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韩先生写过一本《 史记讲座》，后面附录了一篇文章介绍 历史上几种史记注本。想来对要购买《史记》的书友有一定参考意义，特意整理出来分享。如有不妥，删除即可

为免被锁福利暂时不放。横线下是整理好的全文：

附录

介绍六种《史记》注本

《史记》问世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千一百年了，有关《史记》的全文注本或选篇注本可以说数不胜数，现在选择有特点的给大家介绍几种：

一、《史记》“三家注”

“三家注”即[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种注本的合称。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注本。

给《史记》作注，早在东汉时就开始了。当时有个人叫延笃，曾作过《史记音义》一卷，还有不知什么人曾作过《史记章隐》五卷，这些书早已失传。到了晋代，中散大夫徐广又作了一部《史记音义》，裴驷的《史记集解》就是在徐广这部《史记音义》的基础上扩充起来的。随着裴驷《史记集解》的流行，徐广的《史记音义》也不久就失传了。

裴驷是刘宋河东闻喜人，字龙驹，其父裴松之，是有名的《三国志注》的作者。裴驷所以要作《史记集解》，是因为他嫌徐广的《史记音义》太简略，因此他这部书除基本上全部引入了徐广的『日注外，还广泛地吸取了前人对《史记》有关诸书的研究成果，如贾逵、服虔、杜预给《左传》作的注，如淳、张晏给附录介绍六种注本《汉书》作的注，韦昭给《国语》作的注，高诱给《战国策》作的注，孔安国、何晏给《论语》作的注，等等。由于他是兼采诸家，并下己意，所以他称自己这部书为“集解”。裴驷在为《史记》作注时，一般是谨守着“注不破经”的汉儒旧例，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正面订正《史记》原文的谬误。《史记集解》的主要缺点仍是简略，也有不少错误。

继裴驷的《史记集解》后，齐、梁时期的邹诞生又撰有《史记音义》；到了唐代的贞观年间，刘伯庄又撰有《史记音义》二十卷。真正能够上继裴驷的《史记集解》，而在《史记》研究中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司马贞是唐开元间人，曾为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后来又作过润州别驾。

《史记索隐》的体例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相似，它既为《史记》的原文作注，同时又为裴驷的《史记集解》作注。司马贞学识广博，才情横溢，他不守汉儒“疏不破注”的旧例，他不仅攻驳、纠正了裴驷《史记集解》的许多错误，并且提出了《史记》原文存在的许多问题。他还认为项羽应降入“世家”，陈胜应降入“列传”，以及应给子产、叔向立传，等等，并亲自动手写了一篇《三皇本纪》，置于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之前。不过有些地方分明显得多事。

司马贞天资极高，《史记索隐》的成就也很大，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毛晋曾把它和颜师古的《汉书注》同时并举，说它们“如日月并照”。

与《史记索隐》同一时代，只比《史记索隐》略晚一点的另一部有关《史记》的重要著作，是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张守节也是开元间人，比司马贞的年辈略晚一点，《史记正义》成书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史记正义》的体例，是既为《史记》原文作注，同时也为裴驷的《史记集解》作注。至于《史记正义》是否也给《史记索隐》作注的问题，至今研究者还有分歧。

《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关系紧密，但起初它们还都是各自独立成书的。《史记集解》附在《史记》的原文之下，《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各自单以注释本行世。到了北宋，开始有人将三种注本打散，统一地穿插、编排于《史记》的正文之下。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宁宗庆元年间的黄善夫本。现在常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基本就是根据这个本子影印的。由于这种三家注合刻本方便实用，深受人们喜爱，所以七百年来一直出版不绝。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这种三家注合刻的本子。但是由于这个本子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用文言文写成的，故而今天的人们读起来会有些障碍；其注释中所用的地名都是唐朝的郡县，今人不知其地；而且注释的分量还是偏少，一般读者难以很好地读懂原文。

