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多少人读完过“二十四史”？韩寒的牛皮，成为经典笑话梗-米儿火

如今人不读书，又多矜气作之，动辄显摆比划阅读数量。所以我看网上，时不时有雅人追问：有没哪个牛人，能把那堆“二十四史”读完，甚至读过许多遍的？

丰泽园书房，占数最多的，据说就是“二十四史”

所谓“二十四史”，是过去中国人，对所有皇家钦定的“正史”的简称。从汉代《史记》，到清初修纂的《明史》，共有24部。时间线索上，起自蒙昧传说的黄帝（约前2550年），直到大明崇祯17年为止（1644年），皇皇五千年文献。

论字数，据统计约有4700万字。密密麻麻的字行，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数千年的公事秘辛，乃至五岳四渎、城阙翰仪、天地人文、日月星辰。人世间有几部这样的书？它必然是研史必经之路，馔玉炊金，舍此无二。“正史”之正，是正规之正，也是正途之正。

钱穆：“所谓中国，是文化中心之国”

对于这批坟籍，历代读书人，都是不敢轻心掉之的，开卷即益，能读则读。探旧迹，弄词章，观风气，察气候，施权术，鉴得失，往往都从这里起步，听微决疑，澡雪深造。

可是，要读完这几排书，是个繁浩的大工程。我们看如今稍大点的市级新华书店，也都会有展售，基本都是摆列为满满特大一柜子，犹如一堵厚重的宫墙。

像我本人，论龄已直奔中年，依然念念记得，初次邂逅这座白纸黑字所垒的历史圣殿的情景。那时，还在上初中，在福建小城龙岩，九一北路121号新华书店，这批书籍寂然鹄立在落地玻璃窗右侧，中华书局版，绿皮繁体竖排，琳琅夺目，摄人心魄。

每逢周末，骑着破自行车入城，都似蜂蝶误入烂漫花丛中，书眼相对，摩挲再三，恋慕难舍。想那时，午后的夕照斜溢而入，岁月辉光，人书俱奋，真有胡兰成所吹嘘“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满山遍野都是今天”的感觉。

还记得，总价要2000元左右。彼时，家里太后钦赐零花钱，一周不过三五块，是惊为天价的，只有咋舌敛缩的份。心中歆羡，久蓄于怀，甚至曾形之于梦寐，总胡想着自己快点长大成年，好有能力搬回家中，享受书城坐拥之乐。

如今的新罗区新华书店，我已十多年未过故地

可叹及壮，饥驱四方，至今还是奢求，而少时的痴想，也早已在庸凡生活琐屑风尘的堆积下，渐渐漫漶不清。

如今看来，“二十四史”不过常听常见书。林语堂在文章中称之为“大路货”，意思是如大白菜般，唾手可得。

可在古代中国，虽然印象中古人多博学多闻，似乎无书不读，可对于“二十四史”能够达到“常见”这个地步，而且有条件读完所有正史的，实际还是屈指可数的。

当代史家黄永年，藏书敢与上图竞争，读书宏富，可也自认没读完二十四史，且说无此必

要知道，“二十四史”足有四千万字，这是啥概念呢？搬句套话，差不多就是“学海书山”。曾有好事者统计过，假设一个人每日读数万字，一年读365万字，他需将近11年，才能全套读完一遍。所以，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历史上能做到这个地步而且有条件完成这个目标的，其实不多。归结起来，主要原因我揣测至少有这么几点：

其一，最直接的道理，“二十四史”出全较晚，最后一部《明史》，待定稿已是乾隆四年。如此，按照“读完”要求，已可以排除古人十之八九。

其二，清以后读书界也盛行“专业主义”，不是那个专业的，多不会去读。比如乾嘉学派的真正开山戴震，读书之多之精当世少匹，不止“十三经”文本全能背诵，且“注”也能张口就来，只有“疏”不完全牢记，尽管如此，据《戴震集》的隐约透露，个别如《宋史》，他就读的不多。

安徽黄山市屯溪隆阜街戴震纪念馆

其三，过去人“读”的概念，与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所谓“读”，说“抠”更合适，必是细读精读。所以，出自《后汉书》的有名故事：“《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说的是，东汉首席学问家、汉学大师马融，这位庄墨韩一般的人物，都不敢说能读明白《汉书》。他们所讲的“读”，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弄透彻。

其四，旧时没有图书馆，想读没有硬性条件。举个例子，到了清中叶，大学者章学诚的好基友汪辉祖，40岁多岁了，才有能力买得起一部史书拿来读。而汪辉祖好歹也是做过县长的士绅地主。所以，古人要读书，真是不易。郁达夫《自况》诗中所谓“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于他是风流自赏的自嘲，在古人确实是真实境况。

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清史稿，289册，最通行版本

再比如，大师焦循，这位乾隆朝高官阮元的同里同学、学友兼姻亲，看他《雕菰楼集》自述，为买《通志堂经解》这部书（现价约3000元人民币），不仅卖掉良田数十亩，还变售了老婆陪嫁金簪，才换得回家研读。单反穷三代，爱书毁一生，真是惨淡。

