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关于武王在位年数，今本《纪年》“周武王”下第一条载“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最后一条载十七年“冬十有二月，王陟”，则武王在位共6年；但在幽王之后括言西周总年数，又谓“武王灭殷，岁在庚寅”，是实以武王在位为7年。大约今本的作者对武王克商年尚踌躇不能定，遂牵连干支纪年的推算而致误。详下文。

表中的年数，与现存古本佚文相对照，只有昭王在位共19年二者相同，其余古本佚文所记皆不足今本之数。这并非是说古本《纪年》原就不载各王在位年数，当只是由于古本散佚，绝大多数王年已经失去。王国维先生的《疏证序》说：“今本《纪年》为后人蒐辑，其迹甚著，……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无一不袭他书。其不同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2]（P3）这话否定今本与古本的联系，似嫌过分。有学者认为，“王国维所说《今本竹书纪年》抄袭他书的材料，其实并看不出它们间的直接因袭关系”，而且“有大量的例证可以说明今本绝非辑录而成，因为古本‘不云何年’的材料在今本中都有并非不恰当的各自位置”[5]（P194－198）。今本资料来源的情况可能相当复杂，有些内容或直接涉及古本的资料来源问题，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对于今本与古本之间的承变关系还不能轻易否定。仅就今本所记的西周年代而言，我们以为可分两段来看：自康王以下诸王年，当是大略承古本而来的，否则后人无由造作与编排；至于武王、成王的年代，则明显是据《汉书·律历志》所录刘歆《世经》中的年数补入的，而不是古本《纪年》原有的记录。认清这一点，对于考察《纪年》中的年代记录十分紧要。

（二）今本《纪年》载西周积年云：

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王国维先生《疏证》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通鉴外纪》引《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此二百八十一年与古《纪年》不合，乃自幽王十一年逆数至其前二百五十七年，以此为成王定鼎之岁，以与古《纪年》之积年相调停。盖既从《（新）唐（书·历）志》所引《纪年》以武王伐殷之岁为庚寅，而共和以后之岁名又从《史记》，无怪其格格不入也。余疑《隋（书·律历）志》所引‘尧元年丙子’，《唐志》所引‘武王十一年庚寅’，皆历家追名之，非《纪年》本文。盖虽古《纪年》中，亦多羼入之说也。”[2]（P89）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最称透辟，揭示今本《纪年》擅自变更古本所记周初王年，已失去了古本的本来面貌。下半部分指出干支纪年非古本《纪年》本文，也十分正确。清人朱右曾《汲冢竹书存真》卷上“帝尧元年丙子”下已有按语云：“古人不以甲子名岁，自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仓龙癸酉’，又云‘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是始变古。原古人之法，以岁星定太岁之所舍，星有超辰，则太岁亦与俱超，故不可以甲子名岁也。东汉以来，步历家废超辰之法，乃以甲子纪年，以便推算。此‘丙子’二字，疑荀勖、和峤等所增也。”陈梦家先生也判断，“东汉复行四分历以后，应已有以干支纪年并追纪古时年代的干支者”[6]（P259），因此“尧元年丙子”、“武王十一年庚寅”二条“都是后人据《纪年》推校出来的，因东汉以前无干支纪年法”[7]（P476）。何炳棣先生又断言古本《纪年》中的“庚寅”二字是据唐代的《大衍历》推算而来的，干支纪年不得早于东汉初叶[8]（P19）。古本《纪年》出土不久，已有据《纪年》推校古时年岁干支的，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而这种推校，诚如陈梦家先生所说，“常有错误”。

今本《纪年》所记武王、成王年数，可以肯定是截取了刘歆所拟西周年历的开头部分。陈梦家先生已指出：“《三统·世经》之西周历谱系应用下列各部分配合而成者：（1）选择若干书籍材料作为构成周初五十六年之史料；（2）采用《三统历》法（即《太初历》法）将上述史料之年历及月象谱成由推算而得之周初五十六年历谱；（3）除周初五十六年用上述方法谱成外，其它采用《（史记·）鲁世家》年数；（4）采用两周八百六十七年之说，将周初五十六年及《鲁世家》所补年数合为西周三百五十二年。”[9]（P498）刘歆所定的周初王公年数，包括武王7年、周公7年、成王 30年，下及康王十六年，共60年；康王十六年以后，则续接《鲁世家》的年数。今本《纪年》作武王7年、成王37年，显然与《世经》一致，只不过把周公摄政的7年并入了成王的纪年。

汉人重视鲁国纪年的做法是可取的，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时间实可由《鲁世家》上推到周初。此亦由于鲁国最初受封建国时，因周公的特殊地位而得赐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史官制度发达较早，文献记录和保存亦较完整。然《世经》所引录的《鲁世家》年数，却与今本《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下简称《年表》）有异。其差别情况如下：

《世经》 《鲁世家》 《年表》

伯禽46

考公4 4

炀公60 6

幽公14 14

魏公50 50

厉公37 37

献公50 32

真公30 30

武公2 9 10

懿公9 9 9

伯御11 11

孝公27 27 38

惠公46 46 46

《鲁世家》与《年表》所记武公在位年数有一年之差，今通观二篇及今本《纪年》，权从《年表》，以武公在位10年计。依此，由已知的鲁孝公三十七年（即《鲁世家》的二十六年）为周平王元年（前770）上推，则考公元年为公元前998年，伯禽之卒年为公元前999年。如果按《世经》，则鲁考公元年为公元前1062年，比上数多出64年。刘歆推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22年，即由公元前1062年上加所拟周初60年而得。他所据《鲁世家》何以与今本《史记》不同，原因不能明。《史记》原本在汉宣帝时由司马迁外孙杨恽传出（见《汉书·司马迁传》），或刘歆所见官本已有改动，或竟为刘歆自己所改以就合其历谱，都属可疑。

