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诸葛亮为何前后形象差距大?原因：兼顾民间和官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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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文章中说到在《三国演义》一书中，诸葛亮这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典型的前后性格差别，即“蜀汉”建国前的“军师”诸葛亮与建国后的丞相诸葛亮在性格上的某些不一致，究竟为什么会产生的呢？

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1、历史发展的影响因素

《三国演义》在描写诸葛亮艺术形象时，曾经参考过历史事实，而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活动正处在蜀汉刘氏集团的兴盛和趋向衰落的不同阶段。这势必要反映到小说中来。

于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这个艺术形象，便随着刘备集团在历史上的发展而被写成为不可战胜的智慧与力量的象征，又随着蜀汉政权在历史上趋向衰落而被写得苍白无力，所以出现了性格上的前后差别。

的确，直接受到历史事实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其实际情形又还远非如此简单。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虽然以历史为题材，但毕竟不是历史书，而是一部艺术作品。

历史题材作品，是作家（包括民间作家）在自己的头脑中对历史事实进行重新熔铸或再创造的产物。

从总体上看，历史事实不可避免地对作家塑造诸葛亮这个形象时带来了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对于小说人物诸葛亮各个不同时期的具体描写却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

也就是说，在小说中处于不同阶段的诸葛亮形象所受到历史的影响，则存在着或深或浅，或强或弱，甚至于或有或无，是很不一致的。

不仅如此，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小说在长期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三国演义》所写的诸葛亮故事则有不少并非历史上的事实，而出自后人传说附会的不断积累和提炼。

可见，艺术形象诸葛亮与其历史原型之间是不能刻板等同的。

以《三国志平话》来与《三国演义》相比较，诸葛亮形象在“做什么”方面的基本内容相同。

尽管《三国志平话》故事粗略而虚诞，但与《三国演义》一样，都是以三国的历史故事为题材，都以极大的同情来写诸葛亮的一生，而且也都写了诸葛亮病死五丈原的最终结局。

至于在“怎样做”问题上却有所不同，因而人物性格便随之出现差别。

显然，《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与《三国演义》是并不相同的。如果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蜀汉”建国前作为刘备的“军师”，与《三国志平话》还有某些相似之处，那么“蜀汉”建国后的丞相诸葛亮形象则大为不然。

《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形象所表现出始终如一的不可战胜的智慧光辉和积极乐观主义精神，却在《三国演义》丞相诸葛亮身上黯然消散了。

可见，历史故事人物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其形象并不都只有一种固定的面孔，而由于作者对题材的不同处理，人物性格也往往因之具有不尽相同的特点。

“神机妙算”的军师诸葛亮与忧伤谨慎的丞相诸葛亮形象的神情风貌存在差异，在《三国演义》中，尽管难以找出其间某些性格改变的内在必然逻辑联系，然而我们却能从这些差别中看到各自的投影。

历史人物诸葛亮是一个“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奇谋为短”，而素以“一生唯谨慎”著称的“原不过小心谨慎之人”；但《三国志平话》以及元代后期与元明间杂剧中的诸葛亮，则是一个具有神话般本领、神仙般风度而智谋无比的军师。

这两者面目相异的诸葛亮，在性格上尽管各都有所发展而又无前后不一致，却完全是两类迥然不同的人物。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三国演义》中“蜀汉”建国后的丞相诸葛亮性格比较接近于历史人物，而与《三国志平话》等大相径庭；其“蜀汉”建国前的军师诸葛亮性格却相似于讲史《三国志平话》以及元代后期、元明间杂剧中的形象，而同历史原型差异殊甚。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性格差别的复杂现象，主要是由于两种不同思想在艺术作品中反映的结果。

出于这部历史小说的成书既经过了民间传说创作的漫长阶段，最后罗贯中写成时又尽量地参考了历史记载，因此《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这个英雄性格既是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某些情绪和要求，又掺入大一统的君君臣臣的思想。这种反映和渗透在诸葛亮性格的前期和后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不过，“军师”诸葛亮性格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而丞相诸葛亮则主要是作者较多地按照大一统思想去塑造的结果。