二、凌稚隆的《史记评林》

凌稚隆，字以栋，明代隆庆、万历时期人。其父凌约言作有《史记抄》，收集了许多有关研究《史记》的评论资料。凌稚隆感到不满足，又在此基础上广为搜求，编成《史记评林》一书。顾名思义，此书似乎是以收集评论资料为主，上起汉代，下至明代的万历年间，密密麻麻地刻在《史记》原文的书眉上。其实此书收集材料的范围绝不只在评论资料一项，而是凡与《史记》原文有关的文字校勘、词意解释、典故出处、材料来源、事实考辨，以及文章写作方面的成功与漏洞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使读《史记》者触类旁通，开心益智，尽管其中也杂有某些酸腐之论，但对读者来说事半功倍，好处是大大的。

如《项羽本纪》在叙述项羽大破秦兵于巨鹿时：“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凌稚隆先引刘辰翁《班马异同评》的话说：“叙巨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又引其父凌约言的话说：“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不敢起；羽杀宋义，诸将皆慑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宛然可想见也。”当《高祖本纪》写到刘邦率先入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向刘邦投降，有人劝刘邦杀子婴，刘邦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服，又杀之，不祥。”凌稚隆于此下按语说：“按：沛公不杀子婴，与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三事，最系得天下根本，若项羽则一切反是矣。”提点得相当扼要。继凌稚隆之后，又有李光缙编订的《增订史记评林》，他在凌稚隆《史记评林》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补充收进了吴国伦、徐中行、黄洪宪、卢舜治、屠隆、袁黄、钟惺等人的评论，其增补的分量大约与凌稚隆收集的评论相当。约三百年后，日本人有井范平又编订了《补标史记评林》，出版于明治十六年(1883)。可见凌稚隆《史记评林》的影响之大。

三、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

修订版

泷川资言是日本学者，其《史记会注考证》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此书是在《史记》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等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了以上诸书所未收集的资料，并引入了二十余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按断编撰而成。三家注基本照原样排列在《史记》原文的相关词句下；其后是“考证”一项，收有历代中国与日本学者研究《史记》该问题的相关成果及泷川资言个人的见解与评断。在每一篇《史记》原文的题目之下，排列着历代有关该篇作品的总体解说、总体评断。在全书的最后附有泷川资言编写的“《史记》总论”，内容包括“太史公事历”、“太史公年谱”、“《史记》资料”、“《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史记》文章”、“《史记》残缺”、“《史记》附益”、“《史记》流传”、“《史记》钞本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正义佚存”、“司马贞、张守节事历”、“《史记》考证引用书目举要”。

与以往的《史记》注本相比，《史记会注考证》要比“三家注”丰富、实用得多了；与以往的集评本相比，《史记会注考证》也比《史记评林》更丰富、更完整、更有条理得多了。尤其是最后所附的研究资料对于初学者从总体上认识司马迁与《史记》大有帮助。泷川资言“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

《史记会注考证》问世的二十年后，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又作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将《史记会注考证》校改《史记》原文，或是征引考评资料以及辑录《正义》佚文未标出处的地方，一一为之查清注明；《校补》“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史记会注考证》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的错误，也加以订正”。（中华书局《（史记会注考证）出版说明》）

四、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

这是1949年以来，对《史记》全书进行简明注释的较早的一种。1990年由三秦出版社初版，2()()()年华文出版社再版，简称《史记新注》，共二百万字。该书打破传统旧注的局限，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创造了全新的注释体例，包括序论、五体说明、题解、段意、简注、简论等六项内容。“序论”，宏观评述司马迁其人其书，对《史记》全书结构、写法和史事内容作了勾画。“五体说明”，对《史记》五种体例特点以及篇目系统作简明概说，写在每体篇目之前。“题解”，加在每篇之前，将解题与提要结合起来，包括解释篇题、介绍传主、提示篇旨、概括作意。“段意”，概括段落内容，具有点题、剖析、归纳的作用。“简注”，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疏通原文语意，以及解释音、义、人物、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等等，一般不作引证，歧义只注一说。“简论”，抒发见解，或评或论，多择举篇中一二重点作画龙点睛式的评说。

