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省矿产地质调查中心与有关文物部门，共同开展的“唐昭陵地下遗址精细探测与虚拟景观再现示范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本次探测项目是国内首次利用地质科技手段探测“因山为陵”的帝陵，主要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致推测出墓道口位置，以及昭陵地宫的结构。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将考察结果与史料记载的人类活动进行对比，开展了初步的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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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昭陵位于陕西礼泉县东北部约22.5公里的九嵕山上，九嵕山海拔1224米，是唐十八陵中海拔最高的陵园。

唐太宗生前选定九嵕山作为陵址，贞观十年（637年）葬长孙皇后前就开始了陵园营建，贞观二十三年（650年）葬太宗后大规模的营建基本结束，历时13年。此后在高宗永徽初年雕琢“十四国藩君长”，德宗贞元年间，昭陵又有所扩建。

依照封土形式，唐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积土为陵，另一种是因山为陵。唐十八陵，十四座是“因山为陵”的形式，利用自然山势，于山南开凿墓室，以山为坟丘。其中，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是第一座。

唐太宗制《九嵕山卜陵诏》，号召功臣密戚陪葬，使得昭陵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礼制严格的陪葬陵园。因此昭陵大体可以分为主陵与陪葬陵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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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主陵陵园地面的重要建筑群遗址有三处，分别是九嵕山南侧偏东山梁下的南司马门及献殿遗址，西南侧台地上的寝宫遗址，以及北侧山坡的北司马门遗址，此外还有山腰南侧和东侧的石窑、石室遗迹。

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具有考古学意义的调查始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关野贞、足立喜六都曾记录过北司马门后来被破坏的遗迹，并留下珍贵的照片。1982年，昭陵博物馆对北司马门遗址作了勘察和试掘，辨识出唐代门阙，也找出了清代的砖砌围墙。

■ 昭陵北司马门遗址 |图源：澎湃新闻

直到200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考古研究所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和清理，才全面揭露了明清时期的祭祀建筑遗址，也初步揭示出唐代北司马门建筑遗址的总体布局。出土了著名的“昭陵六骏”的石雕残块，及“十四国蕃君长”石雕，其中2件马腿部残块与当时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青骓”与“什伐赤”两匹浮雕马的残损部位相拼接。

昭陵六骏的石刻原型是唐太宗李世民辅佐高祖李渊，平定四海、建国立邦、巩固王朝政权时所乘的坐骑，分别名为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整组石雕有明显的纪功宣威的意义，雕刻技艺精湛，代表了唐代陵墓石刻的最高水平。如今，昭陵六骏中四件，作为镇馆之宝藏于碑林博物馆，而“飒露紫”“拳毛騧”则于1912年被盗运出国，如今收藏于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大学博物馆里。

■ 昭陵六骏 |图源：昭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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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省考古所与德国美因兹博物馆联合，再度考察昭陵。根据历史记载与当时的现场勘测，认为墓道口位于临时安厝长孙皇后的石室上部山顶附近。而张健琳等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昭陵墓道口位于九嵕山南坡。

2020-2021年间实施的唐昭陵探测项目，是国内首次利用地质科技手段探测“因山为陵”的帝陵。此前陕西省矿产地质调查中心等研究机构的学者，对韦贵妃墓的综合地球物理探测研究，确定了韦贵妃墓地下墓室的位置和结构，为本次主陵探测提供了依据。韦贵妃墓是唐昭陵众多陪葬墓中，离主陵最近、形制级别最高的陪葬墓，也是唯一一座被发掘清理的唐代“因山为陵”墓葬。

本次昭陵地宫探测项目利用一系列地质科技手段，结合对地表历史遗迹的调查，推断出墓道口位于主陵南坡半山腰，方位上处于南北司马门连线以西。在墓道位置一带发现了十多处孔眼遗迹，开凿较深，与史书记载完全吻合，是历次考古调查未发现的。与此同时，推测出地宫甬道120米长，墓道10米，总计130米，与史书《唐会要》记载的深75丈（约240米）相差许多。地宫总长35米，宽26米，高约10米，天圆地方，分东西两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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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昭陵是否被盗，此前学界众说纷纭。