2、民间的愿望

从形象的具体描写来看，“蜀汉”建国前诸葛亮的某些言行，反映了人民的一定思想愿望和要求。

“军师”诸葛亮大一统的思想意识并不像后来那样浓厚和强烈，而且有的言行也不甚合于专制统治的规范。

《三国演义》卷十一《周瑜南郡战曹仁》写诸葛亮在周瑜来谈判“取南郡”时，说道：

“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先尽东吴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是也，有何不可哉！”

取得南郡等城以后，诸葛亮驳斥前来索讨的鲁肃时又说道：

“自三皇五帝开天立极以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军师”诸葛亮两次明确地以此作为刘备集团抢夺地盘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

前者认为刘备与东吴同样具有“取南郡”的资格，后者进而指出刘备作为汉室宗亲，“赤壁破曹兵”时“多负勤劳”，更有理由占据荆州。

“军师”诸葛亮这些话的意思，还比较完整地体现于他后来所默契的张松说词中。

张松援引“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之语而以劝刘备取西川时，首先强调天下者“惟有德者居之”，然后又说刘备“何况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即帝位亦不分外”。

张松所说与诸葛亮的意见完全一致：

天下不再是汉献帝“一人之天下”，应由“有德者”取得，而刘备具有既是“汉室宗亲”又“仁义充塞乎四海”这两个得天下的条件，但后者条件更加重要。

所以，“军师”诸葛亮既在舌战群儒时指出曹操“久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恶之”而不当由他取天下；又以荆州刘表与西川刘璋为实现取天下计划的首要目标，面尽管他们作为“汉室宗亲”的世系要比刘备近得多。

可见，“军师”诸葛亮“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虽有局限，但毕竟闪烁着古代民主性的光辉，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再看“军师”诸葛亮与刘备之间的关系，尽管并无诸如元杂剧中刘备向诸葛亮下跪之类的描写，但是他们在《三国演义》中也不存在尊卑森严的封建等级，而是一种平起平坐的伙伴关系。

例如卷八《诸葛亮火烧新野》写曹军攻新野到达鹊尾坡前，许褚听得山上大吹大擂而引军来看时：

“只见山岭上一簇旌旗丛中，两把伞盖：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对坐饮酒。”

写刘备、诸葛亮两人一齐为赤壁得胜诸将贺功。

再如卷十一《周瑜定计取荆州》写东吴因刘琦病亡而遣鲁肃来吊丧时，代表周瑜向刘备和诸葛亮“再三申敬”，“玄德、孔明起身称谢，收了礼物，置酒相待”。

刘备与诸葛亮在吴人眼中是两位一体的，所以鲁肃代表周瑜一并致敬，而他们二人也一齐“称谢”。如此等等，都表现“军师”诸葛亮与主公刘备并驾齐驱。

郑振铎说：

“羽扇纶巾”的诸葛，结果竟成了一位绝类替天行道的山大王伙伴中的军师，其作俑当始于罗氏的此书。“诸葛一生唯谨慎”，谁还想到了这一句话呢！当他们读完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

郑氏所说罗贯中始作俑虽未确，但是“蜀汉”建国前的“军师”诸葛亮“绝类替天行道的山大王伙伴中的军师”倒也是事实。

《三国演义》写“军师”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类似于梁山农民起义军内部关系，无疑是对统治阶级主尊臣卑等级思想的重大突破，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民主与平等的愿望与要求。

3、符合于统治阶级的要求

但是，丞相诸葛亮则可以说是统治阶级主尊臣卑的道德典范。

他的言行并不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思想出发的，却主要是为了报答刘备托孤之重而表现为“忠贞之节”。

他自称南征，是为了“报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任也”；北伐，乃履行自己“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他对后主说：

“先君以陛下付托与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时时不忘先帝刘备，处处尽忠于后主朝廷。

丞相诸葛亮以辅君国国、安汉兴刘为己任。

所以，他在南征中遇毒泉而乞求伏波庙神时说：

“万望尊神念汉朝大事之重，通灵显圣，护之！佑之！”

在初出祁山而与魏臣王朗对阵时又说：“今日幸吾尚在，乃天意不绝炎汉也。”

他的思想是与“军师”诸葛亮不同的。

至于丞相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完全自觉遵循“君君臣臣”统治的严格等级秩序。他一直口口声声自称“臣”、“臣亮”、“臣之罪”、“臣该万死”，恭呼刘备父子“陛下”，而丝毫没有“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那样的“山大王伙伴”气息。

