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中后期始，随着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再加上王学左派对人欲的肯定，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情趣都较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追求享乐已逐渐成为具有普世性的生活价值观念。

社会上奢靡的生活风气日起，尤其是游乐玩赏之风颇盛，各种游赏习俗亦随之大兴。这一生活现象在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中有着非常具体的呈现，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小说文本空间，即娱乐空间。

简言之，这里的娱乐空间就是指民众进行游赏、娱乐等公开性、集体性社会活动的各种场所或具体空间，这种空间一般都有相对的固定性，并且在时间上一般与相关的岁时节庆同步。

娱乐空间的民俗建构

明代的节日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岁时节日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传统，在长期的流传与不断的操演中，其所对应的民俗活动和文化内涵日益丰富。

尤其是自明中后期始，由于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总体世俗化倾向，以往的岁时节日与民俗活动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节俗活动的娱神性和神秘性已大大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具有世俗生活情趣的娱乐活动之增加，使得节日的娱人色彩大大增强。

如《帝京景物略》详细记载了明末北京的岁时节日及民俗活动信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岁时节日以其规律化的时间模式成为承载民众娱乐活动的主要时间载体，而这种节俗活动一般作为一种社会化的集体性活动，无疑也需要一定的空间作为其活动展开的场域。

换言之，这种节俗活动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体。

在不断再现的节日活动中，物理时间被民俗化的同时，相应的物理空间也变为特定的社会活动空间，从而被文化化了，由此形成了内含丰富娱乐文化因子的娱乐空间。

首先，相关岁时活动中的娱乐性因素进一步凸显。纵观明清时期的民俗文献，与岁时节日相伴随的游赏娱乐活动大幅增加，这种游赏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诸如清明、端午、重阳等传统的岁时节日体系，而是已经外溢到了别的常规时间之中。

明清之时这些社会生活中的游赏娱乐活动明显增加，除了传统节日习俗的娱乐化倾向外，日常生活中的好游娱乐之风也有明显增强的趋势。

与这种游赏娱乐之风兴盛的社会背景相应的是，明清话本小说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游赏娱乐情节，可以视作是对这种社会生活现象的文学反映。

不管其在整体故事情节建构中发挥何种文本功能，但从创作论的角度而言，这种惯习化的手法恰巧体现的就是小说创作者在普遍社会现象之下的一种无意识心态。换言之，小说游赏情节的聚集正是社会游赏娱乐之风兴盛的文学表现。

其次，伴随节日游赏活动的兴盛与反复，特定的游赏活动与特定的空间也随之形成相对固定的结合，从而特定空间便被赋予了特定的游乐民俗意义，固化的娱乐空间便日渐形成。许多诸如寺观庙宇、园林、街衢、山岳等在不断的游赏娱乐活动中被民俗化为重要的娱乐民俗空间。

庙会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商业贸易的发展；二是民间信仰活动的兴盛。

而明清以来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宗教信仰活动原有娱神性特点弱化的同时娱人性特点却显著增强，由此而来的正是民间这种烧香祈愿活动的娱乐性日渐凸显出来，庙会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世俗化的民间信仰和兴起的商业贸易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间集体性社会活动，附着其上的娱乐性因素进一步刺激了庙会活动的狂欢化效应，由此以庙会为中心的娱乐空间也在明清之时大量出现。

总体来说，明清之时附着于岁时民俗之上的娱乐性活动增多，社会游赏成风，最终这些民俗活动赋予日常生活空间以特定的意义，以游赏活动为中心的娱乐空间由此形成。

对于伴随岁时民俗活动而形成的一系列娱乐空间而言，当它们以固定的场域不断参与重复性的民俗活动时，其本身的空间性质便由纯属物理性的地理空间变成了具有丰富生活意义的民俗文化空间，这种娱乐因子遂逐渐成为此类空间文化的核心要素，典型化的民俗娱乐空间便由此形成，从而这些空间也成为明清话本小说游赏娱乐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

