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育电影院逸事

作者 ▏姚锡伦

留法学生倡导创办

20世纪初，成都是一个落后闭塞的城市。当时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有志之士程子健（中共地下党员）邹昕楷、邓典成、卢丕模决心要创办一所电影院，利用电影开阔人们眼界，启迪市民智慧，唤起民众觉醒。但又苦于缺资金，便通过友人介绍，结识了家资富有的知名人士罗仲麒先生，向他谈起了大家的心愿。

罗仲麒先生很开明，爽快承诺出面，以股东的方式组成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建电影院。公司规定每股一百银元，凡入股者除分红外，平素皆可以股东身份免费看电影。在收到的一百多股股金中，罗仲麒先生独占了30多股，成为最大的股东，加之他又是影院的主要筹建者，全体股东一致推举他为电影院的经理。

1926年4月15日，一座中西式结合有着古典建筑风格的智育电影院，终于在原总府街的“群仙茶园”旧址落成。

智育电影院虽说是成都修建的第二家专业电影院，却以高雅华丽的建筑风格在成都名声大振，在当时成都影剧界同业中堪称首屈一指的大影院。

它的大门前是一个宽广的长方形大坝，用小石子镶嵌成花瓣型图案。两侧墙边树木成荫，中间石刻女神挺立，女神高擎一炷火炬，火炬上端有一白炽灯，象征光明与自由。影院大门粉壁墙面全浮雕图案，大门横额上书“智育电影院”五个大字。引人注目的是：大门墙上面有四道拱形窗门，各塑有包头巾的印度警察，两目炯炯，俨若四名严守的卫士。场内设观众席1400余个，且贴对联一幅，上联是“启迪民智”，下联是“辅助教育”，末尾两字即构成“智育”，这正是影院的办院方针，也是院名的由来。

智育电影院建成后，放映技师长期由留法时学过电影放映技术的邹昕楷担任，他放映过许多观众喜爱的影片。1938年9月1日，“智育”上映《苏俄驱日战记》，当时报纸广告称“影片是激发情绪，增加爱国热情的兴奋剂。”同年放映苏联片《列宁》，9月25日《华西日报》在巨幅广告中称：“我们谨以此苏联最有价值之影片，向成都70万民众推荐！列宁是和平幸福的苏联创造者，是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列宁》公映期间，成都各界人士争先恐后观看。

20世纪30年代，“智育”常常放映一些没有翻译过的进口原版影片，当时员工何云根即坐在楼厢边，手握话筒，现场翻译，时人谓之“说电影”。因他英语和中文的功底都好，翻译精炼，言简意赅，观众无不称赞。

到了20世纪40年代，“说电影”改为幻灯字幕，俗称“打玻板”。片中的角色说啥英语，幻灯就打出相应的翻译文字，剧情变化了，即用意译汉字提示观众。因翻译很到位，观众一看就懂，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这种观影方式。据说那时的幻灯字幕还会时不时地来点“啥子”，“咋个的嘛”，“给他个不来气”之类的成都方言，让人忍俊不禁，这不仅拉近了外片与观众的距离，观众也享受到了电影内容本身所没有的乐趣。

抗战胜利后那几年，“智育”放映美国影片居多，且多以歌舞片、音乐片为主。当然像《人猿泰山》系列片（全部为演员饰演而非动画片），《天方夜谭》系列片因其上座率高，也会抓住机会安排放映。

那些年，“智育”时兴不对号入座的营运方式。不少观众总想早些入场占个好位子，于是每每前一场未完而后一场的观众就已经守候在门口了。影院一般在开映前10来分钟准许入场。只要院门一开，观众即蜂拥而入，去争占习称甲座的好位子。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先来先坐，先坐者还可为挤散了的亲朋好友占左右各一个空位。所占空位如果他人要来坐，占位的人会礼貌地道一声：“对不起，有人。”被婉言谢绝者都会理解，转身便去。但是，一到正片放映前几分钟，场内灯光熄灭，开始放幻灯广告时，如果你占着的空位还没人入座，这时你千万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得赶紧把位子让出去。这些规矩大家都懂，都会自觉遵守。

