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李延寿著，卢振华、王仲荦原点校，张金龙主持修订，中华书局，2023年10月

《南史》是一部史书，为什么说它具有小说家的气质？这里的小说家不是指写短篇、中篇或长篇小说的小说家，而是指传统图书分类中子部下面的“小说家类”著作，内容多以街谈巷议、谈神说鬼、奇怪幽渺的故事为主。

《南史》是一部堂堂正正、记载南朝各代历史的正史，怎么会有这些荒诞不经、难登大雅之堂、被古人斥为“小说家言”的内容呢？说实在的，我也很吃惊。这次要不是因为《南史》修订本出版了，我随手去翻看，可能至今还懵然无知。

《南史》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基础上增删改写而成的，其中《宋书》《南齐书》成书于南朝，《南史》对《宋书》删削最多，对《南齐书》的增删改易也很多。《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为其父豫章王萧嶷作传，文甚烦冗，《南史》大加删落，但是在删的同时也增补史事，在萧嶷的传末还增补了萧嶷因非正常死亡而两次现形于世的离奇故事。豫章王萧嶷有个弟弟叫萧铿，封为宜都王。关于此人的传记，《南史》也有溢出《南齐书》的地方，并且有两处记载也很神奇。一处是讲因思母甚切，精气感通，得以在梦中见亡母之容貌衣着。另一处是讲萧铿与陶弘景有师生之谊，因托梦给陶弘景，说自己某日当死，三年后当转生于某家，陶醒来后派人去查访，果是如此，一一应验，后来还因此写了一本叫《梦记》的书。

《南史》增补的这些事涉神怪的记载绝不止于《南齐书》，对另外三部史书也是如此。再举两个对《梁书》作增补的事例。

《南史》卷五一《萧昂传》增补如下一节：

时有女子年二十许，散发黄衣，在武窟山石室中，无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间，时饮少酒，鹅卵一两枚，人呼为圣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满山谷。昂呼问无所对，以为祅惑，鞭之二十。创即差，失所在。

这位圣姑的神通类似于后世的送子娘娘，故得到一般老百姓的顶礼崇拜。她在被鞭打后，留在皮肤上的伤痕即刻痊愈，而人也消失不见了。

《南史》卷六四《阴子春传》则增补了一节讲由于给神灵找到安身处所而得到福报的故事，而情节的铺陈则通过两次做梦完成。阴子春得授刺史一职，既由于战功，也由于所积的功德，二者交织在一起，虚虚实实。单就这一段来看，前面一部分是小说，后面一部分是写实，或者说，是虚构和非虚构相间。

再举两个关于《宋书》的例子，《南史》一处是改写，另一处是增补，均出自《南史》卷十六《王玄谟传》。改写的事例如下：

《宋书》卷七十六《王玄谟传》：初，玄谟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

《南史》卷十六《王玄谟传》：初，玄谟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世音》千遍则免。”玄谟梦中曰：“何可竟也。”仍见授，既觉诵之，且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唱停刑。

这里《宋书》和《南史》的标点均依据原点校本。二者的差别在哪里呢？《宋书》作《观音经》，而《南史》作《观世音》，且增加了王玄谟反问“何可竟也”这个细节。两相比较，明显是《南史》更优，因为《观音经》无论是作为哪一部佛经的简称，都有一定篇幅，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诵念千遍。《南史》作“观世音”，此三字其实不应该加书名号，它不是某个佛经名，而是就指观世音菩萨。根据佛教的说法，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和称念阿弥陀佛一样，有无量无边的威力和功德。王玄谟诵念观世音名号千遍而能免于死刑，正是源于此。《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不仅把“观音经”三字改成了“观世音”，而且增加了王玄谟梦中反问“这怎么能念得完呢”和仍然被授予口诀这样的情节，就使整件事更合乎情理。《宋书》作“诵之得千遍”，《南史》作“且得千遍”，“且”字改得甚妙！连起下文读，《南史》叙事的紧张程度和戏剧性一下子提了起来：眼看念得快到一千遍，结果天亮了，很快就要受刑，然后他不停地接着念，终于达到一千遍，迎来大反转！“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法力无边，正体现在这里。

我查检新出的《南史》修订本，发现这一节文字，“观世音”三字仍然标了波浪线，看来修订工作真的是永无穷尽。

《南史》对《宋书》增补的例子仍然是出自《王玄谟传》，《南史》在其后增补了王玄谟从弟王玄象的传记。《宋书》没有给王玄象立传，《南史》虽作了增补，文字也不多，其主体部分又是一个神怪故事：

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人间垣内有小冢，坟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见一女子立冢上，近视则亡。或以告玄象，便命发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剖棺见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质若生，卧而言曰：“我东海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女臂有玉钏，破冢者斩臂取之，于是女复死。玄谟时为徐州刺史，以事上闻，玄象坐免郡。

读这些文字，恍惚之间以为读的是《搜神记》。

为什么《南史》中会有大量事涉神怪的内容呢？我们查《搜神记》《幽明录》《灵异记》等今天被视为小说志怪的书，在《隋书·经籍志》中却是归在史部的杂传类，这应该和当时人特别是史官的观念有关。杂传部分的小序说：“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又说：“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李延寿久居史馆，参与多部官修史书的修撰，他正是秉持这样的观念来修《南史》，把很多今天看似荒诞不经的内容采入书中，而这些记载，反过来又反映了南朝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信仰和思想世界。由于《南史》采择的很多杂传小说等已经亡佚，它的文献资料价值就显得更为珍贵。从这个角度说，《南史》既可以说是正史中的一个“另类”，又可以说是研究古代小说者所不可忽视的一个资料宝库。

（作者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