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纪传体的史书，是历朝“正史”的第一部。

鲁迅先生称赞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梁启超则称赞说：“《史记》千古之绝作也，不徒为我国开历史之先声而已，其寄意深远，其托义皆有所独见，而不徇于流俗。”

东汉班固认为司马迁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唐刘知几说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史才”“史识”兼具的杰出历史家。在此基础上，清章学诚又再加了一项“史德”，认为司马迁高标独树，所记录的人和事都是“信史”。

……

既然这么多大学问家都把《史记》推捧得如此崇高，那芸芸众生自然对《史记》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迷信到了不容置疑的地步，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伟大、经典、不朽，不可能出错，谁要有不同意见，谁就会遭到唾弃和鄙视。

2012年，清华大学通过对一组战国竹简（清华简）研究，发现上面关于周幽王的记载中，并无“烽火戏诸侯”之事的记载，周幽王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其主动进攻申国，申侯联络戎族和周幽王开战，打败了周幽王，灭亡了西周。清华简里记载的情况，可与没有经历秦始皇“焚书”而幸存下来的战国古书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相互印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刘国忠小心翼翼地宣称，此前史学界对“烽火戏诸侯”曾有过质疑，认为《史记》中所载只是“小说家言”。清华简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质疑，从而部分推翻《史记》的记载。

刘国忠教授所说的史学界对“烽火戏诸侯”的质疑，是指一代史学大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对“烽火戏诸侯”的论述，钱大师说：“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需举烽。”钱大帅所说是非常有道理的，诸侯在各地，有远有近，就算周幽王点烽火，也不可能同时赶到，而且古代军队行军都有哨骑，前方探路的侦察兵如果发现没有敌人自然会报告后方的大军，大军不可能表现得慌慌张张狼狈不堪。另外，诸侯赶到救援的样子又有什么可笑的？

本来，钱大师这一番论述已足说明“烽火戏诸侯”属“小说家言”了，但世人并不以为然。而清华大学研究所在有出土竹简实物的证明下，虽然拥护钱大师的说法，但仍是胆不足、气不壮地“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质疑”，怯生生地声明“部分推翻《史记》的记载”。更可笑的是，很多人明明已经相信了清华大学研究所这一声明，却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感叹说：司马迁，你竟然骗了我们两千字！

其实，人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早已说得非常清楚：“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

即司马迁认为，自己编著《史记》，就是网罗天下旧闻，推究盛衰之理，讲故事、讲人生、讲哲理、讲政治、讲民生，希冀可以自成“一家之言”，仅此而已。

既是作这样的定位，从这样的立场和初衷出发，那在文字叙述中，就不免恣意放笔。

于是，《史记》里就有了乌江边上项羽的一声吼，可使敌军辟易数里；以及蔺相如的目眦裂眶，荆轲头发倒竖等等夸张描述。

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小说的虚构，而不是历史的真实。

吴曰法《小说家言》中说：“小说家之神品得力于《史记》者为多。”

丘炜爰也在《客云庐小说话》说：“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

司马迁热衷于这种小说家的虚构手法，常常会让自己情不自禁地置身于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全知视角之中，娓娓道来，讲述故事。

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也。

在讲述三皇五帝，当代掌故，宫廷秘事，民间异闻，甚至人物深层的心理世界时，司马迁充当的简直就是一个上帝造物主的身份。比如《左传悯公二十二年》中的夫妻密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初到刘邦手下不得重用而考虑何去何从时的心理活动等等，都是有悖于历史叙事的实录原则的。如果单单是这样，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乎入情合理”，还不算太坏。

但很多时候，司马迁会在叙事过程中增添入自己的爱憎，本是妄度惴想却又言之凿凿。比如，司马迁不喜欢秦始皇，就诬蔑秦始皇是个没有嬴家血统的私生子。他的说法是，吕不韦在赵国邯郸与赵姬同居，等赵有了身孕，便将之献给了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12个月后，赵姬产下一子，被子楚立为夫人。所产儿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司马迁说，汉朝人都认为嬴政其实是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所以干脆都把他叫做吕政。

这是一段极不负责任的叙述。

这样的叙述，并无过硬证据，主要采录于民间的一些奇闻异谈。

至于这些奇闻异谈的来源，司马迁夸夸其谈地称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即游览各地，实地考察，将所听所闻精彩故事录之于笔，纳入《史记》之中。

