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砚文

今晚，电视剧《开天辟地》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这部由胡玫执导、邵钧林执笔的建党90周年献礼剧，横跨1920至1927年间的恢宏历史，集中展现了中共一大到五大，国民党一大、二大，以及廖仲恺遇刺、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想要以电视剧的形式重现如此宏大的历史，对于创作者而言并非易事。毕竟，在卷帙浩繁的庞杂史料之中，往往只是记录下了宏观的时代脉络和关键性的岁月瞬间，而潜藏其中的大量看似琐碎的细节，却往往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但是，对于影视作品而言，这样的细节之处，恰恰才是最容易打动观众的关键，甚至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败。

这样一个困扰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难题，作为《开天辟地》总编剧的邵钧林深有体会。但他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难题往往就是这样，你解决不了，它是一部剧的‘坏点’，是收视成绩不佳的罪魁祸首；你想办法解决了，它反而就成了收视增长点。”面对历史素材，邵钧林大胆地进行了一番二度创作，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合。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如何对待历史与虚构的关系上，邵钧林始终坚持着这样一条创作原则。

“既符合历史逻辑，又符合生活逻辑，每场戏我们都在拷问：对照史实的基础上，它究竟能不能找出看点？”邵钧林以周恩来遭人枪击的一场戏为例，这位悲愤交加的革命者走到黄浦江边，但他却在那里遇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遭枪击是有史可考的；按照史料记载，两位伟人的第一次见面确实发生在那一时期，但具体日期却无法考证。”邵钧林反问，“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把两个故事通过逻辑串联起来，让它更具画面感和震撼力？”

另外一个让邵钧林颇为得意的虚构情节，发生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就义之后。“首先根据史实，能够肯定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悲痛的，但具体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样，谁也道不明。于是我们就把这场戏设计为他回到家中，把床上的两张草席抽出来铺在地上，趴上去就开始奋笔疾书。这种一言不发的沉默和剧烈的动作，能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

他甚至又大胆虚构，让陈独秀来到毛泽东的家中，默不作声地趴在另一张草席上写起字来。写毕，毛泽东把李大钊牺牲的消息告诉推门而入的杨开慧，杨开慧手一抖，油灯落地，狂窜的火苗吞噬掉了两张草席，那上面竟然同是李大钊生前写给孙中山的挽联，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心照不宣，与在场三人共通的悲壮心情，自然便能令观众感动。

全剧只有一个特型演员

很多主旋律电视剧中，革命者的形象往往是脸谱化的，无法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邵钧林批评那是一种“见事不见人”的套路。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他觉得历史中真实的革命者明明是鲜活而生动的：“我创作中最深的感受，就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对生活的态度真是太单纯了，他们可以为了理想，终身‘一根筋’地奋斗着。”他希望那些在创作时令自己感动的历史人物，也能够最终打动观众。

在塑造邓颖超的形象时，邵钧林查阅到这样一段史实：周恩来被捕入狱时，邓颖超背着铺盖卷去大狱，要替他坐牢。但是邵钧林又加进了一笔虚构：狱卒亮出刺刀，不准邓颖超再往前进，邓颖超一把甩下背上的铺盖卷，把行李挂到了刺刀上。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想法：“要说邓颖超如何具有革命性，那都太虚，我就需要一个动作，这么一挂，一个大无畏的、飒爽的革命女青年的形象就活了，也丰满了。”

为了避免脸谱化的问题，《开天辟地》甚至大胆地弃用了特型演员。全剧150位知名演员中，仅有的一位特型演员是卢奇，但他扮演的并非邓小平，而是孙中山。在其演员表中，反而罗列着黄海冰、陈建斌、蒋勤勤等被定义为“偶像”的年轻明星。邵钧林不反对使用明星来出演革命领袖：毛泽东出场时才27岁；周恩来22岁；朱德比蒋介石大一岁，也才30多岁；参加党的一大的13个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他反而认为，明星更能凸显当年革命者的青春气息。

想象细节不能悖逆历史

尽管细节的虚构非常大胆，但邵钧林反复强调：“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为了写作《开天辟地》的剧本，他参考的文献足有上百本，其中还包括含有最新研究成果的新版党史。邵钧林甚至还曾亲自跑到一大的会址和嘉兴南湖等革命遗址实地探访，“史实不光在书里，站在实地终究不一样，一桌一椅，一篙一桨，好像都是一个个语码，是能敲击到那个峥嵘岁月的一个个按钮”。

起初，为了让《开天辟地》的情节看上去跌宕起伏，邵钧林曾请来两位写警匪片的年轻朋友帮忙，但拿出来的前十集剧本很快便遭到了否决。“可能写惯了商业片，他们的创作是怎么惊险怎么来，重大题材办公室的专家们普遍觉得距离史实过远、江湖气太重。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他们的说话方式不是想当然就能模仿，需要把大量史实都嚼烂了吃进去，再吐出来。”这给了邵钧林一个很大的教训：“即使是想象出来的细节，也不能与大的历史悖逆。”

其实历史本身的魅力便足以令人倾倒。邵钧林说，《开天辟地》涉及了许多历史疑案，比如廖仲恺被刺、中山舰事件等等，它们本身或疑点重重，或者在史学界尚存争论。“这种事件怎么写？合理想象？合理发挥？都不行，也不用。用不着再去刻意编织剧情，腥风血雨的历史本身，就天然地蕴含着惊险悬疑的元素。”邵钧林这样总结他对历史二度创作的经验：“既不把历史当成予取予求的采石场，也不把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才算真实、客观地还原了历史。”

经典记忆

两位伟人曾三次失之交臂

在《开天辟地》中，邵钧林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虚构了一次戏剧性的见面；但在查阅史料时他曾发现，其实两位伟人神交已久，而且曾有三次机会可能碰面，但两人却失之交臂。直到1926年1月，他们才于国民党“二全”大会前后聚首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二人曾一起分析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与周恩来第一次碰面的机会是在1920年前后。当时毛泽东前往上海，为湖南人留学奔走联系，同年11月，周恩来从上海赴法留学时，毛泽东却已于数月前离开了上海。第二次机会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时。毛泽东在国内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周恩来本该回国赴会，却因为路途遥远而未能成行。另外，中共四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已经回国并确定参会，但本准备参会的毛泽东却以生病为由回了老家湖南，使得两人第三次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