刘备病危时，他到永安宫便“慌忙拜伏于龙榻之下”；刘备托孤时，他又“手足失措，泣拜于地”，表示“臣等尽施犬马之劳”，“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言讫以头叩地，两目流血”。

而刘备对丞相诸葛亮有时辞色却颇为严峻。

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写他上表劝谏伐吴时：

先主看毕，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再谏者插剑为令！”

这个对丞相诸葛亮又是“掷表于地”又是“插剑为令”的先主，以前对军师诸葛亮从未有过如此威严，而一直在他面前自称“刘备”、“备”、“吾”，尊他为“先生”、“公”、“君”、“军师”，表示“孔明是吾之师，顷刻不可相离”，凡战事而必先奉问“先生将何策以退之”。

虽然，丞相诸葛亮被尊为后主的“相父”，但是他始终恪守臣下居卑之礼，丝毫不敢非份的僭越或稍有怠慢。

后来，丞相诸葛亮南征班师回成都，卷十九《孔明秋夜祭泸水》写他见后主出迎时，又是：

“慌忙下车，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蛮方，使主上怀忧，臣之罪也：’”

可见丞相诸葛亮不仅在思想上，而且礼仪行动上对年幼无知的后主刘禅也都始终极尽其臣下之忠节。

凡此种种，这些不见于“军师”诸葛亮的描写，表明丞相诸葛亮的思想行为是符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

4、前期诸葛亮形象与《三国志平话》

“蜀汉”建国前诸葛亮故事情节，多浸透着人民群众思想愿望的民间传说、平话与杂剧等材料来改编和重新创作的，所以“军师”诸葛亮所表现的封建性也远比他后来淡薄。

《三国演义》所写的诸葛亮故事，既取材于历史记载，又来源于民间传说。这种情形在诸葛亮活动的前期故事和后期故事中都存在着，不过其数量之多寡、程度之轻重却大有差别。

今考“军师”的活动，直接出自历史记载的，仅有隆中对策、计救刘琦、使吴说孙权等数端，而《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等则有大量故事可据以改编。

除计救刘琦事完全来自《三国志》外，《三国演义》中“军师”诸葛亮的基本故事，几乎都可以从平话、杂剧中找得到渊源。

博望烧屯、智说周瑜、草船借箭、祭风、智算华容道、取南郡（一气周瑜）、傍略四郡、二气周瑜、三气周瑜、定计捉张任和智取汉中等等，《三国演义》均据《三国志平话》、杂剧以及其他民间故事改编或重新创作的。

至于有的故事虽见于史籍记载如三顾茅庐等，但是具体描写则来自民间艺人的创造，不过作者又参考历史而加以厘定罢了。

军师诸葛亮故事真正完全直接出自历史记载的情节，确实只有个别的。

正是如此、由于《三国演义》在“蜀汉”建国前“军师”诸葛亮的形象描写中，大量汲取民间（包括接近民间的下层知识分子)创作的丰富思想养份与故事素材，所以其人物性格上就必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当时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而尽管这种思想反映在不同故事情节中是很不均衡的。

5、后期诸葛亮形象与《三国志》

至于“蜀汉”建国以后的丞相诸葛亮故事，虽然也有民间传说成份，但是正史、杂史上的记载比较详尽，足可为《三国演义》重新创作时所资取或考订。

例如前第七章第二节所叙的六出祁山故事，《三国志平话》写诸葛亮只在剑关、街亭两地，跟司马懿一人斗争，时间与地点错乱，情节也十分荒诞；而《三国演义》则大体上参考了《三国志·诸葛亮传》等史料来进行再创作的。

又如丞相诸葛亮暗中指使的难张温秦宓论天故事，则直接出于《三国志·秦宓传》。

此外，再从《三国演义》所录封建性较强的表启文字与其他议论情况来看，丞相诸葛亮这方面的言论文字比“军师”诸葛亮多，而且其中直接出于史籍的记载也很不少。

(一)来源于载籍的诸葛亮表启文字。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蜀汉”建国以前与以后的诸葛亮都有表启。

