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芳思

翻译：柯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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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评选出15部图书作品为“2018年度历史图书”（）。我们在春节期间陆续刊登获奖作品选摘。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

一旦拥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个标签，近代中国的那一段景象，也就像被裹住了一张单色而无光的包装纸。而在《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 1943）》（新星出版社）里，知名汉学家吴芳思恰好扮演了一位向导的角色，带领读者寻访、观览了这些“半殖民地”里的五色图景。从1843年五口通商，到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大国决定撤离条约口岸，整整一百年里，海外侨民在中国的生活，不光与各种大事件难脱关系，也丰富了近代中国的城市日常光景。借助吴芳思的成果，我们可以遥想当年热闹的世界文明大融合，更能沿着她提供的大量线索，打捞品玩更多历史细节，为未来增添另一种想象。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九章：私人生活与社交活动。注释略去。

19世纪后半叶，尽管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带来的乱局，但在旧的口岸城市，日常秩序依然良好。对外国侨民而言，有工部局的领导，生活相对安全与舒适。随着更多的口岸以及海关的开设，中国境内发展起来许多新的侨民社区，他们经历了与早期口岸居民几乎同样的困难。也有数量众多的新居民，被指定前往新的领事机构任职，或者是《天津条约》签订带来的更大贸易空间和更多贸易自由吸引来到中国。这些新居民，远离家人和朋友，不得不和上司、生意上的熟人以及中国仆人和下属友好相处，组成志趣并不一定相投的小团体。

一名苏格兰的市政工程师，约翰·加文，最初在上海工作，因为太平军的威胁，他中断了在“船坞”的工作，在1863年初搬到了长江更上游的汉口居住。他在汉口的经历记述是不多见的文献材料，与小型口岸那些新居民的记述相比毫不逊色。汉口首任领事金杰尔到任是在1860年12月，对外国商人来说，汉口意义重大，因为它紧邻茶叶产区。加文有能力拿下新口岸需要的建设工作，他为新来的侨民、新开业的银行和公司设计和建造房子、货栈，以及加固长江外滩的堤岸。

虽然后来被形容为条约口岸中的“佳偶之乡”，但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汉口，侨民的数量还十分稀少，加文浓烈的思乡之情不难理解。他想念远方舒适的家还有亲朋好友。来自苏格兰的物品很受欢迎，他在1863年2月27日写信给他的姐姐，“我的圆面包、短面包，诸如此类，终于收到了。它们看起来不错，保存得很好，就像新烤出来的一样。一位先生让我写信告诉家里，它们有多受欢迎，你确实应当多寄些来。”其他的东西没有这样受欢迎，因为他在1863年6月3日的信中告诉他的母亲，“迪娜寄给我一块戈登奶酪，在这样的气候下倒是没有坏掉，我宁愿要一些果酱，6先令一罐，挺便宜的。如果你要给我寄来，得把果酱放在窄口的罐子里，罐子不能太大，因为大罐装不如小罐装更耐储存”。

19世纪晚期的汉口租界

除了食品，他还从家人和朋友的照片中获得很大快乐，邮船将这些照片运送到汉口。

我刚刚花了两个小时来细细查看我的相册。我母亲的照片没有前些时候她寄给我的那张好。我最早寄回家的那张（他自己的）照片，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头发，都认不出是我。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头发，我都要把她看成是玛丽昂姨妈了……我父亲的照片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萨拉难看得要死。为什么她不在拍照之前把头发挽起来？玛丽和珍妮拍得非常好，但是彼得叔叔和鲍勃叔叔……这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照片吗？……站在玛丽·沃克身旁的那个呆笨的家伙是怎么回事？我一直都没找到芬利医生，现在我看这就是他，我觉得这是一张好照片。我花了整个下午来辨认那位年轻女士和绅士是谁，我把相片取出来，看是不是上面写了些什么，我知道了，这是威尔士亲王和王妃；这里每个人都有她的画像……布朗小姐和凯西·默里真难看，像黄色的小鸡仔。

