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死前是否留下遗诏，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都说有，按说不应该质疑。《秦始皇本纪》：“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李斯列传》：“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

一、《史记》中秦始皇留下遗诏的记载难以自圆其说

如果史书中没有记载着可靠的、可信的消息来源，其实都是值得怀疑的。道听途说，想当然演绎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考察《史记》的文字，证明有遗诏的证据没有，而否定它的证据却很充分：

1、如果秦始皇临死前命赵高写有遗诏，也只会有李斯、胡亥、赵高和几个秦始皇亲信的太监知道。一旦李斯同意篡改遗诏改立胡亥，三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销毁真诏书，杀掉那几个知情的太监，在这方面李斯、赵高和胡亥是不会手软的，他们后来的作为可以证明。那么，谁走漏了风声？谁敢走漏风声？司马迁不可能见到真遗诏的原件，也不可能采访到事件的参与者，他在《史记》中记载的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

2、如果真有遗诏立扶苏，而胡亥篡位又诛杀扶苏、蒙恬，以及自己的20多个兄长，李斯又是同谋，那后来赵高、胡亥想杀李斯的时候，就不应该那么拖泥带水。赵高先是栽赃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通敌，后又设计挑拨李斯和胡亥的关系，然后又把李斯下狱反复施酷刑审讯，最后还在闹市公开处决李斯。在这个漫长的环节中，只要李斯一怒之下鱼死网破说出沙丘有遗诏，胡亥是篡位。当时还有子婴等人在，这些人是胡亥的叔父，又在朝廷享有号召力，胡亥、赵高岂不自己找死？后来子婴处决赵高的干净利落，可以为证。所以，如果真有沙丘遗诏，赵高只要悄悄地对胡亥说，李斯心存不满，曾以公开沙丘真相威胁，这就足以使胡亥下决心除掉李斯了。而如果胡亥和赵高有一人担心李斯泄露沙丘遗诏，都会不择手段地秘密除掉李斯，不会愚蠢地公开审讯，公开处决。

3、如果真有遗诏，而李斯碍于名声不敢公开事实真相，那么到了被判残酷的五刑处死，一家人就要被满门抄斩夷灭三族的时候，李斯不应该再有任何顾忌了。无论是出于被出卖的仇恨，还是出于对秦始皇的愧疚，抑或对江山社稷的担忧，李斯都应该，也必然会说出真相。如此一来，一场宫廷政变就可以除掉胡亥、赵高，就可以挽救秦始皇和李斯自己辛苦一生创建的大秦帝国。如此一来，李斯也可以得到良心的安宁。可是，即使是到了被绑缚刑场的最后时刻，李斯竟然还没有一句对小人、仇人、忘恩负义之人的唾骂，竟然没有喊出一声垂死的“冤枉”！《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被判处五刑，在咸阳街市上腰斩。李斯出狱时，跟他的次子一同被押解，他回头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又怎能办得到呢！’于是父子二人相对痛哭。随后，李斯连同三族家人都被处死了。”这么悲悲切切，太不合情理！

二、秦始皇没打算立扶苏为太子

春秋以来，在传位上不少国君并没有遵从所谓的嫡长制，而是立自己所偏爱的儿子。再说《史记》上只是说扶苏是长子，但是不是嫡长子并不能确定。

1、太子是不出京城的

古代作为太子往往是待在京城的，如果到了外地，那便是贬谪的结果。在唐朝，设立太子，经常是被封为雍王，雍指的其实就是京城，正好说明这点。

2、太子是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

太子不做军队上的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想来太子是未来的君主，怎会去打仗，太子应该做的是学习政治事务。看看明朝朱元璋的皇子，皇嗣朱标以及之后的朱允炆，不都是在京城养尊处优，不都是在京做政治事务的，而其他皇子都在守卫边疆，后来夺位的燕王朱棣不就是在守护北平吗？

3、扶苏确实是没有什么作为

想来他的一生，也就是在劝阻秦始皇坑术士中有所作为而已，说出了一番治国的良言。秦始皇可能因此也就绝了立扶苏为太子的想法。扶苏在北疆长城做监军，没有什么可以说道的作为，而胡亥继位之后，处死扶苏蒙恬，扶苏也是显得十分幼稚，很轻松地就赴死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扶苏既掌兵权，却毫无反抗，他没有能力更无成为领袖的魄力。

