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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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时光的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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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30日,钱穆先生辞世,留下皇皇巨著。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叙述中始终带有“温情与敬意”,此语出自于他的那部饱含深情之作《国史大纲》一书中。对待历史、对待我们自己的文明,当以何种态度处之,始终是一个无比严肃的问题。适逢钱穆先生辞世32周年之际,重温《国史大纲》,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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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前言(节选)
文 / 钱穆
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
一者“悠久”。
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4600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3700余年。夏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2681。
二者“无间断”。
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752。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春秋编年从此始,下至民国纪元2633。鲁哀公卒,左传终,中间65年史文稍残缺。自周威烈王23年资治通鉴托始,至民国纪元凡2314年。
三者“详密”。
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此本春秋。二曰纪传,此称正史,本史记。三曰纪事本末,此本尚书。其他不胜备举。可看四库书目史部分类。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
何言之?“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
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战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
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观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爱国家民族则由乎知识,此其异耳。
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
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战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
凡今之断头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往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选摘 | 《国史大纲》
编撰 | 钱穆
出版 | 九州出版社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国史大纲》是一部中国通史,力求简要,举其大纲,删其琐节。在不到1000页的篇幅里,其人物之详、事业之备,又显示了作者驾驭繁复历史的伟力,整书纲举目张,简繁得当。
《国史大纲》纵论中华传统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之演变发展,兼及中外形势,以求我国家历史之通贯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阐其一脉相承之统系,指陈吾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钱穆先生著述本书于抗战期间,在国家危亡中,读书人以笔为戎,以“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为著述之深厚根基,洋洋洒洒近80万言,荡气回肠,以激扬国人之民族精神,因应现实,更作为抗战建国之镜鉴。
九州版《国史大纲》,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的联经一九九八年《钱宾四先生全集》中版本为底本,重排新校,全面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本书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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