《史记全本新注》以“简”为最大特色，符合当今时代节奏。阐释内容有三大特点。第一，注疏以义理为重点，指导读者从宏观上把握，体察言外之意；第二，宏观研究融入注释，侧重探索司马迁思想，揭示篇中精义；第三，注文吸收古今研究成果，用考论结合的方法融会贯通，极富时代神韵。此外，《史记全本新注》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对《史记》作了全新的技术处理，将《史记》原文、司马迁在传中引用的文献、褚少孙补文、其他增窜文字、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大事等项，均用不同字体区分排版，既保存了流传的《史记》定本，又还《史记》原本之真，给读者提供方便的参考。

五、 刘起釪等人的《全注全译史记》

绸面精装新版，个别注释有删减

雕刻皮面新版

这是由今人 刘起釪 等三十六人合作撰写的，给《史记》原文作注，并将原文译成白话，199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全注全译史记》共三大册，五百多万字。按《史记》原文的先后顺序，先进行分段注释；而后是该篇的全文翻译。每篇都是这样分成两个部分。参加注译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年长的知名学者，也有一部分是年轻学者。《史记》一百三十篇，有一部分是由一位学者自己连注带译；也有一部分是由老学者作注，由青年学者作译文。1949年以来给《史记》全书作注作译的书约有十多种，我以为《全注全译史记》是其中比较好的，有些篇章的注释相当详细，对《史记》原文的错误说法做了许多纠正，引证材料相当丰富，如《十二诸侯年表》中“陈厉公他元年”条，注日：“‘陈厉公他’应作‘陈厉公跃’。”接着在“公淫蔡，蔡杀公”条下注日：“事详本书《陈世家》，然所记大误。考《左传》：陈厉公本自蔡出，并无因淫蔡而被杀之事。究其致误的原因，在于本书错合陈厉公与他为一人。他，据《春秋》桓公六年，被蔡人所杀，《公羊传》、《毂梁传》有其淫蔡而被杀之说，司马迁既以他为厉公，又采《公羊》、《毂梁》说，遂致此误。”又如《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二年“代”格之“十一月，初王韩信元年，都马邑”条下注日：“马邑，故址在今山西朔县。《史记志疑》云：韩王信未尝更封代王，此表失列韩国，与‘代’共在一格，故妄以‘韩’为‘代’耳。，当改‘代’作‘韩’。”又如《南越列传》的“胡薨，谥为文王”条下注日：“赵胡的墓葬于1983年6月被发现，位于今广州市象冈山。内有随葬器物数干件，并发现刻有‘文帝行玺’的龙纽金印，表明其在国内亦曾使用帝号。出土器物证实墓主系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在国内自称文帝，与赵胡系一人。有些学者认为史籍中的‘赵胡’系‘赵昧’之误，目前尚无定论。”这种引用考古发掘成果以验证《史记》原文的做法是很好的，既令人长知识，又增加阅读兴趣。

六、韩兆琦编著的《史记笺证》

《史记笺证》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牛鸿恩、杜升云、安东、陈曦、周曼、刘晓林。

《史记笺证》的格式是按《史记》原文逐篇为《史记》作注，其注释内容则是吸收了“三家注”、《史记评林》、《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等大量研究资料，以及近几十年来的相关学术成就与考古成果。凡是与《史记》原文某句某段相关的，则置于某句某段的相应注释中；凡与《史记》某个篇章、某个人物有关的则置于该篇最后的“集评”里；凡是评论《史记》全书与评论司马迁其人的，则置于全书最后的“历代人士论司马迁与《史记》”中。

本书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校改了通行本《史记》原文的错字与标点四百多处；(2)引用考古成果与地面遗存以验证《史记》叙事的是与非；(3)引用研究资料对《史记》叙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或进行解释；(4)适当收集了一些发掘《史记》个性特征与艺术特征的文字，以利于认识《史记》的文学性。此外，对于古地名一律加注了现今的地名；对生僻字都加了汉语拼音；对古帝王的纪年与纪曰的干支，一律加注了相当于公元前的某年某月某日；对于古代的度量衡也加注了相当于现今的尺、斤或升、斗。同时还附了有关的地图与文物图片二百多张。

我们的这些做法是想给读者提供一个注释详尽、资料丰富、简便实用，而又有一定学术研究基础的本子。全书五百八十多万字。

本书是接受白寿彝先生的嘱托，集十年之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