汉口给人的感觉是距离文明有一定差距，约翰·加文在1863年3月写给母亲的信中强调了这一点，信中他列出所需要物品的清单：

2双光面皮质高帮靴，不能高过膝盖

2双厚的系带靴

2双薄的松紧口靴

3三双薄的法国鞋，我的尺码是11/3

1套粗花呢西装，厚款

1套粗花呢西装，薄款，或同色系的法兰绒西装

1条粗花呢衬裤，或同色系法兰绒衬裤

黑色羊驼绒粗布外套1件，有装饰性穗带，口袋和普通外套一样，但是一定不能有衬里。外套不要做得太大，袖子不能太长

3到4柄牙刷，同数量的牙粉

3到4把绸布伞

6套大床单

6个枕套

6条毛巾

4刀白垩画信笺，配信封：能够认出我的字

2刀普通信笺，配信封

半刀画线宽幅纸，12×8

3打大信封

半打空白画线笔记本，八分之三英寸厚

半打绘图铅笔，标号HB

4捆羽毛笔

1打习字簿……信笺大小

1本复写纸

除了个人所需物品，因为业务需要，他还被迫索要许多大件的物品：

九窗回廊栏杆，1根

仿大理石壁炉台，8个，类似于约克道交叉口那家制造的款式，不要黑色的，东西必须仔细包装，每个部件单独包装，裹上柔软物后装进盒子，一盒里面不要放太多。我见过一个寄过来的大理石壁炉台，因为包装过程粗心大意，造成断裂

和临摹图上一样的栏杆，用于2到3个楼梯间

餐厅用炉栅，4个

卧室用炉栅（耐火砖后面）12个。不是最贵的品种，是你们会说价廉物美的那种，它们一定要很仔细地包装，否则很多会断掉

壁炉挡板，6块

壁炉用具，6套

100英尺卷尺，1把

50英尺卷尺，1把

餐厅门锁，4把

画室门锁，4把

卧室门锁，2把

餐厅榫眼锁，1把，配把手、全套螺丝

为了保持精神状态，他还要了些书，除了“《司布真①布道书》我已经有了《圣徒与他的救主》”和第三册《工程师的生活》之外，他还要了《真相》的其他册（他已有7册）。

他要购置的许多东西，包括个人需要和工作需要的物品，显然无法在中国获得，不过他要的绸伞在中国是个奢侈品，因为中国人通常使用红色油纸伞或黄色油布伞（想必，除了黑色的绸伞，绸伞总给人很女气的感觉）。尽管条约口岸因为那些快手裁缝而出名，但汉口当时仍然是一个新口岸，那里的裁缝还不习惯为外国顾客服务。

但是，假如加文的中国裁缝没办法领会他的要求，那么他在爱丁堡的家人对海外的状况也没有更多的了解。

我还没有收到全部的西装和其他物品，它们看起来都没问题，除了粗花呢西装过厚了。我现在就把它穿上（7月8日）的话，一定就像躺在火上一样。我打算把你寄来的衬衣用来做外套，衬衫也是厚的。细微的厚度差别在这样的天气下，会产生巨大的差异。你还记得我的睡衣吗？你用两种不同的棉布做的，您觉得（我指的是妈妈）它们没有区别，对吗？我穿上它们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这样的季节，你不可能会感到冷。现在是晚上9点，温度计显示房间温度是华氏93度。昨天早上，我把温度计拿到外面，有阳光和微风，温度升到了华氏120度……你寄给我的丝绸衬衫是内衣，我要的不是这个。它们的其他名称我也不知道，一类是衬衫，其他是内裤。不过这不要紧。我现在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我第一眼看到这些东西，就喜欢上了它们。

加文继续他的工作，接受委托建造欧洲风格的房子，他向父亲再要了“3套楼梯扶手，2个大理石壁炉台，6个仿大理石壁炉台，100对黄铜制房门铰链和螺丝，双倍量的‘大象’（elephant）绘图纸”，成卷的描图纸和描图布，索要了如此之多的五金件，作为回报，他寄回英国“6盒茶叶，2盒给妈妈，1盒给萨拉姨妈，1盒给莫顿姨妈”，并告知所运输的物品中有给某位海（Hay）先生的一副铜锣。他似乎也忍不住做了一点鸦片生意，他与合伙人某位杜利先生因为103袋“药品”互相猜疑，但却没能赚到什么钱。

工作的节奏因为节日而中断，特别是中国的农历新年。1863年3月2日，加文写信给他的姐姐：“中国新年开始到现在，2个星期过去了，几乎没有生意可做。新年第八天，是中国历书上的幸运日，在那之前什么活儿都不干。他们的历书每年由皇家印制，上面有吉日与凶日，那些傻透了的讨饭佬宁愿饿死，也不肯在凶日出去找工作。”在他写信的时日，他还听得见正在进行中的节日氛围：“昨晚和今晚是灯笼节。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了灯笼，和往常一样，通宵达旦的敲锣声。”

