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持修撰的一部卷帙浩繁的编年体史学名著。自《史记》《汉书》以后，断代纪传体史书越来越流行，也逐渐确立了其作为“正史”的地位。我们通常所谓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等“正史”，无一例外都是纪传体，而且除了《史记》之外，其他“正史”都是断代史。但在纪传体之外，编年体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体裁，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编年体史书可以说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但秦汉以后，编年体史书逐渐消沉，难以与纪传体正史争锋。直到北宋时期，《资治通鉴》才重新举起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编年体”和“通史”这两面大旗。不得不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编年体之所以能与纪传体并峙成为两座高峰，悠久深厚的“通史”传统之所以能够形成，《资治通鉴》功不可没。

若要明白《资治通鉴》的历史观，那么作者出于什么目的而编撰此书，是不可不知的。知道了撰写此书的目的，则此书的基本观念就可得其要领了。如上所述，司马光之所以编撰《资治通鉴》，最核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帝王阅读，给帝王提供一个了解前代历史的优秀读本，从而起到“以史为鉴”的效果，司马光也因此成为读书人里的“帝王师”。这样看来，《资治通鉴》最为根本的历史观，还是秉持了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把历史当成是前代善恶行迹的汇总，后人可从中找到各种成败善恶的范例，并且阅读之，领会之，运用之，从而学习古人的成功经验，避免重蹈古人的覆辙。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实用的“以史为鉴”的历史观，所以《资治通鉴》一书特重政治之变迁、制度之沿革、礼乐之兴废，因为这些内容最能体现历代之兴亡成败，也最易成为善恶的典型。

如果我们往更深一层思考，就会发现《资治通鉴》蕴含着司马光等史学家更为理想化的一种历史观。《资治通鉴》编年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虽说是为了上接《左传》，但并没有和《左传》完全接续起来。那么，司马光为何要以三家分晋作为此书的起点呢？他自己就有很清楚的说明：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根本，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司马光所说的“礼”，就是君臣名分、尊卑之别，也就是一整套的社会秩序。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希望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父有父的样子，子有子的样子。在儒家所设想的君臣尊卑之社会秩序背后，还有一个更为远大的道德理想。现实世界中的尊卑秩序，其实就是这个道德理想的具象化。礼乐为道德之器具，群史为六经之延续。后世的礼乐兴废、治乱兴衰，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道德秩序在现实世界中的浮沉隐显。《资治通鉴》历述周秦汉唐之盛衰，具陈礼乐刑政之兴废，也是为了考察儒家的道德理想在历史中的实践过程。

以上所述《资治通鉴》的历史观，可能与我们现代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着相当的距离，但如果要想理解《资治通鉴》，要想理解中国的史学传统，则这些知识不妨略知一二。抛开这些历史观不谈，《资治通鉴》考证严密，叙事精准，本身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