诸葛亮表启十六件，其中劝进刘备称帝以后十二件、有载籍可考者十件（内二件，史有其事，但未见原文），此前四件、有载籍可考者三件。

丞相诸葛亮不仅表启数量多，而且封建思想更为浓厚。

例如：

“臣亮亲受（先帝）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请宣大行皇帝遗诏表》)，“臣不胜惭愧，俯伏待命”（《街亭自贬疏》)，“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与吴主孙权书》)，“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临终遗表》)等等，都充斥着封建忠君思想。

(二）出自史籍记载的诸葛亮议论。

《三国演义》所写的“军师”诸葛亮与丞相诸葛亮，都有引录或改编历史记载的重要议论，不过丞相诸葛亮这方面的议论更多些。

以下例举诸葛亮在劝进刘备即位后的某些言论，足可考见其与历史记载的密切关系。

卷十六《汉中王成都称帝》写诸葛亮托病而劝说刘备称帝之语，乃据《三国志》本传所言而增饰之。

卷十七《白帝城先主托孤》写亮答刘备而暂曰“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云云，乃见《三国志》本传卷十八《诸葛亮七擒孟获》写亮谕谏者留人于南中之“三不易”说，乃见《三国志》本传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

卷二十《孔明挥泪斩马谡》写亮与蒋琬论斩马谡，谓“若复废法，何以讨贼”云云，乃见《三国志·马谡传》裴注引习凿齿《襄阳记》。

又，写亮斥贺拔西县入川者，谓“普天之下，莫非汉民”云云，乃出《三国志》本传注引《蜀记》之郭冲条亮事。再，写亮劝将士勤攻己阙教，谓“自今以后，诸人有患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云云，乃见《三国志》本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卷二十一《诸葛亮五出祁山》写亮谓杨仪“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云云，乃据《三国志》本传裴注引《蜀记》之郭冲条亮事改写。

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写亮临终荐蒋琬可任大事，语乃本《三国志·蒋豌传》所载亮密表。

诸如此类，不胜例举。

此外，六朝以来封建文人们咏赞历史人物诸葛亮的忠贞而所写的大量诗词歌赋以及碑铭论赞，也为《三国演义》描绘丞相诸葛亮这个形象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和创作资料，而且其中不少还为作品所直接引录。

6、两种思想交汇下的诸葛亮形象

以上从某些言行的其体描写与创作的思想资料、故事素材来源来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蜀汉”建国以前与其以后的性格差别，实质上主要是两种不同思想的反映。

这两种思想在全民族斗争高涨的条件下是可以交互相容的，但又并非毫无区别。

所以，小说人物诸葛亮性格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效果与影响也是复杂的。他既受到全社会较为普遍的欢迎，但是不同人们对他喜爱的侧重点则又有差异。

《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一向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近人解弢《小说话》说：

“《三国演义》在下等社会最占势力，甚至负贩亦皆知名。”

而人民群众对其中诸葛亮形象又喜爱些什么？

近人黄摩西《小说小话》在指出：

“最熟于人口者，为《三国演义》中之诸葛、关、张”之后，又说：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侈运用之才，动言“诸葛”。

邱炜萱《挥塵拾遗》也说：

自《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斩木揭竿之军师多。

可见，《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之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是在于他作为斗智军师的形象。

其影响之流及，鼓舞了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而在起义队伍内，效之者则便成为“斩木揭竿之军师”。这些后来的“斩木揭竿之军师多”现象，正与“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寀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章学诚)的诸葛亮形象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与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军师””诸葛亮形象所体现的某种思想倾向性。

至于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丞相诸葛亮形象，文人最赞赏他所体现的纲常思想的“忠贞之节”。

例如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

“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还进而推崇之：“古今贤相中第一奇人！”如此等等。

明人高文林在《怀葛楼》诗中，曾颂扬历史人物诸葛亮：“千载精忠说武侯。”“精忠”云云，其实也是小说人物丞相诸葛亮形象的思想特征，故郡县制社会中许多文士莫不以此作为称赞诸葛亮形象的着重点。

在研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艺术典型时，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个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统一性以及全民族共同性的倾向，而且还要深入揭示他性格的前后差别及其所反映的不同思想倾向。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