也所以，明人沈佳有段话很流行，似也可代表着过去多数读书人的观念与实践：“向有十七史，今又增五史矣，设复如宋人制科出题兼及十七史，不亦难乎？记诵繁居，足为心累，抑目力鲜及。吾人史学，大抵《通鉴纲目》与《文献通考》两书足矣。”

焦循，1763-1820，江苏扬州黄珏镇人

这话见于《明儒言行录·原序》，告诫的是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之弊。用大白话翻译，就是读书要量力而行，装逼有害健康。

可较真求证起来，“二十四史”或说并世所有“正史”，真正读完一趟甚至多遍的，的确不乏其人。主要齐集在清代康乾以来大咖中。

读完所有正史的，就我眼目所及，明之前文献不见有人申明、或揄扬。只是迟至17、18世纪，整套的正史读完的，开始陆续出现，并且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推测原因，当是因为当地的书籍刻印、流通，以及藏书家、藏书楼是国内最为突出的，高端读书人又荟聚，也就有了条件完成这种高负荷、高难度、高水准的读书工程。

浙江宁波天一阁，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堪为明清江浙藏书楼代表

在过去，黄宗羲是读完《明史》前二十一史的。因为其父黄尊素，在受到折磨致死前，曾留下遗言，嘱咐他要博通经史,“不可不通经知史”。于是，青少年时代的黄宗羲，秉承父训，坚持两年，从天色初起（约凌晨4点左右）到鸡鸣（当为6点半前后），“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每日不辍，终成其志，是经典案例。

顾炎武从著述看，应该是读完无误，甚至可能会背诵。他受祖父影响，很小时就开始陆续读《资治通鉴》、《史记》等史书，而后数十年光阴，为了写成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完成“经世致用”的宏愿，更是通读历代经史典籍。因四处奔劳，集书不易，不止是读，且是熟稔到背诵。

明亡后通过读史检讨得失，成为汉遗民们的一种共识

随后的万斯同、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从著作与时人转述来看，显然认真读完，他们也都写出了精深的读书笔记，可拿来做证据。

从这个层面看，清及以前，真读完所有正史的，实不过寥寥数人而已。天时地利等外在条件完全具备，可通读“二十四史”的，多出现在民国。

贲园，号称“成都天一阁”，百年老建筑，今存和平街

可考的，是吕思勉、顾颉刚、范文澜、钱穆、张舜徽诸人读过。为啥如此劳心费力，或为考证史实，或为写通史故。这些，在他们的文章著作中，有或明或隐的零星记载。比如大史家吕思勉，意在通史写作，据其高足黄永年估算，吕不仅“二十四史”研读完过，甚至“或逾四遍”。尤其是前四史，他读得更为仔细些。

再比如，晚清民国之际的蜀中史学家张森楷，他借助成都第一藏书楼“贲园”（该园还在）的阅读便利，写出了《二十四史校勘记》，看其序，就是读完过的。在比如，与王国维同时的海宁张宗祥，自称32岁时,就“点读二十四史毕”，他主要目的是要利用藏书给各史作校勘，为后世读者给出便利。

张舜徽，1911-1992，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读书，自少到老

读二十四的心愿与经验，长期供职于华中师大的当代名宿张舜徽先生，其言论可能最有代表性的。他说：

“少年时期，读古文辞，喜诵长篇气盛之文，手抄熟读，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稍长，又喜览大部头书，从无畏难退缩之意，想起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日尽一卷，有时也可二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将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了，并且还写了简明的札记。

后来年龄稍大，又发愿通读《二十四史》，不畏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的很仔细；从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

他是整整花了10年时间，每日天没亮就起床阅读，“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二十四史”不是爽文小说，要认真一过，委实并不容易。

而像毛先生，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一生都勤力研读《二十四史》，据工作人员回忆，是通读了全书的，有些纪传，甚至反复斯义，研读了几遍。

昆剧《顾炎武》

其余，像钱钟书这样的大才捷才，连《大藏经》这样的冷门，卷帙也并不输给二十四史，更与他“专业”关系不大，都会令人发指地过三遍，“区区”二十四史，应该逃不出他锐目的辐射范围吧。

再点名现代以来鸿儒博学，诸如陈寅恪、饶宗颐、余英时、许倬云诸大师，他们的多数作品，我多曾草草翻看过，他们是否读完所有正史，至少没见到直接证据，也不好遽下断言。

当代“博士”，“博”学不见踪影，“士”气也早已魂飞魄散

而这种论定之踌躇，也正反映读完二十四史之繁难，实非常人之事。这些大师，作为现代史学家，读史路径和用心，已经和乾嘉时代前辈略有区别，不是单纯的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而是殊途同归地通过对历代史籍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继古开新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理念，来期许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探索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出路。

此乃诸先生读史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们至今落寞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名山事业，百代之师；海上心情，千古昭然，是否读完二十四史，已是末事。

虽说当代人不读书，偃蹇而骄，可将包括《清史稿》（？）在内所谓“二十五史”“读”完的，论人头数量，可能真是当代人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