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关张

《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三国故事’目，著录此剧正名;《今乐考证》、《曲录》亦著录之。此剧现存版本有：（一）明万历间脉望馆抄校本，未题作者，北京图书馆藏;题目作：‘英雄汉涿郡两相逢’，正名作：‘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二）《孤本元明杂剧》本，第十五册，又作简名：‘桃园三结义’;据脉望馆抄本所校印者。”傅先生《元代杂剧全目》中所载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能确指到底是元代还是明代，只是笼统含糊称为“元明间”，将元、明两代并举，说明其出现时期不会早于元代中期，极有可能是元末明初，因为同时期的罗贯中《三国演义》已问世，其书之第一回目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历史上一种现象或者一个故事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或凭空出现的，往往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前已证“桃园结义”故事产生于元中期，流行于元末明初，这是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往往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元末明初恰恰就是新旧王朝在变更前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元蒙贵族的统治因到了王朝末期而变得极为残酷，从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全国为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但在各方的义军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方面与元朝军队奋战，一方面义军之间同时还进行着相互吞并的战斗，致使元末的斗争变得十分复杂，而在这复杂的形式下，起义队伍中的每个人也都会面临忠诚和义气如何取舍的种种考验。

桃园结义流行于此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讲求忠义的道德需求。据一些研究材料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志图王”，曾参加了义军张士诚部并充当幕僚，但个人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故而发愤编写历史小说。将他参加义军的经历，加上个人的才智，编撰了《三国演义》。借助小说竭力呼唤重信守义，倾心塑造了汉末群雄，其中桃园结义三位英雄就倾注了个人情感，关羽还被塑造成了“义绝”。该书多处借人物之口来表明自己的爱憎，如借诸葛亮之口斥责魏延：“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诚然，桃园结义故事并非罗贯中的原创，罗本成书时代晚于平话本，在编写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和参考元人平话本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加之本人“遭时多故”，痛恨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诈，是以罗本将“桃园结义”的故事描写的更加丰满而有意义。至此之后，刘备的家乡在其故事的影响之下，也就出现了以刘关张为主体的纪念祠宇———三义宫，俗称三义庙、三义祠。其产生的轨迹是：元人平话本创作于先，接着是元明间有关三结义的杂剧兴起，紧接着集大成或称最终定型的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广泛传播。三三义宫（庙）———“桃园结义”影响之产物只讲义气不论出身的结合，当然受到社会普遍的欢迎。

然桃园结义真正影响后人，甚至出现专门祭奠庙宇，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唐、宋人心中，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早已成英雄，反复出现在咏赞诗中。而刘、关、张三人有旷世难逢的兄弟之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将此作为独特的话题而重视。甚至在刘备、张飞故乡河北涿州，唐、宋、金时期也只有祭奠刘备的昭烈庙。现存咏赞刘备庙的诗，以宋朱熹《谒昭烈庙二首》较早。唐人或有咏赞昭烈庙诗，今未曾见。至金、元时期，歌咏涿州刘备庙宇的诗词、碑刻已然增多，如：金王寂诗《涿郡先主庙》、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周昂诗《谒先主庙》、元好问词《摸鱼子·题楼桑庙》、元陈孚诗《谒先主庙》、傅若金诗《涿州楼桑先主庙》、郝经诗《楼桑庙》、《书黄华涿郡先主庙阴》、《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王恽《谒楼桑昭烈帝庙》等，均以刘备或刘备庙宇为歌咏对象。今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内一通元代紫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恐为尚存刘备庙最早碑刻。在此，值得注重的是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所记内容。王碑已佚，其碑文见《涿州志》，碑文记载：“涿，先主之故家也。庙距州西南十里，而远庭有石，乃刺史娄君延重修记，唐乾宁四年也，则血食于此旧矣。

