若有所失。翰林是保持自己的清高还是顾及自己的廉洁不得而知，但从他惆怅的内心就可以看出他对钱财的向往。

内心贪财，外表又看重名声、畏法度，这是许多官吏的矛盾心理，官吏表里不一的心灵世界折射出人性的虚伪，但此官对个人声誉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最终还是拒绝了物质利诱。许多研究者对这位官员进行人性虚伪的批判，笔者认为他面对贿赂，道德、法律战胜了物欲，仍然是一位廉洁的清官。作者着力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翰林的真实心理是官吏们面对物质诱惑的典型心理。许多官员在职业道德和物质欲望之间苦苦地挣扎，既想保全廉洁的名声，又难以抵挡物质的诱惑。这个故事在人性探索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让人感到清官与贪官仅一步之遥，清官的一念之差就可以蜕变为贪官。作者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笔触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去表现独特的精神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只靠官吏个人的道德约束是不可靠的，遏制腐败在于设立更具威慑力的惩戒机制，只有完善的法律才是反腐败的有力武器。

八、探案如神的清官

传统小说戏曲中的清官探案如神，使狡猾的罪犯落入法网。在《滦阳消夏录》(四)中，献县县令明晟侦破了一件离奇复杂的谋杀案。雷雨之夜有村民被雷击，看似天灾，无关人事。明晟开棺验尸，半月后拘捕一嫌疑犯。嫌疑犯曾买进大量的火药说是打鸟用。明晟问剩余的火药放在何处？嫌疑犯无言以对。嫌疑犯点燃火药爆炸，伪装雷击。明晟认为雷击人雷火自上而下，不裂地。案发现场屋梁飞起，土炕揭面，认定火从下来。这是一件奸夫杀本夫的谋杀案。明晟注意案件细节，深入现场调查，细致剖析，明察秋毫，是一名办案经验丰富、业务水平很高的侦探。面对一些疑案，他总是实事求是，他曾说：“思之数年，不能解。遇此等事，当以不解解之。一作聪明，则决裂百出矣。”

在《滦阳消夏录》(三)中唐执玉调查一杀人案。一天晚上看见鬼魂诉冤，鬼魂穿的衣服与死者相同，并叩头说：“杀我者某，县官乃误坐。仇不雪，目不瞑也。”唐信以为真，尽管原审县官多方申辩，唐仍相信鬼魂之言。幕友听说此事，问唐鬼从何来，唐回答说鬼魂从台阶上来，翻墙而去。幕友说：“鬼有形无质，去当奄然而隐。”到墙外看新雨后有许多泥脚印，鬼有形无质，突然隐去是不会留下脚印的。幕友认为是囚犯赂贿盗贼所为。唐认为言之有理，维持县官的判决。幕友不被伪证所干扰，勘察现场，认真分析。狡猾的罪犯也难逃法网。

九、能力平庸的清官

古时为官，多数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科举制度学非所用的先天痼疾，使一些能力平庸者跻身于仕途。他们身居官伍，明哲保身，无所作为，执法不严，将有害于国计民生。纪昀劝谏为官者不应“求自全”，而应有所作为。

纪昀要表达对官吏的批评，往往借助鬼神狐怪，曲折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滦阳消夏录》(一)中有发生在冥府的故事：

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身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

庸官自命无愧于鬼神，其实，“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明哲保身，推诿渎职，是有负于国家和百姓的。庸官认为，廉洁不贪就是好官，纪昀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无功即有罪!”为官一方，无所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官只求明哲保身，这种平庸的官吏必然误国误民。为官不仅要清廉，而且要勤政。在其位不谋其政，无功即有罪。

历来认为小说揭露清官罪恶的是从刘铁云的《老残游记》开始的，其实，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揭露处处以求自全的“爱民”、“不取钱”的“良吏”的本质，早于刘铁云一百年。《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类似《老残游记》中貌似清官实为酷吏的官员。《滦阳消夏录》(三)记一县令祈梦断狱，穷治杀人案，但刚愎自用、捕风捉影、行刑逼供，使无辜者九死一生。纪昀最早揭露清官循吏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