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鉴（1873年，或1868年—1933年），字炯斋，浙江钱塘人。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江西学政、资政院议员、诸史馆纂修。有《唐写本经典释文校语》、《补晋书经籍志》、《含嘉室自订年谱》等书；刘承干（1882年—1963年），字贞一（一曰字翰怡），浙江吴兴人。清末为候补内务府卿，是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主要著作有《海东金石苑补遗》、《周易正义校勘记》等。书前有两人分别撰写的《序》集中地表明了两人的注史原则。这种注史工作是分十个方面进行的：一溯源，二捃逸，三辨例，四正误，五削繁，六考异，七表微，八补阙，九广证，十存疑。注者所比拟和追寻的的目标是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三国志注》的注史工作被清代学者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晋书斠注》对于《三国志注》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史注体史书发展的若干联系。和裴注相比，《斠注》的特异之处主要体现在溯源、削繁、广证三个方面。溯源就是追寻唐修《晋书》的史源，从史料的来源着手。削繁就是指出应该删除重复和记载枝蔓之处，这点在史书的注释中是难能可贵的。广证就是运用一切材料尤其是20世纪新发现的史料包括域外的史料，对唐修《晋书》及其史源进行广泛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