地下党的活动据点

由于罗仲麒先生体弱多病，1941年罗元俊正式接替父亲，全权对“智育”进行管理和经营。这年他20岁，风华正茂。

罗元俊上任不久。企业便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时期。除了经营好“智育”外，1944年，罗元俊还将位于东丁字街的华瀛大舞台改建为春熙电影院。1946年6月10日，成都市影剧商业同业公会改选，罗元俊被选为常务理事。1947年他又以巨资买下祠堂街东口毁于火灾的原新又新大戏院旧址，在废墟中重建戏院，取名锦屏大戏院，主演戏剧。

20世纪40年代的老成都共有14家影剧院，而由罗元俊直接经营的就有智育、蓉光（后来叫人民）、华瀛、春熙、锦屏5家。论实力、影响力雄踞成都同行业之首，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那些年，在设备不断更新方面，罗元俊尤其舍得下死功夫。1942年，先是启用西电公司的“明朗风”有声机，使放映技术，质量都上了一个台阶。紧接着于1946年又购置了美国产的“狄弗莱”放映机和与之配套的音响、整流器、橡皮银幕等，淘汰了原有的“明朗风”设备，并首家使用进口钢炭精棒作光源，放映的外国影片连人物的头发丝都清晰可见。双机交换时，机械自动截光，无重影，光苗稳定，整场电影放映如同一部机子映出。声光效果堪称全市之冠，誉满蓉城。因此，“智育”的上座率会明显要比其他影院高出一筹。“智育”设备更新之后，首映的影片是美国福斯公司彩色歌舞片《甜姐儿》。

罗元俊的亲戚中有不少人都是国民党的中上层人士，再加上他又高薪聘请了院务经理和几个公关人员，这些人与国民党和地方势力的关系很好，经常来往。因此对国民党当局强加于影剧院的不合理的费用摊派和某些刁难，如审查剧目、禁演进步电影等，他也敢于抵制。

表面上看，一般人都知道“智育”是一家人气甚旺的大电影院，可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是成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在筹建智育电影院的留法学生中，程子健是地下党员，曾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部长兼四川工委书记，代理特委书记。（解放后任西南局统战部部长、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程子健留法归国后，在成都需要一个公开的身份和职业进行地下活动，更需要一个安全秘密的活动场所，罗氏父子便安排他在智育电影院任院务经理。智育电影院也就成了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

当时在智育电影院的屏幕后面开通了一间有三道门的小屋，一道门通向观众席的楼厢，二道门通往电影院办公室，第三道门直通电影院的后门。来这里活动的同志随观众一起进出，丝毫不会引人注意，若中途遇到紧急情况，完全可以从后门撤离，非常安全又方便。国民党特务一直都没能察觉。罗家父子还经常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一次程子健说要去内江办点事，可“智育”与内江并无业务往来，去干啥？罗元俊当然明白。便关切的告诉他：最近内江的“气候”不好啊！一再叮嘱，多加小心，多带些经费。而对外，罗元俊却说是自己派程子健去内江开展新的业务。

1940年，罗元俊经地下党组织介绍，结识了苏联亚洲影片公司经理谢雅江。不久，智育便公开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苏联影片，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宣传。

罗元俊的影剧院还成为抗日讲演的场地。爱国将领冯玉祥和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侯方岳曾多次到智育电影院进行抗日救亡演说。

四十年代后期，罗元俊冒着风险上映美国影片《东京上空30秒》、《一门五虎》等反法西斯影片，国产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揭露国民党腐败的影片。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多次给罗元俊发恐吓信，并派特务进行骚扰。罗元俊一度被迫离家暂避风头。

1949年底成都临近解放，原成都市市长冷寅东在智育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市政府起义，宣布成都和平解放，并组织各界人士迎接解放军进城。之后，罗元俊积极主动支持军管会的工作，且以成都市影剧商业同业公会理事的身份，召开同业公会会员大会，倡议同仁们正常营业，不偷税，不抽资，团结起来和新中国共度难关。带头多交寒衣捐、淘河米，补交所得税。

1950年秋天，罗元俊被邀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百家私营企业模范工作者会议，“十一”国庆节，还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参加了国庆观礼。其间，与参会人员一道在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的接见，并一同照相留念。