宋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但“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只适合写“旅游文学”，而不是史学。

顾颉刚吐槽说：“上古史材料，最麻烦的就是夹杂的传说成分太多。光是一味杂湊，话虽说得畅快，恐怕距离事实太远了。现存古书，莫非汉人所编定，现存的古事，莫不经汉人的排比，而汉代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时代，为谋他们应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牺牲古书、古事，来迁就他自己，所以汉学，是搅乱史迹的大本营。太史公作《史记》的时候，距离我们两千多年。照理，他所看见的先秦史料，应该比我们多得许多。然而，大谬不然。除掉《世本》一书之外，太史公所用的材科，不外乎是《诗》、《书》、《国语》、《国策》及《左传》中的材料。”

著名的史学家杨宽以《史记·苏秦》为例，说：“《史记·苏秦》所辑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词，司马迁误信这一些说词为真，反而把苏秦原的始材料抛弃了。”

此外，司马迁的父亲“学天官于营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其本人更是对《易》推崇备至，极度认同占筮相卜等文化现象，在《史记》不可避免地对占筮相卜情节进行演义。

只要翻一下，就不难发现，在《史记》中，只要占筮相卜，没有不灵验的。以相人而言，《高祖本纪》载刘邦微贱时，吕公相之，认为此公当贵，便嫁女与他；后又有老者先相其妻，再相其二子，最后把刘邦说得天花乱坠。自然，刘邦后来得了天下，做了万民之主。

《史记》中载黥布为布衣时，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后来，黥布果然犯法被处以黥刑，再后来又被项羽立为九江王。这种情节在今日自然不足为训，属小说家无疑。

《史记》中最滥、最让人诟病的，是其为“究天人之际”而著述的历史化的神话。神话属非信史，属小说家言，如果说用在写远古时代，那是迫不得已，简狄吞燕卵而孕、姜原践大人迹生稷也就算了。毕竟，这两则神话出于《诗经》中的《商领·玄鸟》、《大雅·生民》，是认为是商、周民族的史诗，是始祖历史的神话化，是一种“诗意化的真实”。但写《高祖本纪》还有“刘媼息泽之陂，梦与神遇，己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醉卧，武负、王媪见其腹上常有龙”、“斩白帝子，所居芒、砀之上常有云气”等等神乎其神的情节，绝对是史学家的败笔。

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专门对此进行过严厉抨击，说：“高祖之母，适欲怀妊，遭逢雷龙，载云雨而行，母有感吞者，虚妄之言也。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由此可见，《史记》所记史事，绝不单单“烽火戏诸侯”和苏秦事迹有误，其错误纰漏及不可信之处可谓多不胜数。

但，话说回来，如在惠焕章《陕西历史百谜》，说：“《史记》因成书较早，留传至今，早已不是司马迁的原本。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极少一部分人。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传流的是经过续补的。”

也就是说，当年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早就已经“名存实亡”，留给后世的《史记》竟有十八个不同的版本。

邓瑞金在《中国伪书综考》这一本书中，也提到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此书有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可是，如今人们看到的《史记》，却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字，比原著增加了三万字，显而易见，今本的《史记》已非原貌，此书无疑已经被后人补窜。”

张心澂先生在其《伪书通考》一书中则引用了清末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史记》经刘歆窜乱，至若年代悬隔，章句割裂，当是后代妄人所增。”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泰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史念海先生，在他当年撰写的《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一文中，也明确地指出了：“《史记》一书，系司马谈、或者司马迁，根据其它记载、或者传闻增添进去的。而秦汉之际有一些传闻，并不完全靠得住，它们的水分往往太多，故事性太强，有的甚至根本不是事实。像脍灸人口的'鸿门宴’，史学界的老前辈吕思勉先生早就指出，其'种种事迹，无一是在情理之中，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其真相殆全然不传，今所作者，亦全是想象编造的故事也’。《史记》所记秦始皇陵的规模侈大，会不会也是一种想象编造呢？今日所见秦始皇陵仅是一般的土阜，其高大并不超过汉、唐诸陵，更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于《史记》所说的怀疑。”

现存的130卷《史记》，有很多并非出自司马迁本人之手，而是后人在作注、续写时，有意无意“混”进去的，《史记》原貌，终不被现在的人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