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正史”？

“正史”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

也就是说正史的渊源要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彪班固班昭、马续的《汉书》。此后的“正史”都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蓝本的纪传体史书，而且除了《史记》之外，“正史”全部都说延续《汉书》的做法，均为一个王朝兴衰的断代史，并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方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所编纂的史书。

官方主持编纂的纪传体断代史，如果以这条为“正史”的标准，《清史稿》无疑应当成为与“二十四正史”并驾齐驱的第二十五史。

但实际情况却是：《清史稿》根本没有资格与“二十四正史”并列，甚至一度被戏称为歌功颂德的官方报告，差点被踢出史书的行列。

《史记》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尊重史实，按照历史事实直录直书，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不偏不倚的体现了历史的真实。

《汉书》创立了一个纪传体断代史的规模，它体例完整，记载系统完备，讹误少，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各方面都有详尽的叙述。

自此之后，“正史”的标准就确定了：《史记》的尊重史实和《汉书》的完备详尽讹误少。

我们先从《清史稿》的历史背景来看。

1911年，革命党推翻清王朝，但是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组建北洋政府后，为了表示北洋政府的正统性，于1914年正式成立清史馆，清朝遗老赵尔巽被袁世凯招聘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后，大力邀请和自己一样的清朝遗老柯劭忞、缪荃荪等100余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纂清史。

1927年，历经14年，清史稿终于初步成形。

1928年，《清史稿》正式出版。

《清史稿》是由北洋政府主持编撰的官方史书，它的体例也严格遵循中国历朝历代的正史体例，记载了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称汗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由于北洋政府是清王朝培养而成，而南方的革命党实力比较微薄，所以当清王朝灭亡的时候，北洋政府决定优待清朝皇室，所以清王朝档案和文化典籍都保存得相当完整，这给《清史稿》的编纂提供了最为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比如《清实录》、《清国史》、《清诏书》、《清典志》、《东华录》等等。

要是只论历朝历代的原始资料的详实程度，作为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绝对是一枝独秀，这一点是“二十四正史”中的任何一部都无法媲美的。

虽然《清史稿》是官方主持编纂的纪传体断代史，而且拥有最为详尽的原始资料做支撑，但是，终究不配跻身“正史”之列。

主要原因有两点：

赵尔巽在《发刊缀言》说到：“清史稿只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清史稿》之所以取名为《清史稿》，而不叫《清史》，就是认为《清史稿》是未定本。

《清史稿》之所以没有经过校对而仓仓促促的出版，是因为1927年当《清史稿》初步完成的时候，北伐军势如破竹，大有一统天下的气势，在即将攻入北京城的前几个月，赵尔巽本人已年至耄耋，为了防止情况有变，与同为清史馆的朋友同事们讨论，最终决定把《清史稿》出版。

由于未经过统一整修，又缺乏认真校勘，《清史稿》中的错误、遗漏非常多，其中包括人名、地名、年月日各式各样的讹误。比如，《清史稿》记载：“康熙五年以胡拜为直隶总督。”当年的直隶总督是朱昌祚，而非胡拜，这种笔误比比皆是。又比如，《清史稿》记载：“宣宗（也就是道光皇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1830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薨，年三十八。”按照记载，寿恩固伦公主去世时仅仅三十岁而不是三十八岁。

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稿》全本

限于史料的有限性和史官的局限性，“正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但却极其讲究一个“正”字，即公正不偏颇，这也是太史公司马迁能被誉为史官之祖的“不虚美，不隐恶”精神，也就是尊重史实精神。

但这一点《清史稿》却远远没有做到，甚至可以说天生就立场不正确，因为从馆长赵尔巽到总纂柯劭忞、缪荃荪，在《清史稿》的一百多位作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清朝遗老，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清朝有着极其严重的眷恋之情，甚至达到了狂热愚忠的地步。

所以，《清史稿》存在极其严重的立场不“正”问题。

《清史稿》编纂者一方面极力歌颂清朝的功德，一方面极力避讳清朝的丧权辱国，一方面贬低所有反抗清朝的活动，一方面又极其盛赞清朝镇压起义与革命的刽子手，身为民国官员，却把民国功臣一律斥之为乱党。

清王朝晚期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经常被迫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对此，《清史稿》往往做模糊化处理，很多时候都一笔带过。比如，《清史稿》对影响极其深远的《南京条约》的记载仅仅为：“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27个字而已，而且其中只提到五口通商这个在不平等条约中属于不咸不淡的内容，而对于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英军军费等等极具代表性的丧权辱国条款均闭口不谈，对鸦片大规模输入中国造成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和国人精神颓废的重要影响都不做说明。

太平天国运动、同盟会的成立、黄花岗起义以及诸多辛亥革命前的起义运动，这些都是直接动摇清王朝根基或导致清朝覆灭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清史稿》居然故意略过，对于辛亥革命几乎完全没有记载。对于为中国而奋斗牺牲的革命先烈一概加以“匪党”的名号。

《清史稿》中不仅大肆诋毁辛亥革命，对李自成、张献忠、南明政权、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各式各样的抗清运动也都一律全盘否定，称之为“匪”、“逆”、“寇”、“贼”，其中对太平天国的抹黑更是可以被称之为“颠倒黑白”，对推翻清王朝的最大功臣孙文先生更是进行彻底漠视，在《清史稿》中仅有一处记载了“孙文”这个名字。

相对的，对于镇压起义的清王朝大员，特别是旗人大员，比如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这些被起义者击毙的督抚极尽溢美之词。为他们立传的时候，屡次出现“骂不绝口”、“不屈遇害”、“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等字眼，让不明真相的观众真认为这些人都是媲美岳飞，文天祥的忠臣，而不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

总之，在革命者与清朝的抗争中，《清史稿》赤裸裸的颠倒黑白，完全站在清王朝一侧，立场极为不“正”，尊重史实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一句笑话。

自唐朝以降，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替前朝修正史的优良传统，通过前朝的兴衰来提醒当下的政府该如何避免衰亡，起到“读史明鉴”的作用，同时通过修史来宣告自己的正统，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本意也在于此。

但由于聘请的大多都是清朝遗老，《清史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隔代修史”，而是“清朝人修清朝史”，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极其恶劣且不可避免的问题。

赵尔巽等清朝遗老，对清王朝有所眷恋很正常，但身为学者，应该对历史有所敬畏，然而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让14年的修史工程彻底沦为笑话。

1927年全稿初定时，赵尔巽已经82岁，他自知等不到清史稿核对审核完毕，加上革命军北伐成功，因此决定提前出版。

他身为一代史官，不是想去如何完善史料，如何为后世树立史学大家的风范，而是为了给清朝歌功颂德而不惜牺牲史书的客观性、公正性、真实性，这么做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可以说《清史稿》的出版充分说明赵尔巽、柯劭忞、缪荃荪这些所谓的“学者”完全不配史官的称号。

就连清朝修订的《明史》除了1616年以后的那段历史以外基本都能保证客观性、公正性、真实性，而他们的后人却罔顾事实，篡改历史。

鉴于此，后来孟森教授，萧一山教授都重新编纂清朝历史，最终成为一代大家。

在中国的史学界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的，近百年过去了，最终《清史稿》依然不配称为《清史》，不能算作记述清王朝史实的“正史”，自然也无法得到与“二十四史”并列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