他与另两位苏格兰绅士一起生活，或说是“会餐”，社交活动千篇一律，每周3次的祷告会，他们还为罗伯特·威尔逊牧师的遗孀和遗孤募捐，1863年8月3名外国人死于汉口，牧师是其中一位。虽然加文与中国人的接触几乎为零，但也偶有例外。1863年12月1日，在给母亲的信件中，加文写道：

昨天我参加了一个中式婚礼。新娘穿着深红色丝绸衣裙，脸上遮盖着深红色面纱，在仪式结束后会揭开面纱。身旁有人扶着这位小脚女士，告诉她要做的事情。丈夫要完成不少技巧动作：跪在地上一分钟，接着把头低伏到脚面。用一顿正餐款待宾客。和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中国人本末倒置，我们首先吃到了甜品，各种各样的水果、糖果和非得要用筷子来吃的麻烦食物，接着上了大量的菜肴，我们都不得不使用筷子。

肉被切成小块，摆放在桌子中央。我们围坐在桌子旁，用我们的筷子伸到中间的盘子中夹菜，再放到嘴里吃下去。如果你想显得有礼貌，打算帮助身边的人，你把筷子放到嘴里吮干净，然后再用筷子夹菜给这个人。下午，新娘坐在床边迎见宾客，表情极其忧郁。

我在下午结束操练回来后，着正装拜会了新娘。我毫不怀疑，她觉得自己无上荣耀，因为红色是他们钟爱的颜色。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是红色的：床、桌子、椅子以及所有的家具。

在他描述清洁筷子以及上菜顺序颠倒的宴席之后，汉口的中国人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回应，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应邀前往领事官邸共进早餐的当地官员“把餐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搞乱了。他们一开始吃早餐，他们的仆人就带着他们的烟管进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伙坐在我旁边，一只手拿叉子，另一只手拿着烟管，全程都吸烟，他的仆人站在他的身后，手里有点火的捻子和一袋烟丝……他们评论桌子上放着的所有东西。他们觉得，刀和叉着实漂亮，但是用处不大，他们的手指头更好用些。他们要品尝所有食物。一名海关官员几乎把满满一瓶红辣椒粉倒在他的盘子里。在吃了第一口以后，他觉得自己玩完了。他们接着转向面包。询问是什么做的，面粉从哪里来，价格多少。他们将信将疑地掰下一块面包。在宴会结束之前，我如期看到他们喝得醉醺醺。他们喝了葡萄酒、啤酒、茶，最后是杜松子酒。”

加文记述了他与九江的“一位绅士”在中国农村的一次郊游，此次郊游展现了这位英国人为在中国游历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旅行……十分不方便，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无法给我们提供支持，交通工具十分缓慢。我们此行的主题是登上九江与鄱阳湖中间的那座山的山顶，因为无法从九江那一侧登山，我们不得不从另一侧开始。我们的团队加上护送的人很可观；共计11个人。我们有2副轿椅，3个苦力抬一副，2个苦力背辎重和食物，还有一个监工。轿椅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可笑，全是竹子做的，用绳子捆扎在一起，顶上铺块褐色的纸片，遮阳挡雨。在我们出发大约10分钟之后，我就倒霉了。轿椅散架了，我被摔在地上。看看轿椅的状况，大概我每10分钟会摔一次地上。不过，我们把它再次捆牢之后，剩下的旅程都平安无事。

下午2点，从九江出发，大约2个小时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十里铺（音译）的村庄，他们在此地歇脚，让苦力们喝杯茶，抽袋烟。下午5点，他们再次上路，来到庐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名为荣村庵（音译）,他们从那里开始爬山。