刘歆使周初年历与鲁国纪年相衔接的关键环节，在于推定鲁公伯禽在位46年，其卒年即康王十六年。《世经》说：“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春秋（历）》、《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左）传》曰：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他的推算依据是：“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六年戊午，距炀公七十六岁，入孟统二十九章首也。”“炀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丁酉，距微（魏）公七十六岁。”这是说，从周公摄政五年正月初一到鲁炀公二十四年正月初一，共76年（即古历一蔀亦即四章的长度）。由这个76年，减去周公摄政的后3年及鲁考公4年、炀公23年，即得伯禽在位的46年之数。因刘歆先已设定成王在周公摄政7年归政后始即位称元，而成王在位30年，故又由46年之数，推定伯禽去世在康王十六年。这个纯由《三统历》谱推算出来的年数显然也是不可信的。

今本《纪年》没有采取刘歆的推算方法，而是在信从武王在位7年、成王在位37年之说的前提下，调停古本《纪年》所记的西周历年共257年之数，直接以所定成王十八年（前1027）为257年的上限，并以其年为成王“定鼎”之年。其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由追纪性质的干支纪年法推导出来的。具体做法是先由已知的周平王元年为辛未年，上推257年为甲寅年；又由武王伐纣之年为庚寅年，下推24年亦为甲寅年，故以此年为“定鼎”之年，也即成王十八年。今本《纪年》的西周干支年表如下：

武王十一年（伐纣年） 庚寅（前1051）

十七年 丙申

成王元年 丁酉

十八年 甲寅

康王元年 甲戌

昭王元年 庚子

穆王元年 己未

共王元年 甲寅

懿王元年 丙寅

孝王元年辛卯

夷王元年 庚子

厉王元年 戊申

十三年（共和元年） 庚申（前841）

宣王元年 甲戌

幽王元年 庚申

十一年（西周亡） 庚午（前771）

看这个干支纪年表，并未有龃龉，王国维先生所谓“格格不入”者，似乎并未详检。不过今本《纪年》确定武王元年（指其最初称王即继承文王为周人首领之年）为己卯年，则又发生了问题。由己卯下推，武王十二年为庚寅年，十三年为辛卯年；若以庚寅年为十一年，则其元年应在庚辰。今本首条的错误，盖亦由此而来。这些都显示出未定稿的痕迹，可见作者对古籍中有关武王伐纣及在位年数的种种矛盾说法仍无所适从。

上述表明，古本《纪年》原载西周积年为257年，所记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与今本大不相同。如果肯定今本所记康王以下年数尚承古本而来，那么由所记康王元年（前1007）溯至257年的上限，实际只有20年（前1027—前1008）。我们相信这个20年之数即是古本《纪年》原有的记录，并且是大致符合历史实际的，即武王克商后次年即去世，在位仅2年，成王在位共18年[①]。今本《纪年》大约以为这个年数太短，又与所追校的干支纪年不合，因而部分采取刘歆之说而别作安排，遂将武王克商年提前了24年。实际上，今本所记成王十八年以后事，年历都不可信。如记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次年“葬周文公于毕”，就与上文所记“十三年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相矛盾。此亦因改动古本，属稿未定，前后失于检照。即如“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一条，也不可信。《左传》桓公二年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宣公三年又载：“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断代工程的《报告》认为：“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1]（P39）所谓“再加上”云云，可能是就今本《纪年》的记载而言的。然古人所谓“定鼎”，不过是“定都”之义，武王去世之前既已有意于以洛邑为统治“中国”之中心，则不得迟至成王十八年始有“定鼎”之事。学者或说洛邑王城至此始建成，故以其时“定鼎”，此亦缺乏实据。其事还牵连到孟子去齐时所说的“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的话（《孟子·公孙丑下》），《报告》采取了孟子去齐在公元前312年之说。然据钱穆先生考证，孟子曾两度游齐，其第一次去齐约在公元前324年或稍前[②]。若即以此年为准，则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3年，其前二年即成王元年，正与古本《纪年》相合。

现在看来，了解周初的史实与年代，应须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周公摄政时成王尚“年少”之说。武王克商时年事已高，故至次年即去世，其时成王作为元子，不应尚在少年阶段。古人说的“年少”，往往可指30岁上下，未必限定于十多岁。成王与伯禽为同辈，年龄可能也相仿。按鲁国纪年，伯禽卒于公元前999年，相当于今本《纪年》所记康王九年。再按古本《纪年》，若伯禽受封在成王元年（前1025），则其在位共有27年；而今本《纪年》载其受封在成王八年正月，即周公还政于成王之次年[③]，此虽亦承旧说而合乎情理，如是则其在位实际只有20年。其卒年晚于成王9年，也许成王比他还要年长些。晋国的开国君主唐叔虞，相传为成王之弟，而《左传》载唐叔之子燮父与周公之子伯禽、姜太公之子丁公伋、卫康叔（武王少弟）之子王孙牟并事康王，亦可见成王即位时决不会太年轻。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及古代王位继承兄终弟及的因素，后人对周公业绩的称颂有类于神话，成王“年少”之说当即由此化出。

为便于查对，并附鲁国年表于此。

表二 西周鲁国年表

（据《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