岁久屋老，才庇风雨。今夏四月，里民始议增葺。于是富者以资，巧者以艺，少者走以服其劳，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门屏，又作两庑，配祀元臣。诸葛孔明、关云长、法孝直在东，庞士元、张翼德、简宪和在西。”。文中很明确提到至迟唐乾宁四年涿州建有昭烈庙，而王庭筠重修该庙于金人统治时期，即公元1115－1234年期间。碑文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王庭筠重修的昭烈庙中不仅祭奠昭烈帝，还配祀了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六位“元臣”。元郝经《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中也提到：“庙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辽金以来，皆即故居代为增葺。而正殿当中山靖王之后。昭烈像设衮冕，南向。其佐命将相，则列于两庑。左则诸葛亮、庞统、法正、许靖。右则关羽、张飞、赵云、马超。”从上引金、元诸人诗词、碑文中我们得知，汉昭烈庙又称作汉昭烈皇帝庙、楼桑庙、先主庙等，显然是纪念以刘备为主体的庙宇，金代到元代早期，涿州的庙内除了刘备还有诸葛亮等人配祀其中，而后世以祀刘、关、张三兄弟为主体的庙宇———“三义庙”，当时这一名称是并不存在的。随着杂剧非凡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流传，“桃园结义”的故事更加深入民间。至迟在明代中期，刘备、张飞故里河北涿郡出现了祭奠刘关张三兄弟的庙宇———三义宫。

今河北涿州市松林店镇楼桑三义宫内存有明代正德三年焦芳等刻立的《重修三义宫碑》，此为今存记载三义宫最早的碑刻，其碑文中记载道：“涿之楼桑故有三义庙，祀汉昭烈皇帝，而以其臣关穆侯羽、张桓侯飞配焉。盖楼桑即昭烈故里，而桓侯为涿人，穆侯虽产解而誓共死之盟实始于此……然则昭烈之于二侯盖不特一时要结兄弟之义，终始君臣之义，而于天下万世之大义，沉沦于凶虐之势而不可返者，皆特以不坠矣。千载之间，苟所居所履皆合而祀之，岂偶然乎？故庙建于唐乾宁四年，金承安中复新其室宇……”据碑文所记，三义宫的修建年代下限是明正德年，正式年代当为明早期。焦芳于碑文中特意提到“故庙建于唐乾宁四年，金承安中复新其室宇”，是欲将三义宫这个称谓的历史提前到唐代，并提到金承安（公元1196－1200年）中还曾修葺过庙宇。而前引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中，恰恰有涿州的汉昭烈庙建于唐乾宁四年的记载，王庭筠正是金大定年进士。说明焦芳这句话的根据源自王庭筠的碑文，只不过焦芳将王庭筠重修的涿州昭烈帝庙，说成为三义宫了。由一段传奇故事而引出一个纪念庙宇，这不是惟一，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三义庙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清朝和民国时期，三义庙是秘密组织结义、会盟、议事、举行重大活动的重要场所。

明人将汉昭烈庙直呼为三义宫，有意无意之间改变了庙宇的性质，前称谓突出的是封建等级君臣之礼，强调的是“君”，而改称后者显然加入了民间“义”的成分，就是把君臣之礼变成兄弟之义，而这正是民间百姓所愿看到和接受的带有平等意味结果。清褚人获《坚瓠集》记载民间广为流传的《关西故事》中，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均是阶级地位相同的平民。故事说，关羽从蒲州解良杀了当地豪强逃到涿州后，轻而易举的将张飞藏在井中的肉取走，“张归，闻而异之，追及，与之角力，力相敌，莫能解，而刘玄德卖草鞋适至，见二人斗，从而御止，三人共谈，意气相投，遂结桃园之盟。”这里决口不谈刘备有高贵血统，只说他卖草鞋，三人之间就没有距离而能平等结盟。由汉昭烈庙变为三义宫，从平话本粗糙的结拜到《三国演义》非常严厉的“桃园三结义”，应当说是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迎合了民众的需求。明代闻名学者李贽在其《续焚书·卷五》中，作“过桃园谒三义祠”诗，道出了大众的心意，诗云：“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源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我来拜祠下，吊古欲沾襟。在昔岂无重义者？时来恒有《白头吟》。三分天下有斯人，逆旅相逢成古今。天作之合难再寻，艰难何愁力不任？桃源桃源独蜚声，千载谁是真兄弟，但闻季子位高金多能令嫂叔霎时变轻重。