在史料的记录中，关于昭陵被盗的内容最早出自《旧五代史·卷七三唐书四九》。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昭陵陵区的管理也处于失控状态。根据记载：“温韬，华园人，少为盗……为耀州节度，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记如新。”

此次勘探结果与史料记载有异。地质雷达、高密度电法结果均显示墓道一带，地表无明显的局部异常，再加上考古学家对推测出的墓道口山梁位置进行了数次地面调查，都没有发现扰动和开挖的痕迹。扫描结果也显示甬道结构完整，推测出昭陵至今未被盗扰，也就是说温韬也从未进入过地宫。传说王羲之《兰亭序》原本就在地宫。

地宫墓室内部也结构完整，内部是的空洞，说明此前没有因地质灾害发生过坍塌。

同时也开展了土壤汞量地球化学测量工作，发现汞元素异常出现，有的地方与秦皇陵地宫测量的汞含量最大值接近。

■昭陵航拍图 | 图源：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

但也有网友发现，本次互联网上流传的报告采取的是“推测”“推断”这样的用语，正式考古报告也从未正式发布，因此对于墓道口位于5号石室上方这样的关键信息，采取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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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昭陵大概率没有被盗一事，博物馆馆长李浪涛先生此前也早在互联网上发表过看法，当时他也明确表示，不会试掘昭陵墓道口，也不会公布结果。

按照我国现行文物工作的基本方针，对于帝王陵墓依然是“不主动发掘”的原则，“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这样的文物保护理念源于1950年代明定陵挖掘带来的惨痛教训。当时包括郭沫若、沈雁冰、吴晗在内的一批文化官员都提出明长陵发掘计划，因规模太大、难度太高，选定了规模较小的定陵进行试掘。因缺乏经验，存在技术难题，当时该计划遭到包括郑振铎、夏鼐在内的考古学界人士的反对，但是并未奏效。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在过去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当时地宫打开后，不少有机质的珍贵随葬品，如丝织品等，在接触到空气后出现了霉变、板结、损坏严重的问题，一位皇帝两位皇后的棺椁也被人遗弃毁坏，遗骨也在之后的运动中被烧毁。

乾陵是唐十八陵中主墓保存最完好，也是没有被盗扰的帝陵。在1958年，当地农民无意炸出墓道口后，陕西省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计划发掘，但当时距离定陵挖掘悲剧不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出“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的批示，乾陵的发掘方才作罢。上世纪90年代，石兴邦先生提议下，也曾动议过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乾陵司马道 | 图源：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

因此，如果细数考古挖掘过的帝王陵墓，迄今为止只有殷墟商王陵墓与明定陵。海昏侯墓和隋炀帝墓的主动挖掘，也是因为陵墓被盗或在基建过程中偶然发现，从而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在历史、考古学领域，帝陵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古代所有的丧葬活动中，帝陵是数量最少最特殊的一种，却是各个朝代礼仪制度的典范。帝陵的排列、陵园布置、建筑石刻的样式，以及背后的丧葬观念、习俗、礼仪、制度，甚至带有个性化的奢华与节俭，都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各类墓葬的基本面貌和演变。

正如沈睿文教授在《唐陵的布局》序言中说的那样：我们无法看清遥远的历史的每一条纹路，考古试图做出各种漂亮的拼图，有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但精彩的假说，无论是对是错，都是智慧的产物。

出于朴素的愿望，大家在说无论是昭陵还是乾陵如果能主动考古发掘，并对外展览展示，对陕西旅游发展带来的轰动效应。但本着尊重历史，敬畏传统，秉承着保护文物的原则，对于帝王陵，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如何把保护好、管理好，把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传承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