轰动蓉城的“上海影人剧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文艺界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其中的上海影人剧团即是第一个从上海入川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这个剧团12月2日抵达成都，演出的主要场地就在智育电影院。

当时成都市民普遍没看过话剧（时称“文明戏”），加之灯光布景绝佳，大受欢迎。据说十天的戏票一小时就被抢购一空。造成如此火爆局面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剧团聚集了当时“明星”、“艺华”、“新华”、“联华”等电影公司之精英。有演《十字街头》、《神秘之花》而风靡全国的双栖演员白杨；有号称东方第一老太婆的吴茵；有被誉为“四大名丑”之一的谢添以及胡瑛、刘莉影、路曦等男女名演员三十余名。电影界老前辈蔡楚生指定著名编剧陈白尘、著名导演沈浮以及孟君谋为剧团常务理事，不设团长，而具体负责为陈白尘。剧团阵容十分强大，可谓人才济济。

难怪，剧团在智育西侧的益州旅馆下榻之后，市民便蜂拥而至，都想睹一睹明星的风采。新闻界的采访、报导、花絮也连连不断。当时的《新新新闻》曾以《看看白杨的人们》为题，报导说：智育门前，影迷长长短短，举首颦额欲哭无泪，狂热者相互曰：“看白杨去！”于是鱼贯而入益州，白杨房外，口水横飞，或曰：“我看见白杨了”，或曰：“我看见她的侧面了”。（《新新新闻》1937年12月7日）

在益州旅馆“要求签名的影迷络绎不绝，从清晨到晚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172页）面对这种热情，剧团实在难以招架，只好闭门不出。不得已，便在《新新新闻》刊登启事一则：“救亡演剧队自入川以来，承蒙各界人士热情接待，或设宴欢迎。即日起加紧排练，对各界招待如有方命（注：方命即违命）之处，请予原谅。”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待“智育”舞台改造扩建完毕便正式公演。演出的剧目有《卢沟桥之战》、《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等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观众如潮盛况空前。每场演出的气氛极其热烈，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融为一体，当剧情进行到日本鬼子野蛮暴行时，观众也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犹如身临其境，足见剧团演出的魅力。

此外，剧团还在“智育”上演过《汉奸》、《醉生梦死》、《日出》、《雷雨》等话剧。

然而，万万没想到演出不久，剧团竟遭毒手。当时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三番五次地下“条子”邀请白杨陪他喝咖啡，陪他跳舞。剧团以“团员除集体行动外，个人不得参加任何社交活动”这条“生活守则”予以拒绝。令这位司令脸面丢失殆尽而恼羞成怒，便寻机找茬儿闹事。

一日，剧团正在演《流民三千万》，这是一出反映东北沦陷以后，修筑机场的工人和日本鬼子进行斗争的戏。闭幕时，一轮红日在天幕上冉冉升起，这是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的来临。这时，严啸虎突然从观众席里站了起来大叫：“这个剧团是汉奸组织，日本的太阳旗都上台子了！”他一边喊，一边叫人封闭剧场，下令三天之内剧团离开成都。给出的所谓理由是：白杨是日本人，为日本人宣传演出。一出反映抗日的话剧，一个从事抗日救亡的剧团，就这样被严啸虎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真是千古奇冤！

为避免正面冲突，剧团的人只好从侧门撤出剧场。次日，成都文艺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在报纸上披露了严啸虎的丑恶行为。后来上海影人剧团被迫改名为成都剧社，演出也一直没有中断，只是观众所熟悉的剧人的名字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字，如：白杨改名为西门樱，谢添改了个怪名叫西门辣雯，沈浮改名叫俞子之，吴茵改名叫温慈……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名字相继出笼，叫人啼笑皆非，令人心寒！

这个剧团在成都不过一年时间，但她却彻底激发了成都人看话剧的热情，话剧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入成都市民的生活。对明星和话剧的热情也影响到市民的生活，据说剧团公演《日出》之后，当时不少新婚夫妇置办结婚礼服时，新娘指名要照白杨在剧中扮演陈白露所穿的晚礼服样式制作，新郎则坚决要用谢添在饰演张乔治时所戴的那种礼帽。

