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后出师表》的作者不是诸葛亮？-米儿火

《后出师表》，载于三国时期吴国张俨《默记》中，是《出师表》（《前出师表》）的姊妹篇。

文曰：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这篇文章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向蜀汉后主刘禅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全文以议论见长，传达出一股忠贞壮烈之气。

关于《后出师表》的作者是否是诸葛亮本人，史学界多有争议。

此表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然而，由于《三国志》本传中不载，《文选》里也不见选录，而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注文中引自张俨《默记》。因此，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但也有人认为，从体例文风和表中的言辞恳切来看，《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并无二致；而且《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中，诸葛恪说：“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所指可能即系后表。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所做

至于原因如下：

一、文风不太符合诸葛亮的习惯。诸葛亮的行文特点是文彩不艳，而过於丁宁周至，古散文气息很重。除了《前出师表》，《诫子书》等现存亮文亦可为例证，给人的感觉是文风自然，说理通畅。《后出师表》却恰恰相反，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有可能非出自一人之手。

诸葛亮写的《前出师表》十分恳切，在第一次北伐曹魏失败后，诸葛亮自己也承担起责任，自贬三级。然而《后出师表》的语气写好像是为自己的战争失败做狡辩，说了很多理由。且出现在《后出师表》之后的表文，如《公文上尚书》等，其文风与《前出师表》基本一致。须知，多年养成的行文习惯与笔迹一般，不可能突然改变，然后又无痕切回。

《蜀志·李严传》公文上尚书原文：

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狭情志狂，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而西响，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等议，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

因此有人猜测，此文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另鉴于诸葛恪为鼓动北伐所作的《谕众意论》的文风、论点同与《后出师表》如出一辙，非常怀疑此表系诸葛恪所造，用意在于为北伐造势，因此《后出师表》不载于蜀汉档案，反而出于东吴。

附诸葛恪文与后出师表的对比：

恪文：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

后表：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讬臣以讨贼也。

恪文：昔战国之时，诸侯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恣情从怀，惮於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智者，不能复为画计，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

后表：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恪文：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於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

后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二、对“刘邦”的推崇、评价和《论光武》中的认知相左。后表中对刘邦及其功臣集团推崇备至，所谓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而，在以前诸葛亮与曹植论战文中却指出：高祖能疏，故陈、张、韩、彭有焦烂之功。也即开汉功臣并非不世出，只是由于刘邦本人才能有限，所以显得其功臣能力突出。

《论光武》：

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疏阔，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三、历史事件不对。《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写于六年十一月的《后出师表》却说云已死。

清人黄以周也有考证：武侯内治蜀，外征魏，其勋绩赫赫，昭人耳目。然当时好大言者以武侯不能卒厥功，辄短其才。俨作《述佐篇》，尊诸葛，抑司马。而难者又谓诸葛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不如闭关守险，无事空劳师旅。俨以为讨贼事不可息，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乃托其辞于诸葛，以为《后出师表》，已自道之其意，欲为诸葛解嘲也。而后世偾军之将反从此藉口。昔吾先君子《儆居集》力辩此表之赝，【黄以周之父周式。】与《前表》辞气迥别。且据《赵云传》，云卒于建兴七年，六年出师，云尚未卒，不得云赵云之丧。后表不载《武侯集》，裴注引此表而云出张俨《默记》，则此表为张俨拟作明矣。孙晧谓俨有出境才，俨亦自以皇华不辱命为言。俨有此学，自能拟此表。于赵云事少有参错，亦无足怪也。

综合以上三点，《后出师表》系伪作的可能性极大。

另外，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亦是最大的疑问之一。

正如清人袁枚考证：

张俨《默记》三卷。○亦先亡后出者，裴氏此传引二条，一为《后出师表》，一称俨《述佐篇》，是其书各有篇名也。袁枚曰：此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国，大谋也。张皇六师者有之，一鼓作气者有之，钳马而食以肥应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后出师者也。若果为亮作，是亮之气馁，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效，则治臣之罪”，何其壮也！后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败利钝，非臣所能逆睹”，何其衰也！当是时，街亭虽败，犹拔西县千家以归。蜀之山河天险如故，后主任贤勿贰，非亡国之君。亮再举而斩王双，杀张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势所在，有成无败，有利无钝，已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递以才弱敌强，民穷兵疲之语，上危主志，下懈军心。而又称“难平者，事”，以豫解其日后无功之罪，虽至愚者不为，而谓亮之贤而为之乎？表中六难，屡言曹操之败，再言先帝之败，以归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

袁枚

将军出师而为此言，无谓；己不解，而欲后主解，无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贸贸出师，悖矣！按此表上于建兴六年，亮此时年未五十，非当死时也。后死于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当知也。诸贤死尽，而劝降之谯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当知也。亮不特知汉之必亡，且知已与诸贤之中年必死，岂理也哉？当邓艾入蜀时，使后主听姜维之言，早备阴平及阳安关口，则艾不能入。纵入后，其时罗宪、霍弋犹以重兵据要害，故孙盛以为乞师东国，征兵南中，则蜀不遽亡。将士在剑阁者，闻后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则亮死后十余年，蜀犹未可亡，而亮出兵时，乃云“坐而待亡”，何邪？然则此表谁作？曰：此蜀亡后好亮者附会董广川明道不计功之说，以夸亮之贤且智，而不知適以毁亮也。裴松之称此表本集所无，出张俨《默记》，陈寿削之，真良史也。

肯定诸葛亮是原作者的观点

一、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证。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非都是完备详尽。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

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二、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的观点，也不能令人信服。《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标》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诸葛恪不可能伪作。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近人钱振鍠（钱名山）也有考证曰：或疑孔明《后出师表》不真，殆不然。诸葛恪谓“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按《前表》未尝有“与贼争竞”语，《后表》差近之。恪谓“贼民岁月繁滋”诸语，分明袭用后表。《后表》虽出张俨《默记》，然俨为吴大鸿胪，非伪作孔明表者也。且又安肯曰“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乎？恪所谓近见者即《默记》之本，则有然矣。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名家点评

清代黄式之：“《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清代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

“出师大意，首段数语已尽。然此表特为众议纷纭而上。故次段既揭出议者谓为非计，作全表发端语。入后六段，每段但作诘问，绝不用一煞笔，而段末均以未解束住，局势整练中气自疏越，盖逐段皆以发明首段之意，亦即逐段皆以辨难议者之所谓非。或借端发议，或直抒己见。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末段以但知尽忠而不能逆料成败利钝作结，结得理足，众议可以毕息矣。‘鞠躬’八字，且能暗顾次段受命以下数语，章法笔力，结得两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