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什么能够知道古人的生活状况、生活方式以及每天在做什么？

一是得益于各种保存下来的文献，二是得益于考古的发展。

然而历史总归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算有着记载，也不敢百分百确定它就是真实的。

通常需要有考古发现来与文献形成印证，如此才称的上“较为可靠”。

就如唐太宗李世民，有人认为他是“天可汗”，是开创“贞观之治”的千古一帝，而有些人却诟病他的得位方式，认为这样的人连皇座都敢改，改一些历史文献记录不是手拿把掐吗？

所以，对于唐太宗的看法除了正史以外，另外的一种记录就非常重要，那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

顾名思义，做为唐氏集团的CEO，“创业”记载的一定是李世民在太原随父起兵，再到唐朝的过程了。

那么这起居注又是什么？是皇帝的日常生活吗？

起居注，记载帝王言行与朝政的日记体史册，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中占有独特地位。

它起源于汉代，后世历朝沿袭，成为实录和正史的重要蓝本。

如今绝大部分古起居注已佚失，留存者寥若晨星，但就算是和史书相比，其“史料”价值都毫不逊色。

有的说法为，起居注滥觞于西汉宫廷，当时内侍秘撰《禁中起居注》，系武帝“形迹语声”之日记。

也就是这时的起居注是由内侍记录，而其记录之事估计是内宫之事以及皇帝的日常起居。

这类“帷幄笔录”稀世难觅，然内容实为帝王的秘史，如果能找到，可谓历史研究中的瑰宝。

有的说法认为，起居注真正跳上历史舞台是因为明德马皇后，也就是在东汉明帝时。

明德皇后无法生育，但这不影响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她熟读《周易》，还在明帝去世后，亲自撰写了《显宗起居注》，以此来记录明帝。

不过在这里，明德皇后在起居注中删除了自己哥哥管理医药事务的事情，有所隐瞒。

根据记载，汉章帝还曾为此不满：“黄门舅马防朝夕侍奉将近一年，既没有褒扬显异之举，又不记录他的勤劳，不是太过分了吗！”

而此时已为太后的马太后却回答说，不想让世人知道先帝多次亲近后宫家属的事情。

从这方面来看，起居注就算是对帝王最直接的、第一手的记载文献，里面也不一定没有小九九。

起居注也可以理解为宫内的“史官”在记载宫内的事情，受的是先秦时期的史官制度和编史思想的启发。

根据记载，夏代设置史官，负责记录天子的言行，周代分设左史和右史，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事迹，这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思想的雏形。

这种理念贯穿于后世编修起居注的活动中。

最初，起居注和史书的区别就是编史对象不同，其内容多集中在记录皇室后妃的日常起居生活，不涉及朝政大事，也不一定是即时记录。这种记录可视为起居注的雏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设立了专职的历史记录官员，为编撰起居注奠定了制度基础。

如曹魏设置中书著作郎，起居令史等官职。

从这时候开始，起居注的记录开始系统起来，不仅只记录宫内之事，还记录皇帝对奏折的批改以及对政事的发言。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起居注作为当时的官方档案，记录了大量的政务活动和文书。

起居注中的记述不仅为史书的本纪和编年提供了重要史料，对于志书的编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起居注制度逐步完善。隋代在中书省内设“起居舍人”，唐代在门下省设“起居郎”。

起居舍人与起居郎满朝游走，咫尺帝王，手执笔砚，所见所闻，悉心雕琢。

唐代还奉行“据实直书”原则，要求实事求是对皇帝的行为进行记载，有“正衣冠”的作用，这样的起居注更加可靠，能作为一手文史资料。

宋代以给事中兼任起居注编修，据《宋书·律历志》总序和《宋书·州郡志》总序记载，两书的编纂都曾广泛参考利用了当时的起居注材料。

比如在《宋书·地理志》中，就直接引用了多条来自起居注的记述作为证明。

这些引文显示，起居注中记载的地方政务活动同时也反映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和特点。

元代开始，起居注开始变得零星，明初曾恢复设立专门机构，后又被废除。

这一时期的起居注编撰工作明显弱化。

清朝统治者注重起居注的编撰，康熙时期设立起居注馆，由翰林院官员专职编修，启运至清末。

这标志着起居注编撰制度的重新确立，记录了两百多年统治者言行，成为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其内容囊括四时景象、祈祷祭祀、御驾巡幸，乃至群臣进言、朝会迹象，事无巨细。这些鲜活细致的历史画卷，比官修史籍更富时间感，是研究古代的实用利器。

如今历代起居注多已散佚，能留存于世的屈指可数。

今，现存的清代以前的起居注，保存的较为完整的只剩下了《万历起居注》，而清朝因为年代较近，所以保存下来的相比前朝还是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