4、身体病重的紧急情况下为何不传诏招来抚苏

第五次巡游时，秦始皇已经五十岁了，从他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来看，也许已经是时日无多了，选立继承人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这次巡游天下，长期离京在外，部分百官同行，帝国的重大政务都在旅途中处理。毫无疑问，秦始皇的巡游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重大的政治行动。如果秦始皇选取的继承人是抚苏的话，没有理由不带上他。而事实是，此时扶苏因为与秦始皇政见不合，被贬斥出京，打发到上郡的蒙恬军中出任监军。退一万步说，即使开始巡游时没带抚苏，当秦始皇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时也应紧急传诏招来抚苏，而不是留什么遗诏，那时又不是现在招之急来，而帝国不可一日无君，英明智慧的秦始皇难道还不明白这一点。这一切只能说明，秦始皇没有想过立扶苏为太子。

三、秦始皇有废长立幼的打算

胡亥是秦始皇的幼子，生于秦王政十八年。胡亥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是在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的时候，当时胡亥二十岁。

秦始皇即位以后，曾经五次巡游天下。第五次巡游，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同年七月病死于旅途当中，整整持续了十个月(按：秦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就是每年第一个月是十月，九月是最后一个月)。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在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时，做了一个对未来的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就是带上幼子胡亥同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决定对于未来的历史有重大的影响呢？因为，这个决定直接牵涉到秦始皇究竟想选择谁做自己的继承人的问题。

关于这件事情，史书上只有这么一句简单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这句话是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这一天，始皇帝开始出行巡游天下。政府百官分成两套班子，左丞相李斯带领一套随始皇帝同行，右丞相冯去疾带领另一套留守咸阳。幼子胡亥爱戴父亲，请求同行，始皇帝同意了。仅仅由这句话，我们似乎看不出这件事情与秦始皇选择继承人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有关这个决定的两个背景情况加进来考虑的话，问题就出来了。

第一个背景情况是，这时候的秦始皇已经五十岁了，从他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来看，也许已经是时日无多了，选立继承人的决定，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第二个背景情况是，就在一年多以前，秦始皇的长子，皇位第一继承人扶苏，因为与秦始皇政见不合，被贬斥出京，打发到上郡的蒙恬军中出任监军。从而，秦始皇最终将选定谁做继承人的事情，成了一桩悬案。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他们都是有皇位继承权的可能接班人。始皇帝这次巡游天下，长期离京在外，部分百官同行，帝国的重大政务都在旅途中处理，或者在车上，或者在行宫中。毫无疑问，秦始皇的巡游，连带着帝国政治中枢的移动，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重大的政治行动。在如此重大的政治行动中，秦始皇选取胡亥同行，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这种非同寻常的重大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如果从父子之情来看的话，表明了秦始皇格外宠爱胡亥的亲情；二，如果从皇位继承的政情上来看的话，则是显示了秦始皇有意立胡亥为太子的政治意图。秦始皇有意立胡亥为继承人的事情，是历史上被忽略了的问题，实有其事而被视而不见。

秦始皇立胡亥为继承人的考虑，在史书中是有明确的线索可以追寻的。这个明确的线索，有胡亥和蒙毅两人可以作证。

胡亥即位以后，在赵高和李斯的怂恿下，决定杀害亲近扶苏的大将蒙恬和他的弟弟蒙毅。蒙毅长期侍从在秦始皇身边，是秦始皇最为信任的亲信大臣。他熟悉宫廷内幕，秦始皇帝晚年的心境，他是第一知情人。蒙毅死前，二世曾经派遣御史传令指责他说：“先帝曾经打算立朕为太子，而你从中作难。如今丞相参劾你不忠，罪当诛灭宗族。朕不忍，赐你一死，也算恩遇有幸，你自己决断吧。”蒙毅痛感冤屈，自杀以前为自己申辩说：“如今指责臣下不能得先帝之意，然而，臣下年少就仕宦于先帝，多年蒙恩，幸得信任，直到先帝去世，未曾有所逆迕，可以说是知晓先帝之意了。又指责臣下不知太子之能，然而，先帝巡游天下，独有太子跟从，先帝亲爱太子之情，远较诸位公子深厚绝远，臣下是尽知而无所怀疑。先帝举用太子，不是一时之转念而是多年之积虑，臣下何曾敢有过劝谏，何曾敢有过谋虑！臣下决不敢巧饰言辞、强辩夺理以避死，只是担心事情不实而羞累先帝之令名罢了。恳愿使者能够有所考虑，使臣下死得明白。”在二世的指责和蒙毅的辩解当中，都提到了晚年的秦始皇曾经打算立胡亥为太子的事情。在蒙毅的话中，更是明确透露出，秦始皇废长立幼的打算，不是一时的念头，而是经过数年酝酿的积虑。