好玩儿的谢添

活跃在“智育”舞台上的“上海影人剧团”的谢添，不用说绝对是成都观众最喜爱的演员之一。尤其是他在《雷雨》中扮演周朴园，《日出》中扮演张乔治，表演非常出色抢眼，给成都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雷雨》中他扮演的周朴园和别人演得不同，他不是把周朴园演成内心和外表一样坏，而是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周朴园一副慈善的样子，在剧情发展到最后结局时，让人感到周朴园的“善”完全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恶”。他的这种表现得到了导演的肯定，更得到观众的好评。难怪《雷雨》这戏一公演就火得不得了，几乎演了上百场。

有意思的是，在智育舞台戏里戏外，谢添还曾有过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当时“智育电影院”演话剧的舞台是临时改造和扩建的，非常简陋，舞台的地板上全是木头缝儿，别人演戏的时候，谢添就在台板底下，用小棍往上捅人家的脚心。舞台边沿上每每有头排观众放着茶杯。有一回戏演到中途，谢添嗓子发干，便趁着灯光转暗的时候，偷偷地喝过一次观众的茶。待灯光亮后，台下观众为找茶杯还发生了不小的骚动。年轻的谢添就这样爱来点恶作剧，兴许这与他儿时就特别崇拜卓别林，且爱模仿表演卓别林的天性不无关系吧！

在演《日出》那段日子里，有一天一帮国民党兵来到剧团，说《日出》好看得很啊，非让给他们演一场。但那天演陈白露的白杨病了，没到剧团来，谢添等人就向这帮大兵解释，说女主角病了，人不齐，演不成。可这帮人胡搅蛮缠，今天是非看不可！这帮当兵的不好惹，怕闹下去吃亏，便答应给他们演。

没有陈白露，《日出》怎么演？谢添回忆说：反正这个戏我们也演熟了，陈白露的好多台词，别人也能记住一点儿，就看我们几个老爷们儿在台上折腾开了。

凡是有陈白露不可的地方，就由别人代劳说“白露刚才说啦，如何……如何……”说了一堆陈白露的词。

电话一响，“喂！找陈白露呀，告诉你，她不在，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又讲了一段陈白露的事儿。

谢添说，就这样我们演了一场没有陈白露的《日出》。本来是演三个钟头的戏，我们只用了半小时就演完了，这场戏要是让懂行的人看了，准能把鼻子给气歪咯！

后来剧团散了，演员们纷纷离去。可谢添却仍在这里做最后的坚守，当然不是为演戏，而是干些为影院画电影海报，为报刊写一些影讯文字一类的工作。

那时谢添对苏联电影很感兴趣。看了《夏伯阳》非常激动，感觉苏联的演员太棒了！便要为《夏伯阳》画电影海报。他觉得最能表现夏伯阳性格特征的画面是：在战场夏伯阳一手指着前方，指挥着机枪射手向白匪射击。他就用了夏伯阳的这个非常帅的动作为人物形象，画出了高3米多，宽5米多的巨幅海报。因为海报上夏伯阳的形象非常有气势，很多人走到它前面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抬起头来看一看……读《谢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一书，尚可见到《夏伯阳》海报照片一张，海报旁边便是年轻英俊的谢添。

在没有剧团演戏的时候，谢添在智育电影院有了可挣钱糊口的地方，但他自言“贼心不死”，没事坐在电影院里看着别人演的电影，就想起自己在摄影棚的情景，想起舞台上的演出，想起和自己一起演戏的朋友。在“智育”打工约有半年的时间吧，拍片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便告别了这里，去了从西安迁至成都的“西北影业公司”，依旧干起了拍电影的老本行。

贺龙叶圣陶在此看电影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逃离成都，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顷刻瓦解。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史册上把这一天定为“成都解放日”。30日，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入夜，各种军民联欢晚会在市区各影剧院、公园、街头举行，欢快悠扬的歌声此起彼伏。

1950年元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也是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第三天，贺龙来到智育电影院，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向在成都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贺年致意。会后少不了放场电影娱乐一番，但当时非常紧缺的革命影片尚未调拨运至成都，只好放映属于国民党政权时代”才子佳人”之类的《皆大欢喜》。如果不是为了陪伴起义将领，他会起身拂袖而去。电影终于在吹吹打打的锣鼓声中结束了。