中国所有的路基本上都是小径，蜿蜒穿行在当地人精心培育的小块田地之间……从九江出发后的最初3到4英里道路，看不到什么东西，但在我们靠近山岭之后，景色改善了很多。乡间土地精耕细作，种植的唯一作物是水稻，中国人的主食来源。山间的高地全被改造成梯田，每块地宽不过50英尺，因为水稻田要保持3到4英寸高的水位，溪水从一块地流向另一块，灌溉了整片梯田……走到山路入口，我们不再坐轿椅，因为山势非常陡峭，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自行攀山与其说是令人愉快的历程，不如说是一件丢脸的事，他从没考虑过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或是那些苦力的性命，需要离开他的轿椅。从山隘的高处看出去，因为云层很厚，我们的视野并不好。从山的另一边往下走，才得以看到美景，田野里零星分布着成片的树林，实在赏心悦目，因为我很长时间都没看到过树林了。在这方面，中国比苏格兰差许多。

6点半，他们来到一处名为西石村（音译）的村子，他们准备在那里过夜。

这里绝不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我们走进每一间房子，一间比一间肮脏……我们最后决定了过夜的地方：一个搭建在泥地上的木棚，大约14到15平方英尺的面积，一侧是6面门板，同时兼做窗户用；上面一半已经破损，现在天冷糊上了纸……彭特兰山山顶的小屋，放牧人冬天的庇护所，与此处中国人的房子相比就是一座豪宅……在我们找落脚地的这段时间里，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紧跟着我们，当我们准备进屋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跟了进来，站在那里打量我们。毫无疑问，他们对于一个来自野蛮国度的人无限好奇。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准备晚饭，我们随身带了食物，做这些的时候，全程都被围观，人群差点把我们闷死。

当我们取出刀、叉、匙子、杯子等物件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有趣极了。他们无法想到它们的用处，当随行的中国人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似乎并不相信。

他们认为我们吃东西的方式很可笑，当我们做任何在他们看来奇怪的事情时，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笑声。

吃好晚餐之后，我们想最后应该来一杯茶。在谈了很久之后，他们拿给我们一个壶，可以用来为晚会准备茶。我们不可能带牛奶，所以问他们要个鸡蛋，或者是他们口中的Ki-dan（母鸡的弹药）。交换几个鸡蛋，让他们满心欢喜。目睹茶饮制作过程之后，他们认为这是相当怪异的饮茶方式。他们但凡休息就会喝茶，但只是喝茶，什么都不加。

我们弄到了几张桌子当床睡，然后把人都轰了出去，否则他们会站到明天早晨。他们站在外面，透过门缝往里看，直到我们吹灭了灯……这是我迄今为止睡过最硬的床。

约翰·加文在长江边这座云雾缭绕的山中探险的同一年，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穿行在光秃秃的北方平原，接受他在天津的第一份工作。他是包腊，一位发明家（可救落水妇女的充气手笼和橡胶轨枕的发明者）的儿子。包腊已经见识过冒险，他自愿参加过1860年意大利西西里的加里波第起义，而且在前来中国的旅途中，他已经忍受了半岛东方邮轮上具有威胁性的餐饮。“吃是船上最核心的工作，”他写道，随后列出了每日清单，“早餐9—10点，午餐有啤酒和葡萄酒中午1—2点，正餐下午4—6点，茶歇晚上7—8点，夜宵和掺水烈酒晚上9—10点。”

包腊与众不同，他欣赏中国北部平原的美，大部分人并不这样看，像诺伊尔·科沃德笔下的诺福克他们觉得那里过于平淡无奇。法国诗人保罗·克洛代尔在1906年出任天津领事，他描述周边农村“可怕且丑陋”，尽管他承认，那里的天空“无比澄净”。包腊在海关食堂吃饭，还雇用了6名服务人员：一位中文老师；一个佣人“包揽了贴身男仆、女佣的工作，且负责擦靴子”；两个苦力，工作是清扫庭院、服侍他洗澡、为他抬轿椅；一个马夫和一匹马（看起来，这些服务人员有不同等级）。食堂里实行共享制伙食，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品尝“2到3种葡萄酒，带骨头的大块肉、禽肉、野味、鱼、蔬菜和水果，就算是考文特蔬菜花卉园也很难匹敌”。日用的饮食不比半岛东方邮轮上的供应少。9点半供应早餐，工作时间从10点到下午2点，接着是午餐时间，“排骨，一杯贝斯淡色爱尔”，然后回办公室接着工作，写信以及同办事员谈话。下午4点，他会“洗澡、换衣服，在阅览室和台球室里闲逛，聊一小时天什么的，然后骑马外出，晚上8点钟之前及时返回来吃晚饭。饭后来根雪茄，闲聊几句，在屋顶上散会儿步，晚上10点或10点半上床睡觉”。

