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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的功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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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凤

冯梦龙(1574—1646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字犹龙,号龙子犹,苏州人。谈及儒家的人生理想,最高级的莫过于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冯梦龙的“立言”广为人知,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誉为古代白话小说先驱、通俗文学泰斗,有3000多万字的著作存留于世,其《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被称为“三言”。然而,说到他的“立德”“立功”,知之者便甚少了。

冯梦龙早慧又不失勤奋,自少年便博学多识、颇负盛名。然而,或许是命运与他开了玩笑,虽然花费了大把的时间志于科举,但他屡考屡败,直到57岁才被补为岁贡,58岁就任丹徒县(今镇江丹徒区)训导,到崇祯七年(1634年),61岁的冯梦龙被任命为福建寿宁县知县。

寿令可为 亦不可为

按照常人的理解,年过花甲的冯梦龙早已过了一个人事业的黄金期,况且是去乡千里,到一个偏远贫穷的闽东小县为官,过几年明哲保身的日子混到退休就可以了,可他却是怀抱理想而来。寿宁地处万山之中,西连武夷山脉的洞宫山,北接雁荡山,境内崇山显壑,峭壁峡谷,山环水绕,可谓是“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冯梦龙不顾年事已高,“下车即稔知瘠土”,登山涉水,克服了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等诸多困难,深入细致地调查了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状况,细致观察了全县田地、物产的特点和民间耕作、种菜、捕鱼、建屋乃至葬墓等情况。

他自己说“寿令可为亦不可为”,其实“可为”说的是寿宁的基础差、底子薄,能够提升改进的空间不小。而“不可为”则是说他虽然怀抱仁政理想,但彼时的社会背景和困窘的现实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寿宁县当时的总人口有11900余人,而全县的赋税总共也就4800两银子,其中还要有起解(押送税银上缴)1600多两。事实上,冯梦龙一到任就面临着前任县令上千两银子的亏空。更严重的是,他身处大明末期,朝廷外有后金的威胁,内有农民起义,可以说是“中外势逢交困之会,虏寇患切剥肤之时”。原本各种社会矛盾就在日益激化,朝廷又开支巨大,不断以各种名目增收赋税,《寿宁待志》中记录的有时间、有数目、有根据、来自朝廷追加的赋税,名目繁多,不下十几种。这都大大增加了冯县令的工作难度。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冯梦龙没有像以往的县令那样修缮县衙,置买用具,风光亮相,而是悄悄地走马上任。

政平讼理 勤勉不辍

作为一个文学家,冯梦龙可以在创作中恣意飞扬、驰骋想象,而当他作为一个知县,面对百废待兴的寿宁时,眼前却是许多现实的棘手问题,必须一件件加以解决落实。冯梦龙勤政,闽地名士徐火勃在《寿宁冯父母诗序》中称他“早起坐堂皇,理钱谷,薄册书一刻可了”,“政平讼理,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

上任伊始,冯梦龙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寿宁的虎患。寿宁地处险要,林密山高,老虎频频出没,乡民皆是惶惶度日。冯梦龙亲力亲为,带着衙役去寻找捕虎能人,并捐出自己的俸禄用于此事,半年后,连毙三虎,虎患绝迹。随后,冯梦龙又募集银两,动员民众凿山石、重立谯楼,修城墙,筑关隘,训练民兵,加强武备。看到百姓饮水和灌溉的困难,他又组织人员在城边的大溪中筑堤建坝,因势利导,引流入城后解决了人们用水的困难。这些工程,都是有益寿宁百年的大事。

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年过花甲的冯梦龙来说,他从不满足于坐堂问政理事,而是每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冯梦龙对于当时的时政洞察秋毫,他曾总结说:“大明最为害民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戚,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正因如此,他对身边的吏役管之紧,戒之严,察之详。崇祯八年(1635年),任知县第二年的冯梦龙开始着手减轻徭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政简刑清,并亲自讲解儒学经典、传授科举之道,传播儒家无讼思想,从道德教化上消除民间纠纷隐患,预防社会矛盾发生。

但凡做事,冯梦龙都坚持不图虚名。为了兴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写下了如何耕田、如何治水、如何施肥、如何育种的指导性“衙规”。

君子化民成俗。彼时寿宁“重男轻女”“生女则溺之”的陋习普遍,导致寿宁性别比例失衡,全县有男子6400多人,女性只有5500余人。对此,冯梦龙亲自执笔,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写下《禁溺女告示》,命书吏抄写了几十份,盖上大红官印,派衙役们到全县各村去张贴宣传,并严格执行《禁溺女告示》规定的内容,在广而告之的同时一边设厉禁,一边捐俸以赏收养者,可谓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严之以法。从此,寿宁溺女之风渐息。

此外,当时寿宁民众普遍“信巫不信医,每病必召巫师迎神”,很多人因此延误了治疗,使病情加重甚至丧命,还因钱财的损失使家庭陷入困境。对此,冯梦龙“示禁且捐俸施药”,慢慢改变了大家的认知习惯和行为习惯。

遇民以恩 待士有礼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冯梦龙编撰完成了5万多字的《寿宁待志》,内容涉及寿宁的交通地理、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自然灾害等各个方面,书中大量篇幅是冯梦龙宦寿期间的思想实录。那么,它又为何会被命名为“待志”呢?孔夫子曾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冯梦龙正是认识到自己的看法难免有局限性,宁“逊焉而待”而不使“有讹焉”,所以才说“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他期待后人能够继续补充完善这部作品,这无疑也体现了他谦虚谨慎、不慕虚名的君子人格。

冯梦龙是一个充满真挚感情的人,他曾在自己的《情史》序中明确提出“立情教”的主张,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对于寿宁百姓,他亦是充满深情真情。他本着“一念为民之心”“不求名而求实”的态度,“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坚信“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

因为这一份拳拳之情,冯梦龙不仅从不假公济私,反而常常是以私廓公。做了4年寿宁父母官,每遇急难,他总是把自己的薪俸捐出为民做好事——重修学宫缺少大木,得知有人出售,他便“捐俸代输,伐其木”;遇到百姓无钱买药,他便“捐俸施药”;适逢兴修关圣庙,他又“少佐俸资”……直到离任临走时,他仍惦记着县学没有修复完善。在想方设法筹到一笔助学的银子后,他自己又捐出俸银20多两,亲自落实维修堂宇,重建学门,把学宫内外修葺一新。要知道,那时的冯梦龙已经65岁了,他所做的一切早已不是为获得升迁,鞠躬尽瘁只是为了自己的心安。这样一位“情教教主”,以百姓心为心,他的一切有为都源于对百姓深厚的仁爱。

在冯梦龙之前,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寿宁曾有一位受人爱戴的清官县令名叫戴镗。为了纪念戴镗,冯梦龙在寿宁私署边一株百年梅树旁建了一个小亭,取名“戴清亭”,站在亭中可以眺望整个寿宁城。

顾名思义,“戴清亭”是冯梦龙用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他要以戴镗为榜样,做个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好官。亭子一建好,冯梦龙便赋诗一首,其中有“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一句,正是他如梅花般高洁情操的真实写照。

清乾隆《福宁府志·寿宁循吏》评价冯梦龙“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事实上,冯梦龙在寿宁任知县时,始终把唯一的儿子冯焴带在身边,以编书代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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