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学应尽量开设原典阅读课，注释训练课，举办原典读书会。梁启超先生在其《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说：“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读书指南》附录）梁启超先生这段话，足令我们今天治文史哲者汗颜。因为以现在的教学体制与方法，即使到评上教授时，也没多少人把这些书都读完了。现在的教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读选出来的作品，都是将咀嚼好的喂给学生，考试的时候还须以教材或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回答，学生对原典的了解都非常匮乏，阅读古籍的能力，从未得到来自学校的完整培养，对原典，既没有时间读，也没有能力读。上海的《青年报》2012年2月24日有篇题为《三成大学生“四大名著”一本也未完整看过》的调查报告说：“‘四大名著’全部通读过的只有22.7%，而29.0%的受访者表示，一本都没有完整地看过。”读过这几本最重要的小说的大学生之比例都这么低，更别说梁启超先生所列的那些书了。这种情况，近十年也只有在少量大学里有所好转。所以大学非常有必要开设几门原典阅读课，通过原典阅读，使学生的阅读能力获得突破。姜亮夫先生曾说治学要先“做一桩”（先精通一块地方，此或源自荀子的“好一则博”）。精读若干原典，就是做一桩的起始方式。课堂时间有限，也可以通过建立读书会的方式，让熟悉某经典的老师带若干学生读某一部或某几部古籍原典。如果能安排学生学习古籍注释，那一定收获更大。钱仲联先生曾说，注一本书，对提高阅读研究古籍的水平、学习前人的创作方法大有帮助。他24岁（虚岁）时开始做《人境庐诗草笺注》，28岁时此书就出版了。“称得上是我学术活动中第一个里程碑，并使我在学术界成名的，是同年（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学述》）。现在的学生，因为中小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二十多岁时自然无法达到钱先生这样的水平，但拿少量的作品对文史哲类的学生做一些训练，相信也会明显提高学生对古籍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