他认为天津的传教士“皆为缺乏教养、毫无特色的平庸之辈”，但是他中意宝顺洋行的代理人汉纳先生。怡和洋行的赫克托·麦克莱恩则是“昏聩之人”。沃勒先生（工部局董事会主席、租界最高监督、巡捕房探长、赛马场理事、抛球场秘书、板球俱乐部主席，“最佳枪手、最佳骑手和最佳台球手”）和密妥士先生，这两位的正餐“是这里最高标准的”。包腊在海关工作，上司是赫德，这与赫德早期的事业发展如出一辙，赫德早年在宁波的领事馆工作，是密妥士的下属。不过，密妥士在娶了一个中国妻子之后，不得不辞去领事职务，转行做了商人。

因为工作并不多，包腊有时间学中文和骑他的矮种马。这匹马被唤作“骗子”（他后来希望在上海卖掉这匹马，那里没有人会知道这匹马为什么取了这么个名字），还“猎捕随处可见的野生水鸟”。

他也喜欢骑马去郊外，以一种不再流行的散文体，吟诵着那些环绕平原的美丽远山：“当太阳隐没在山巅，山丘似与地平线相连，云朵给山峰加冕，那是童话中的宫殿，象牙白色的城堡，金色的塔林。”其他大部分侨民并不重视这些山丘，他们跑到郊区探险的唯一目的是猎捕野生动物。奥利弗·雷迪，一位汉口的居民，把他的回忆录命名为《在华生活与运动》，10章的内容中有3章是关于“打猎”“骑马”“帆船”，最后一项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接近他们想要捕杀和食用的水鸟。对这些热衷打猎的人来说，在中国打猎最棒的一件事就是无拘无束。回到英国的话，“私闯他人院落几步远，就很可能会遭遇一场法律诉讼……感谢那些从业主的朋友手中收到的税，管理员们活得很好，越长越胖……狩猎圈养动物的运动陷入了危险境地……猎手的朋友，他的狗，实际上不允许入内。”反观在中国，“某个人可以纵览中国全境并且声称：‘这是我的地盘，这里我能带着我的枪和狗……随心所欲打猎，想待多久待多久，不必要向任何人告假，在这里，管理员和狩猎许可证是听都没听说过的事情’”。

所有人都不允许随意践踏他人的土地，但英国的有钱人，展现了在华外国侨民一种有趣的面貌。奥利弗·雷迪回国时或许已经支付过狩猎圈养动物的费用（他把书献给表兄阿尔弗雷德，即米尔纳子爵），但大多数外国侨民不属于上流人群，并不享有这样的特权。清华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王文显是研究17世纪戏剧的专家。19世纪末，他的父亲在香港、上海和天津租界担任过高级警务官员。因为父亲的缘故，他开始关注枪支，“锲而不舍地抵制”枪械，但“根本无济于事”。“作为典型的英国人，如果外派到中国的边区村落，通常会携带一个私人军火库，为的是能打到些东西。大量收藏运动枪支在这里日渐成风，如果有人回国，必须解除武器。”在19世纪末期，这样做不是因为害怕枪械法，而是因为枪支所有者的社会阶层以及财富经常意味着，在他回国之后，不得不放弃他的嗜好和他的武器。

奥利弗·雷迪喜爱的狩猎地是长江区域，虽然打猎条件不如以前，因为上海的侨民社区扩大了，已经开发出了狩猎产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当地枪手们，携带外国的后膛枪在田野间认真搜寻……在长江沿途打猎的首要装备是一艘性能良好的游艇，或是吃水浅的快艇……漂浮的狩猎小屋。”那个中国仆人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枪支、狗、食物还有休息室里生好的火盆……你可以待得很舒服，喝下午茶、看书、抽烟、吃饭、和朋友在火盆旁闲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困了就睡觉，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已经到目的地了，还没起床就很可能会听到野鸡的鸣叫。”

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雷迪停止了在田间地头的打猎活动，他转战山林（猎捕鹿和野鸡）、湿地沼泽（鹬鸟、丘鹬、浣熊、野猫、天鹅、鹅、秋沙鸭、水鸭、野鸭），奔走在墓地四周（兔子，“讨厌的小动物，尽是骨头和毛”）和平原之上（鹌鹑和大鸨）。有一次，他甚至打中了结冰河流中的鱼。

