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

明代通俗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词奴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兄梦桂，善画。弟梦熊，太学生，曾从冯梦龙治《春秋》，有诗传世。他们兄弟三人并称“吴下三冯”。

生平冯梦龙少年时即有才情。博学多识，为同辈所钦服。为人旷达，治学不拘一格，行动也每每不受名教束缚。曾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结社作文。在嘉定侯氏西堂读书时，与侯峒曾兄弟及其他名士，卷帙过从，文章往还。熊廷弼督学南京时，曾把冯梦龙视为隽才宿学，予以甄拔。但他自早年进学之后，屡考科举不中，久困诸生间，落魄奔走，曾以坐馆教书为生。万历末，冯梦龙应麻城田姓邀请，去讲授《春秋》。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冯梦龙宦游在外，次年因言论得罪上司，归居乡里。天启六年，阉党逮捕周顺昌，冯梦龙也在被迫害之列。就在缇骑横行时，冯梦龙发愤著书，完成《喻世明言》（旧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纂工作和《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的评纂工作。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取得贡生资格，任丹徒县训导，七年升福建寿宁知县。任职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康熙《寿宁县志·循吏传》），曾编修《寿宁待志》。十一年秩满离任，归隐乡里。晚年仍孜孜不倦，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和戏曲整理研究工作。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冯梦龙站在封建正统立场悲痛欲绝，他怀着中兴希望编了《甲申纪事》一书。清兵南下，他怀念故国，辗转于浙闽之间，刊行《中兴伟略》诸书，宣传抗清。隆武二年即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春忧愤而死，又有说是被清兵所杀。

文学思想冯梦龙生平酷爱李卓吾文学主张，奉为蓍蔡，深受其影响。他明确地指出：“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凡事从道理上去做的必勉强，只有出自至情者才真切。于是公开主张“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情史序》），反对用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传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文学上，冯梦龙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一种是出自田夫野竖之口的真文学，一种是荐绅学士乐道的假文学。只有自然地发于中情的文学，才算真文学，才能表达人的性情。《诗经》是善达性情者，而自六朝以来，诗被用以“见才”、“取士”和“讲学”，便流于陈腐，不能再很好地表达人的性情了，于是演变为词，词增损为曲，套数，曲浸淫而为杂剧、传奇戏曲。文学的发展，文体的变化，“固亦性情之所必至也”（《步雪新声序》）。如曲不足以表达人的性情时，也“势必再变而是《粉红莲》、《打枣竿》矣”（《太霞新奏序》）。在冯梦龙看来，文学应该发于人的中情，表达人的性情，而人的性情，最为活跃，是推动文学发展变化的力量，某种文学一旦成了说教工具，它就会僵化，而被另一种足以表达性情的文学所取代。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表达人的性情的文学思想，打破了以封建道统为衡量品评文学的原则，对御用、消遣和帮闲文学，无疑是一种批判和否定。至于认为文学有真假两种，提倡真文学，反对假文学，认为文学更迭过程就是田夫野竖不断创新、新兴的活文学取代陈腐的死文学的过程，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卓见。冯梦龙就是在这种进步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从事各项文学活动的。

民歌和通俗小说的提倡整理冯梦龙在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前后曾编印过两部民间歌曲集《挂枝儿》和《山歌》，收录了盛行于吴中的民间歌曲800多首。这些作品，多半是田夫野竖矢口寄兴所为、荐绅学士不道、诗坛不刊的“私情之谱”。冯梦龙之所以喜爱，并冒着被攻讦的危险将它们编印成册，使之广泛流传，就在于他认为，这些作品均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山歌序》）。如《挂枝儿》中的《泥人》和《万离》等，写男女坚贞相爱，朴实自然，有情有理，表达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这无疑具有冲破虚伪而残酷的封建礼教束缚，去争取自由、幸福和强调人的价值的意义。刊行之后，风行一时，“举世传诵，沁人心腑”，“真可骇叹”（沈德符《野获编·时尚小令》）。不过，其中也有一些色情和庸俗趣味的描写，格调不高。

在通俗小说方面，冯梦龙也是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这说明冯梦龙已意识到通俗文学在广大没有文化的市民和农民中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艺术影响，他提倡通俗文学，就是为使小说从单纯地供少数“文心”者思辨、阅读和消闲中解脱出来，而去适应广大“里耳”者的审美趣味。冯梦龙收藏了很多古今通俗小说。在天启年间，择其可以“嘉惠里耳者”百二十篇，分三次刊行。此即为人们所共知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

“三言”及其他小说“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有宋元旧篇，也有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但已难以一一分辨清楚。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都程度不等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之民的生活。如《施润泽滩阙遇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名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象卖油郎秦重之所以博得花魁莘瑶琴的欢心，就在于他的忠厚老实，知情识趣，尊重人的尊严；莘瑶琴决心委身于秦重，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就在于她看清楚那些衣冠子弟均是酒色之徒，无怜香惜玉的真心，这就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提出了新标准：彼此了解、互相敬重的爱情。而门第、权势、富贵和等级被唾弃了。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一种表现，在当时具有冲破封建礼俗去争取纯真爱情的意义。“三言”里也有一些描写神仙道化，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作品。所以“三言”即表现了资本主义萌牙时期的新思想，又存留有消极、腐朽、庸俗的旧意识。这种进步和落后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正是新兴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在艺术表现方面，“三言”中的那些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正如《今古奇观序》中所称：“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快目。”这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三言”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的刊行，不仅使许多宋元旧篇免于湮没，而且推动了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