”这首古诗虽回避了君臣之礼对人的桎梏，但却是对世人结交是以黄金的多少来衡量感情深厚的丑恶社会现象的深刻抨击，感叹刘关张三结义这种“天作之合难再寻”。应当指出，如李贽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在慨叹冷漠人生，那在社会的底层民众，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先主伐吴》文中，更表明了广大民众为何崇尚三结义的心声，朱云：“刘先主与云长结为兄弟，义气甚重。方即位，而云长败死。平时共患难死生，不少须臾离，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为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当日誓言为何？又何以见天下？故刘先主之行，决不可已;即不行，亦须枉受张翼德一番臭气，驻手不得。惟一败，气结而死，故可以下见云长，而先主之心，亦可以无愧无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为轻、义为重者。”此即是桃园三结义之所以流播开来且长久不衰的真实原因。由此我们会引出一个题外话题：桃园结义为什么古人单就要说桃园，而非别的什么树园？这关涉到中华古代巫文化内容。古人认为鬼畏惧桃树，故常削桃木为人形，立于户侧，以驱鬼避邪。汉应劭《风俗通·祀典》记：“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兄弟结拜、歃血为盟本是一件十分严厉、庄重的事，古人把刘关张结义的地点说成桃园，便是深受巫文化影响之产物。

四“桃园结义”对后世的影响为达某种目的结义为兄弟，这样的事情古已有之。唐朝皇帝为加强边境安全曾和回纥、突厥“结为兄弟”。大明王朝统治者如何利用结义故事来笼络大众，目前尚未见到鲜明的例证。倒是大清统治者虽是满族贵族，却将此运用得得心应手。据《清稗类抄·卷六十四》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利用《三国演义》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演义》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也，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将一段民间故事非凡是汉族的故事与自己的统治结合并运用于实践，这是满清统治者的高明之处。虽然当时清世祖尚未全面统治中国，但他能从桃园三结义中悟出结盟多民族来增强自己力量的道理，以求达到最终统治天下的目的，则非平常统治者所能也。此后，大清统治近三百年中，新疆噶尔丹叛乱、康熙出兵抗击俄国侵略，都是民族矛盾尖锐的表现。而蒙古王朝完全臣服于大清，没有参与与中心王朝作对的叛乱，不仅如此，“（清圣祖康熙）召科尔沁蒙古王沙津入京，面授机宜，使诱噶尔丹”，则使蒙古贵族完全站在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上。

桃园结义竟能使蒙古贵族三百年来对大清像关羽之于刘备“服事为谨”，这难道没有最初受到清世祖尊崇与之结盟有关吗？自《三国演义》面世之后，桃园结义故事便风靡社会，引得民间纷纷效仿。而一种社会现象的流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均能接受，否则将是短命的。桃园结义之所以流行社会，就因它是不讲究阶级地位差别的。清代学者章学诚批评《三国演义》说：“《演义》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是以后世学者谓：“天下最足移易人心者，其惟传奇小说乎……自有《三国演义》出，而世慕拜盟歃血之兄弟、占星排阵之军师者多”。这正是桃园结义广泛受到下层亲睐最好的注脚。结义、结拜、歃血为盟，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形式，它是由中国社会宗法结构特点所决定的，源远流长。宗法制是从氏族制度血缘关系与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统治者“重本抑末”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以土地为中心的人民，没有更多的选择，只可能以血缘纽带组合群体，这就形成了宗族组织。宗族组织既有内向凝聚的倾向，又有外向相斥的倾向，它的强大与繁荣在于与其他宗族组织相互竞争中而获得。宗族组织内向的凝聚力关键是他本身所带有的血缘关系，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强调的就是血缘关系。

而没有血缘关系的身处江湖，生活无保障，经常遭受官府、地方豪强欺凌的四方游民，因为某种利益聚合在一起时，为使相互之间变得更加紧密，便努力的通过某种形式使得这种关系变相的成为“血缘亲情”。规模小的“桃园结义”、“义结金兰”、“拜把子”等。规模大的则建立以虚构的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各种结社组织，孙中山说：“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其实，结义、结拜就是将没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和人，以一种虚构的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准宗族组织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团体的凝聚力，这是弱小群体抵御强暴，免于饥寒的最常用的手段。在此，刘关张三人当年是否结义、是否盟誓，都已不重要了，桃园结义作为后人效仿的经典和楷模已然深入到社会，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论及此道：“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反映了民国年间，结拜、结义已成当时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五桃园结义———秘密组织团结民众的手段桃园结义影响后世，因其结义或结拜本生就是中华文化古老传统，弱势群体或个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加强自身力量。当专制统治达到极致，民不聊生时，下层民众结义成为普遍现象便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