看来，秦始皇格外宠爱胡亥，有意立他为太子的事情，应当是可信的事实。

四、秦始皇为什么宠爱胡亥？

人性本复杂，人心多变化。历来论及身居高位的权势人物，往往专注于政治政略，对于人情人性，多有所忽略。如同始皇帝这样的权势人物，他首先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离开权势利害的心情，都有天地间常见的儿女亲情。就始皇帝与胡亥的关系而言，首先是父子亲情。

一是幼子可爱的人情。胡亥是始皇帝最小的儿子，他三十一岁生下胡亥之后，大概就没有生育了。俗话说，幺儿幼子最可爱，年少天真无嫌猜。爱幼的人情，不但平民百姓如此，权势在手的人，更是如此。身在高位，逼宫抢班的危险，使人不得不有所提防，首当其冲的提防对象，就是最近的继承人。父子继承的体制下，长大成人的亲骨肉，越是能力强，越是力量大，越是有逼迫的危险，也越是容易成为猜忌的对象。与此相反，幼子继承的可能性最小，利害上没有逼迫的可能，年幼天真，与父亲的关系多是难得的真情，不仅没有嫌猜，常常滋生格外的爱怜。历史上，老父爱幼子，废长立幼的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汉高祖刘邦(废长子刘盈立幼子如意失败)、汉武帝刘彻(杀长子刘据立幼子刘弗陵)、曹操(一度想废长子曹丕立幼子曹植，后来放弃)、袁绍(不立长子袁谭立幼子袁尚)、刘表(不立长子刘琦立幼子刘琮)……，简直可以写一部废长立幼的专门史。

二是胡亥没有政治野心。胡亥没有政治野心的特点，在他做了皇帝以后仍然没有改变。他即位以后，多次显露出生命苦短、及时行乐的心理倾向，他曾经感叹说过：“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马快车驰过缺隙，转瞬即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方才二十岁。胡亥的人生观，是追求人生的享受，满足自然生命的快乐，与政治权力和政治功业完全无缘。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人生观，相对于父亲辉煌伟大的政绩而言，胡亥更多地关注的是父亲的生命和健康。他的这种关注，出于他的真情本性，直率而不加掩饰。想来，胡亥的这些特点，对于陷身政治旋涡中心的始皇帝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抚慰，或许最能使始皇帝感受到父子间的真情，从而对胡亥生出格外的怜爱来。

五、秦始皇留下遗诏抚苏继位传言的由来

1、秦二世暴政激起民变

秦始皇病故后，为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秦二世从全国征调民工70万人，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很多的人都被累死了。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为了不使墓内秘密泄露，秦始皇尸体一入墓，不等民工出来，秦二世就下令封闭墓门，把他们全部活埋在里面。就这样，70万老百姓没有一个回到自己的家乡。

不仅如此，胡亥还把沉重的赋税压在人们的头上，使人们喘不过气来。右丞相冯去疾上奏说：“陛下，先如今税赋太重，恐怕会导致百姓造反啊！”于是，胡亥又将他残酷杀害。百姓震恐，宗室官员人人自危。百姓纷纷揭竿而起。

2、义军寻找造反有理师出有名的大旗

嬴政一统六国，自称始皇帝，开创了空前的大帝国，是名正言顺的统治者。这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是天命所归。如果要推翻一个法统上合法、道义上合乎天命的帝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借口，才能唤起被压迫的老百姓敢于反抗、愿意反抗。《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了陈胜和吴广探讨起义前景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读陈胜这番话，我们往往认为是套话虚文，其实陈胜的大泽乡起义之所以能呈现燎原之势，高明就在这里。陈胜的分析有两个核心内容，第一，现任帝国统治者胡亥是篡位，是非法的，就有必要去推翻他；第二以项燕的名义起兵，兴复楚国，会得到民众的拥护，会处于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有利位置。

很明显，当时的人是因为不堪忍受胡亥的暴政而传言当时本该是扶苏继位。其实当时遗诏的事情是十分保密的，其内容几乎是没有任何外人知道的。假如遗诏真的是要让扶苏继位，其内容不可能在扶苏死后流传到社会上，更不会连陈胜这样的平民都知道。这显然是民间的传闻，陈胜们打出扶苏的大旗，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造反师出有名而已。

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胡亥篡位，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等等，这在以后的历次农民起义中均是如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否定统治者的正当性，夸大统治者的罪恶并栽赃陷害统治者，同时拉大旗做虎皮，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没有什么秦始皇立遗诏传位抚苏之事，秦始皇根本来不及指定继承人就撒手西归了。李斯、赵高的所为不过跟三国时的审配、逢纪立袁尚一样，蒙恬拥护扶苏也跟郭图拥护袁谭差不多，无非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打算，与秦始皇本人的意愿无关，也不关遗诏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