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晚年在历经安史之乱后，半是讽议时局，半是解构历史，写了《远别离》这首相比于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词句而言无比哀恸恐惧绝望无奈的词，情怀大异。以前读到这首词的时候莫名想起来屈原的《天问》，都是这种质疑怀疑昊天上古经典垂范的口吻，对常识和传统叙事进行彻底的颠覆和解构，虽然没有指出什么但是却比直接揭露真相还令人感到莫名的恐惧。就好像诗鬼李贺“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这种诗句里的恐怖一样。因为他们在暗示着一种被隐匿的暗黑可能，而这种可能会动摇长久以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周公孔孟所延续的庸俗平淡乏味无趣但足够日常足够温暖足够稳定且让人无需担忧生死间大恐怖的童话故事——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小时候读冰心整理的那本《神话与传说》里，就有娥皇和女英哭寻帝舜的故事，而这个民间传说至今保留在南方，当时就觉得有些奇怪，舜不是禅让给治水的大禹了吗？又为什么会南巡死在苍梧？当时没有多想，只觉得是神话故事惯常的不同面相，如罗生门一般，彼此交织但不影响成立。

就像四福音书里对耶稣死前的描述都不一样，甚至彼此矛盾，但仍旧同时保留。但是倘若深思一层就会意识到，历史的真相就保存在这些碎片化的看似失真的信息中，而不是那一套连贯的叙事，一种叙事越连贯符合逻辑，就越说明是人编的，反而一种叙事越多元乃至于彼此矛盾，就越说明靠近真实。这也是为何经典必须芜杂混乱的理由。而竹书纪年里同样有着类似的表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平白如常，就是陈述事实的口吻，而没有“发现”或“纠正”的倾向，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就是时人的常识。只有汉代以后才有禅让的神话，我曾经觉得阴谋上位的曹丕说“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是不懂得原始共和的史后之人以厚黑解构历史的鄙陋见解，但是如今来看，曹丕确实是懂王。竹书纪年于西晋时被发现，上面的文字是汉代以后就失传的所谓古文——“蝌蚪文”，而这就说明哪怕是魏晋，也已经失去了理解500年前华夏古文明的能力，更何况更靠后的唐宋明清呢？况且所谓“德衰”之语，其意义就是德性衰弱，不够勇武有力，抑或没有智慧气度，无法服众，就被更年轻的舜所取代，就如大卫王取代扫罗一样，舜的形象绝不是简单的孝悌，而是带领部落征服了他者。这才是简单一句话里所蕴含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在蝌蚪文里有更全面细致的描述。

而在今文中就只能解释为平淡如水的话语。尽管已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为唐宋诗人提供了语料。于是我又想起来旧约里记载跟随摩西出埃及的人都死于荒原上的那一句时才意识到的恐惧一样，竹书纪年里短促的记载也同样发挥着这种震撼作用，而这只是魏国的史书，可以想见，在孔门活跃的年代，除了现在还能看到的那些平淡无味的庸人作品，一定还有大量历史记述作为经典，孔子向作为周廷史官的老子请教，肯定不是什么道生一之类的鬼话，而是真实的历史。诗书礼乐春秋本就是一个类似旧约的文献集成，这就是经典。想到这里也可以理解唐宋八大家对于文脉的执着，因为古老的经史传统确实被域外的经典淹没，唐代确实只是印度内亚的文化殖民地而已，看看西北敦煌山陕石窟里的造像，对于经史传统而言，曾经活跃在石窟里举行祭典的团体就像崇拜克苏鲁的狂人一样，让古老的经验感到难以理解且生理不适。正如韩愈在看到整个华土的上层下层都在执迷于域外的一根佛骨，就彻夜狂欢，只会觉得像召唤克苏鲁一样，这群人已经没救了，是完全的末日。在这种时候强调孟子的道统，实际上是比顾炎武面对明末困局而提出的读书种子还要无奈的举措。而相比于经史的厚重，诸子百家那些语录对话连智者的评论都算不上，程朱陆王更不过是末流而已，即使在当代无论牟宗三等新儒家通过结合西方哲学做的如何精致，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所谓天理性命心体性体之语，本来就是形而上之语，是经史传统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最后的果实，侈谈理学而不论经史无异于摘果酿酒且砍树烧火，是知识分子所为而不是博雅之士所求。

懂得经史重要性的人能够称出时间的重量——原初起始的最大而后世麻木的重复剧目毫无意义，也就是说唐宋元明清朝代的更替不如商周天子之间更替的意义重要。如果采用不同时代这种划分方式，书写甲骨文的初民与商是这片土地的第一时代，书写各类蝌蚪文的周代春秋战国则是第二时代，而秦汉帝国开创的这个书写汉字的第三时代则延续至今。只有简化乃至于拉丁化才会真正进入一个新时代，继续死守汉字就永远无法摆脱秦汉帝国的诅咒。而想起竹书纪年我又想起来西晋，那确实是个终结的时代，记得史书中曾有一场大火，将高祖剑王莽头等重要历史文物烧的一干二净，就好像预示着能够理解第二时代的孑遗也逐渐消失一样。而这第三时代中的唐代这个完全异域化的插曲——之所以是插曲就在于它不是本土自然演化的结果且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汉帝国的路径——也只是暂时动摇了原初经典的地位，同样没有留下足够完整的新传统，反而弱于经史，乃至于这一段时间在经史的意义上与空白无异，这只是列王纪中某段沉迷域外邪神异端的历史罢了。我又想起来毛所写的“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他们将历史定格在陈胜吴广起义上其实蕴含很深的历史洞见，因为真正的经典也就是活着的历史在那时宣告终结。在陈胜以后的两千年里，就始终处于“历史周期律”这个不可名状者的统治之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没有区别，类似于在圣经里漫长但是昏暗毫无意义的列王纪，同样也是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元明清更是等而下之，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等待被真正的历史重新发现。日后若有时机，我想按照旧约的体例重编一套经史正典，在剔除佛学外道影响下的唐宋诸子后，一定要将《竹书纪年》与屈子《天问》这类看起来像是负典的文献纳入其中，还有创世神话、先王历史以及诗篇箴言和先知的解释，而所谓的“先知”亦即“觉者”抑或圣哲，他们的评定标准则与经史文明相挂钩，对于先秦古文的研究也理应成为重点。并不是凡是导向怀疑否定与解构的就属于负典，正典中同样不缺少表示怀疑否定的论述，有的甚至很致命，就比如耶稣死前所说的“以罗依，以罗依，拉马撒巴各大尼（主啊，你为什么遗弃我）”，这句话虽然引起神学家们的争论，但是无损于经典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