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玄的“起居注”

开栏语：

南朝（公元420年~ 589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不仅宫廷喋血不断、朝代更迭频繁，而且疆土硝烟弥漫、百姓流离失所，作为社会中坚的官僚系统和士大夫群体更是在士族门阀制度的崩溃中经历了急剧的颠沛浮沉。在这样一个末世穷年里，朝廷礼仪、官场规则、社会秩序、道德人心……一切都开始失衡、倾斜，并在失衡与倾斜中无可挽回地逐渐探底。

回望南朝，总有一些转瞬而逝的勃勃生机令人扼腕叹息，总有一些涂炭生灵的血腥拼杀令人惨不忍睹，总有一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令人追昔抚今，总有一些美丽心灵的枯萎死亡令人痛彻肺腑。

■蒋家平

公元404年，即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元兴二年，权臣桓玄（369~404年）篡位，改国号为“楚”，史称“桓楚”，改元“永始”。不过，刚刚过了三个月的皇帝瘾，就被北府兵旧将刘裕（小名寄奴）兴兵赶出建康（今南京），带着残兵败将急匆匆地逃往他的老巢江陵（今荆州）。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相应地，败军之将一般也不会从容到哪里去，或狼狈不堪惶惶不可终日，或痛定思痛自我反省，或不甘言败图谋东山再起，这是人之常情。可桓玄这位“百日皇帝”却偏偏没有这样，而是在慌不择路的逃亡路上，忽然想起了他的“起居注”。

起居注是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专册，由历代帝王的近侍臣工记录和编撰。这种由臣下代笔的皇帝日记，一般而言当朝皇帝是不能看的。因此，起居注不仅记录历史，还能对皇帝起到监督作用，使人君不敢为非。《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找谏议大夫褚遂良想看起居注，却碰了钉子。太宗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褚遂良回答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则说：“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可见，起居注实际上是一种约束皇帝言行的制约机制，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那道紧箍，看起来金灿灿的，可念起咒语来，皇帝也会很头疼。

不过，中国是有着悠久的集权传统的国度，皇帝是高居社会食物链顶端的“孤家寡人”，起居注的作者则是其无数属臣中比较微渺的一员，而非某种独立力量的代言人，因此，即便有制度性的安排，起居注的监督制约作用能否发挥、发挥到什么程度，也都只能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自觉。换句话说，皇帝真的要看，甚至要求删改起居注，是谁都无力阻挡的。

桓玄就是这样一个“不自觉”的人。他想，后人修史，起居注是重要的资料来源，起居注里的自己是个什么形象，这可是大事，是涉及到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的大问题，岂能不闻不问？于是，他不顾逃亡的辛苦，也顾不上和群下谋划战事，而是直接管起了起居注这项工作。桓玄出身门阀，受过良好的教育，写文章是把好手，这时候刚好派上用场。他专心思考，出口成章，臣工只需一一记录下来即可。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桓玄在起居注里大谈他如何抗击刘裕等叛军的英明决策，自称“经略指授，算无遗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手下将领不听调度，“非战之罪”。他还将他的起居注“宣示远近”，广为传播。

诸如此类造假的事情还有不少。篡位前，有一次桓玄突然上表请缨北伐，要去征讨后秦的姚兴，可背地里又暗示朝廷下诏不许他出征。原来是他这人“好为大言”，却不想真的到战场上去拼命，便故意耍小聪明欺骗朝中大臣。又有一次，他忽然想历代都有隐士高人，自己当朝时却没有，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便明里说要敦请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出山做官，又煞有介事地派人送给他一大笔钱，私下里却要他配合演戏，婉拒征召和钱财，硬是活生生地造出一个“高士”来。

所以，史书上说桓玄“好逞伪辞”。其实，人人都有伪装自己的时候，但像桓玄这样将伪装和掩饰做到如此极致的人确实少见。读这段历史，我总怀疑桓玄的思维异于常人，有些过分偏执。

狡诈和不自信从来是互为表里、互为依存的。内心的虚弱导致伪饰成病，对狡诈的依赖又助长了不自信。桓玄就是这样一个伪诈之人，可想而知，他是不可能将精力和智慧用在正道上的，也不可能担承起重振朝纲、力安天下的重任的。史称其篡位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很快就导致“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而刘裕等乘机起兵讨伐，并很快取得胜利。

桓玄回到江陵后，为收拢人心，便为自己的败亡找了个“还都旧楚”的说辞，还下令各地上表祝贺“迁都”，又搜罗了两万兵马，要打回建康，结果败得更快更彻底。逃到益州枚回洲时，桓玄被益州督护冯迁围困。桓玄拔下头上的玉导给冯迁看，说：“是何人邪？敢杀天子！”冯迁说：“欲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

或许，桓玄至死都没能弄懂两个简单的道理：靠狡诈和心计能够爬上高位，却无法靠狡诈和心计将国家治理好；留给后人的“起居注”可以伪饰，却无法靠伪饰的“起居注”阻止后人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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