典型化的娱乐空间

同岁时节日而兴起的游赏娱乐活动由于其与岁时民俗节令的密切相关性而成为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种反复进行的活动也对特定空间起到了文化建构的作用，使得相关空间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娱乐性特质。

尤其是随着这种游赏之风的兴盛还形成了一系列典型化的娱乐空间。

杭州历来游赏之风颇盛，西湖游赏风俗由来已久，而在明时更盛。甚至以这种游赏活动为中心还形成了一套以西湖为中心的生活产业链。这种空间游赏文化的形成也是在纵向的历史累积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完成的，最终西湖在与各种岁时节日及民俗活动的不断互动中成为杭州城市娱乐的典型空间。

西湖作为典型的游赏空间，景色如画。西湖是杭州城市的标志性景观，是展示和传递杭城独特文化内涵的城市地理空间。

显然，秀美的自然景观是西湖成为典型娱乐空间的重要外在因素，而民众聚集游赏的社会民俗活动才赋予了这个空间正真意义上的文化灵魂。

西湖游赏作为一种频频出现于明清话本小说中的民俗娱乐活动，生动细致地展现了这种特定时空中杭州民众的世俗生活画卷。

一是对杭城民众民俗生活的呈现，二是对奢靡之风的呈现。

小说对这种特定时空社会民俗活动的叙写是有着非常真实的现实依据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虚构建立在相对真实的时空语境之中。相较而言，只是小说的描写更富场景化，从而人物作为游赏活动的主体性就得以呈现。

因此，杭州西湖的清明出游是一个集民俗、娱乐于一体的民间集体性活动，在清明节俗的时间节点上，西湖就是一个众人云集的娱乐空间。

清明本作为一个以上坟祭扫为主要活动的节日，其中心在于缅怀与追思，然而在娱乐之风大盛的晚明时代，这种附着于其上的娱乐性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节日原有的文化核心，或者可以说是特定的时代背景为传统的节日民俗注入了新的娱乐文化内涵，游湖俨然已成为杭州清明节俗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方面是西湖的景色如画，另一方面又是西湖伴随着岁时民俗活动而被赋予的娱乐文化内涵，二者相结便使西湖具有了作为娱乐游赏空间的独特魅力。并且，这种空间文化的娱乐因子不断扩散，最终超越了与特定时间节点（岁时节日）的捆绑而走向普遍化。

换言之，西湖空间的游赏娱乐特质已经被日常生活化了。所以，对天下人而言，游赏西湖已成为杭城之行的首要目的地，从而西湖也成为呈现和体验杭城城市生活与文化的窗口。

西湖作为典型的游赏娱乐空间，它不但是杭城本地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文化空间，而且也是外乡人所深深向往的地方，可以说不游西湖，妄到杭州。

同时，西湖作为一种游赏空间，也正是因为渊源不断的游赏活动才造就了它空间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虎丘之于苏州，正如西湖之于杭州，是苏州最为著名的游赏之地。

尤其是当虎丘出游与特殊的岁时节日时间相结合时，其作为娱乐空间的娱乐因子愈加彰显出来了，在这种特定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场域下呈现的集体狂欢正是对具体语境下民众民俗生活的逼真再现，同时也是对虎丘这个娱乐空间对地域精神聚焦作用的有力显现。

甚至虎丘作为一种娱乐空间还被赋予了精神疗治的功能。

诸如此类娱乐空间在明清话本小说中并非少数，作为民众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娱乐空间，并非是呈杂乱无章的散点分布，而是在特定的时、空连接点上呈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固化倾向。

这些娱乐空间的形成，一方面依附于传统的岁时节令，一方面又受到了时代好游受享之风的强力推动，由此多成为明清话本小说中承载游乐情节的相关叙事场境，在形成自身独特游赏文化空间内涵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传达出了特定时空语境下世俗生活的某些本真信息。

#历史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