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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秉笔直书到背春秋之义

从秉笔直书到背春秋之义网络上有两句话,挺虚无主义的。一句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一句是“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遇见这两句话,心情好的时候会跟他们聊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想拿起铲子去挖他们祖坟

网络上有两句话,挺虚无主义的。一句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一句是“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遇见这两句话,心情好的时候会跟他们聊两句;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想拿起铲子去挖他们祖坟,打扮一下他们祖先。然而往往在这个时候才注意到,他们的族谱早就被人打扮过了,于是才悻悻然放手。

历史不完全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的确有影响。

历史不完全是胜利者书写的。《春秋》这本书号称是秉笔直书的。文天祥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两件秉笔直书的事很有名。这两件事,就足够证明历史并不完全是胜利者书写的。如果连这都不知道,却去谈历史,就充分说明谈论着自身对历史记载专业毫无认识。和这样的外行谈不上什么深入讨论。

胜利者的确有影响。这两件事出名的背后,也意味着很多时候这是有效的。事实也是如此。比如说,按照同样一本历史的记载,弑君的赵盾还是一个彻底的忠臣。但是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赵盾会在战争中包庇扰乱军纪导致晋军战败的赵穿、而赵穿最终却杀了晋灵公迎接赵盾,赵盾为什么会安插这么重要的内线。更加无法解释,赵盾为什么会在晋襄公死后,违背晋襄公的遗命,主张废黜晋襄公的太子。他不是忠臣吗?更难以解释的是,在消灭了竞争对手之后,为什么赵盾又抛弃了自己拥立的公子,转而扶持年幼的晋襄公太子呢?这一反一正之间,唯一的变化只有一点,那就是可以和赵盾竞争的势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击败了。而更重要的因素是,晋襄公的太子,当时才三岁,根本没有执政能力。于是,谁辅政,谁掌权。

争权的人在,他就否认太子的合法性,要立长君;争权的人没有了,他就支持太子的合法性,要废长立幼。

杜甫曾经说:“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叹息一旦进了文书这道门,就掉进了一个天坑。历史这个坑就是这样的大:你不能说历史记载全都是真的,也不能说历史记载全都是假的。历史记载就和我们这个社会一样,有真有假。

老虎捕猎会隐藏自己,欺骗猎物,让猎物以为环境是安全的。

狮子捕猎也希望尽可能地隐藏自己,尽可能地接近猎物在发起攻击。

真真假假,本来就充斥着世界。有些人的认识停留于此,觉得世界上是非混淆真假不分。这说明他们开始见识到了社会,但是见识得还不够。

所有这些真假,都立足于真。古人说,绘事后素。画画的时候,先用炭笔描边(素),再用颜色填充(绘),这是基本的手法。没有真,就没有假。有了假,不代表真就消失了。

历史是真的,历史记载依附于历史真实,可以有真有假。

历史记载本身就会产生谬误。古人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记载本身就会造成一定的信息失真。在记载中实现绝对的真是非常困难的,以至于在现实中不可能。测量工作中都会强调准确,但是这些准确都建立在合理的精确度之内。买衣服的人会看尺码,尽可能地选择准确的尺码,但是谁会在大街上问你的衣服精确到了几纳米?没有一个嘛。误差不超过一厘米,这衣服就能穿,你能说这尺码是假的吗?

正确理解历史记载中的谬误,才能够正确阅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我们因为历史记载中存在谬误,就不去阅读历史。那么这倒的确回避了历史谬误,但是我们也失去了更多的、更加重要的历史真实。猕猴桃要剥皮,西瓜一般不吃皮,你不吃皮,就把猕猴桃和西瓜都扔掉,你就会失去很多快乐。

历史记载不同于历史真实,因为历史记载本身也会变成新的历史真实。那么为了应对他们所处的历史,历史记载也会采用一些合乎常理的叙述方式,不会说得那么浅白。矜持的姑娘会说她不知道答应过他,聪明的小伙子会说不知道她是自己女朋友,其实这俩人合起伙来忽悠吃瓜群众。你要是真信了,将来就会看着这俩人发出来的喜帖目瞪狗呆。有人来问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这句话会令蜂拥而来的好事者迎头一闷棍铩羽而归。你管吃瓜群众的好奇心是否得到满足呢,把门窗关好,就让他们听墙根儿去,馋死他们。