1950年1月9日，由共产党组织摄制的影片拷贝，运抵成都。12日智育电影院隆重献映第一部解放区影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市民欢呼雀跃，以能先睹为荣。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智育电影院看电影，是在抗战期间。《叶圣陶日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八日（星期日）记载：

晨起，二官三官倡议看电影，遂同入城，至智育影戏院。看苏联影片《夏夜》，系本哥戈里小说改编者。本事似平常，而彩色摄乡野园林之夜景，绝美。散场……李渔初、冯月樵留饭，饮黄酒。三时至陕西街，小坐即归。

接地气的电影院

1950年至1979年，成都的电影院票价一直都是甲票2角5，乙票2角，今天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那些年市民收入普遍都低，不是人人都敢经常性地到电影院来消费的。尤其对不少家境贫寒的人来说，进电影院更是一种奢望。电影票价倘若再低点该多好啊！

别说，上世纪50年代真还有家接地气的智育电影院就了却了老百姓低票价的心愿呢！到智育看电影，票价通常是其他影院票价的五、六折，甚至还有票价更低的儿童票。票价何以低廉呢？原来当时它是专放旧电影的影院。举两个例：1956年6月，其他电影院都在放新片《绝代佳人》、《牛虻》，唯独“智育”在放旧片《新儿女英雄传》、《鸡毛信》、《平原游击队》、《白毛女》。

1957年5月四川电影院、人民电影院等多数影院均在放新片《铁道游击队》、《祝福》、《家》、《国庆十点钟》《不拘小节的人》……而智育却在放《上饶集中营》、《夏伯阳》、《生的权利》、《山间铃响马帮来》、《驯虎女郎》一类的旧片。放旧片，片租低，票价相应也低，这就使得更多低收入者能得到娱乐和精神享受。记忆犹新的是，那些年我还是个初中娃，仅花了2角4分钱，就在“智育”美美地看上了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上下集。虽然我看的是别人早就欣赏过的影片，但自己没看过，于己而言其实就是新片，照样的赏心悦目。特别是片中的《流浪者之歌》、《丽达之歌》太动听了，令我如痴如醉，以至于后来我硬是扯起嗓子吼了好多天。

然而，很遗憾！大约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智育电影院”就不复存在了。其址改建成红旗剧场，成了成都市歌舞团、成都市话剧团的演出场地。在这里，我看过歌剧《洪湖赤卫队》和一些音乐舞蹈节目。我所供职的单位还专门组织职工到这里来看过《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反映阶级斗争一类的话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红旗剧场也没有了，华丽转身变成了如今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大楼中还有个“王府井电影城”，但票价高，令我等老年人望而却步。进去看的多是些年轻人。兴许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里：正是当年那个卖低价电影票的智育电影院的旧址之所在。

大概是缘分吧，就在智育电影院销声匿迹30年之后，我有幸结识了罗元俊先生。初次谋面是在1992年。那年武侯区工商联（商会）成立之际，他身为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成都市总商会）会长前来武侯区祝贺，指导工作。我同他握手后，有同仁告诉我，他就是当年“智育”的老板。这时的罗元俊年届古稀，身体稍微有些发福，但精神矍铄。

后来，我多次到成都市工商联出席会议，并多次聆听过他的讲话。记忆中，他讲话语速不快，也不慢，没有官腔，也无套话，言简意赅，多是围绕着“增添正能量”，工商联（商会）该当如何大有作为一类的话题而展开、娓娓道来，让我这个跨入工商联界工作的新手受益匪浅。

那时，成都市工商联就在大慈寺旁边，与“智育电影院”旧址近在咫尺。后来市工商联迁走。2004年5月1日，罗元俊先生的一生落下帷幕，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智育电影院，“启迪民智，辅助教育”的办院宗旨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主要参阅文献：

1.《成都市电影志》63页至65页

2.成都市工商联、成都市总商会编《飞越百年·罗元俊与老成都的影剧业》

3.《谢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

4.1956年6月、1957年5月《四川日报》等。

5.《贺龙与四川》1998年5月第一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6.《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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