厦门附近还有老虎，虽然雷迪从来没有抓到过一只，但是在赫德还是年轻的领事馆官员的时候，抓获过更小、更漂亮的猎物：

今天我打中了一只鸟，叫声像一只黑鹂。如果不是因为翅膀上的一些白色羽毛的话，我会将它命名为“中国的‘英国黑鹂’”。也许是某种八哥……今天晚上打到一只鸽子。宁波人把它叫作斑鸠（音译）：背部是深蓝灰色的，脖子一圈是黑色斑点羽毛；一只非常漂亮的鸟儿。

实际上，唯一阻止猎手们的，是宜昌地区的针茅草。雷迪没有使用皮质绑腿就出发打猎，结果他的短袜上挂满针茅“有如一只蜂巢”，他的狗则变得像只绵羊那样大。

最后，等我的中国仆人赶来脱下我的袜子，发现针茅草已经和我的皮肤勾连在一起，那些小小的倒刺穿透羊毛袜，像鱼钩一样，数以百计，扎在我的小腿肚上……我的腿酸痛不已，跛了很多天，而我的狗遭了几个星期的罪。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一只长尾山雉。

那些狗也是运动的牺牲品。欧洲的狗运到中国后，很少有活过3到4年的，甚至更短命，这样一来，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狩猎活动被毁掉就需要“不断有宠物狗运进来。因为如果没有狗，自己是没有办法从茂密的草丛中捡回雉鸡的。”这些狗被痢疾击倒，还有“心脏部位的蠕虫……细长、白色的蠕虫，和细面条看起来很像，缠绕住心脏，吸血为生，直到它们的数量多到最终堵塞血管动脉，狗就会暴毙。有位医生好心地为一条讨人喜欢的狗验了一次尸，这些蠕虫数量是如此之多，说实话，我根本做不到仔细端详那颗心脏。”

在19世纪的外国侨民看来，牺牲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当地出产可以获得的所有的东西看来都更为低级的情况下，包括狗也是这样：“本地狗不能用于狩猎活动，因为它们不具有我们的犬类那种出类拔萃的聪慧，并且它们的嗅觉也更为逊色”。

并不是所有为了狩猎活动引进的狗都能令人满意。记者、作家濮兰德①一度与不可靠的巴克斯②合作，共同撰写有关中国历史的系列书籍。濮兰德早年从澳大利亚弄来了一只塞特猎犬，取名赫克托，看起来受过独家训练，为的是让它追逐袋鼠：“赫克托以令人悲哀的方式在田间闲荡，完全不在意附近任何一只鸟，它会说话，就像狗真的会说话一样，它说它想念年轻时家乡熟悉的事物；眼看着抓到一只袋鼠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它对我们的事情也越来越失去兴趣，直至彻底放弃。”赫克托最后被公开拍卖。

1889年的圣诞节，奥利弗·雷迪在镇江附近打猎，猎获了3只鹅、14只山雉、2只鹿、3只丘鹬、7只野鸭还有1只鸽子，他的圣诞宴席摆上了它们：

鸽子汤

丘鹬

炖山雉

冷烤鹿肉

五彩缤纷的梅子蛋糕（一位挪威女士的圣诞礼物）配威士忌

奶酪

柚子（一种四川出产的大个蜜柚）

威士忌和水

茶

没有冬青树，也没有槲寄生，它们能让人想起可爱的英格兰，不过我怀着忧伤饮酒，为了“故乡的亲人们”，为了此时远离家乡的游子们,在尼古丁中陷入深深思索。

在上海，没有狐狸可以追猎，侨民将骑马的快乐与郊外猎纸游戏相结合。10在不带着一只短命狗出门打猎的时候，奥利弗·雷迪把兴趣放在骑马和赛马上，和其他人一样，他看不起本地矮种马的品质，尽管他所看的不只是普通的“中国”矮种马（来自蒙古），还有“来自突厥斯坦的形体优美的矮种马，一种来自伊犁的高大单薄的马，以及来自四川的矮种马，瘦弱，有牛样的跗关节”。中国的矮种马有着“硕大的、难看的脑袋，继而是一个楔形的脖颈，如果你骑上马，从马鞍前你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

与狩猎一样，中国提供给外国商人和侨民骑马的机会，或许这些人在自己国内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尽管他们都还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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