文者纹也。历史记载一定是经过记录者之手修饰的。历史记载一定是打扮过的,这不用问就是真的。但是因此就产生了别样的迷思,以为修饰过的就没有意义,那你还是听墙根儿去吧,做一辈子单身狗不也挺好嘛。

中国的历史记载十分丰富详实。尽管很多人依旧在感叹有太多的残缺,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这已经非常丰富了。像印度,他们就要从中国记载中知道他们那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还有很多国家,他们全部的历史都只能依靠地层里偶然发现的废墟来获取信息。好处是他们可以据此编造非常多的故事,坏处是故事就只是故事。

在这丰富详实的历史记载中,一般认为《春秋》建立了“秉笔直书”的记载传统。鲁迅称之为“春秋之义”。但是也有别的史书建立了新的传统。例如《史记》就建立了“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的记载传统。以他人之酒杯浇自我心中之块垒,将历史“写”作变成历史“创”作,这是《史记》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也导致《史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相对《汉书》不被重视,乃至于落到了大段摘抄《史记》的《汉书》之下。

《汉书》在摘抄《史记》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加入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结果反而达到了将不同观点呈现出来的效果。《汉书》中引用的《史记》文字表达了一个观点,《汉书》中引用的原始资料则又表达了另一个观点。有人会觉得,这样做导致了历史观点的混乱。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真实。这种历史真实,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上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我们很多人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社会上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看法并不相同。你是这样做的,社会是那样看的,这也是历史真实。《汉书》这样的记载,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却恰好向我们展示了更加丰富的历史真实。这反而构成了更加丰富的历史记载效果。

《三国志》是一本更加有趣的书。这本书在编纂的时候已经是西晋。主导编纂工作的人不但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而且和他们都是敌对关系。这直接导致身为一线编纂者的蜀国旧臣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三国内部本身就异常复杂的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进一步增加了编纂难度。有些人据此批评说,这本书有溢美之辞、回护之处。我总觉得这样的批评是不近人情的。笔一直放在那,从来没有人禁止别人去拿,要不然你来写?如果读书读到最后,最后只知道把溢美之辞照单全收,或者全篇否定,那就失去了读书的意义。对于这样的人,你就是给了他们最浅白的版本,他们也是看不懂的,那反倒不如不读。我最初读这本书,只是为了看当时的历史,可是看着看着,发现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更加鲜活的历史。读得越深,就越觉得蜀汉有陈寿这样的人才而不能用,怪不得会灭亡。当时的名将杜预恰恰就很欣赏陈寿的才华。杜预不但是名将,而且注解了左传,才学极为突出,可谓文武双全。大约真的是只有人才才懂得人才吧。穿越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时空,看着陈寿写下的这些精彩文章,山川变换,沧海桑田,宏伟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前四史里,最可读的书就是《汉书》和《三国志》。

此后的历史记载中,两晋南北朝的历史记载纷繁复杂,期间又发生了崔浩被杀事件。批评者很多。其实总体倒还可以。因为此后的历史记载更加开始大面积走偏了。我在印象中,总觉得自从唐宣宗以后,历史记载逐渐偏离到了一个奇怪的方向上,书里的好人都是坏蛋,书里的坏蛋反而是好人。一旦“众正盈朝”,往往就是“群魔乱舞”。也不知道是历史资料太丰富了,还是黑白已经颠倒了。考察历史的整体局势明显进入了衰败期,我想应该是黑白颠倒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历史记载的真真假假总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如果历史记载中不断称颂各路正人君子,但是历史真实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各种事情都在一路败坏,那就说明历史记载是假的——或者退一步讲,是把事情写反了。

因为真正能够指引、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正人君子。在他们的指导下整个社会都衰败了,怎么说也不能说是正人君子。你提供了营养餐,号称吃了以后身强体健,结果吃了以后病魔缠身,那你的营养餐一定是不营养的。

历史记载写得天花乱坠,这里一个奸臣传,那里一个道学传,最后发现事情浑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历史记载与历史真实发生了冲突,这“义”也就没有了。虽然如此,阅读这样的文章,依旧可以让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让我们知道,做这样事情的“他们”是怎么想的。历史记载终究还是变成了新的历史真实。

有个笑话说,有人去某国考察,希望了解他们是怎么骗人的。那个国家说,我们怎么会骗人呢,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人高兴地说,对对对,就是这种骗法。

万变不离其宗。孙猴子再怎么翻跟头,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春秋之义是一种历史真实,春秋笔法也是一种历史真实。

我们要的就是这份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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