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的文化及一系列民主思想更是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得到改进使用，备受推崇。

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和雅典教育的区别）

但是，它也脱离不了古代社会的弊端，那就是对女性表现出较为歧视的态度。无论是在生活上、婚姻中还是法律规定里，妇女都被严格限制，无法真正做到和男子享有平等权利。这既是古代的必然，也是希腊独特的社会体制所造成。

自从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转向父系氏族之后，对女性的轻视态度就一直存在。一方面，受于生理条件的限制，女性在体力上很难直接与男性对抗，在日常相处中自然就落入下风；另一方面，野草浆果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部族所需，只有男性能够承担起猎杀动物的责任。

久而久之，女性也只能接受这种被轻视的现状，无力反抗。随着希腊城邦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的完善，这种贯通的轻视态度自然也就被纳入了法律条文之中，成为人人遵守的准则，女性更加无力反抗。

在雅典当中，女性没有选举权、无法担任公职、经济也无法自主，她们的政治地位与未成年人相当，主要的作用就是生育和抚养下一代公民。

梭伦改革后，对她们的言行举止也做出了进一步规定：“妇女出外的时候，穿的衣服不许超过三件，带的饮食不许价值超过一奥波尔，饭篮不许高过一寸。她们不许夜行，除非是坐在四轮车上，并在车前挂灯照路……”

当时还有个“妇女监察委员会”来处理有关妇女在公共场所的“出格”行为，享有对女性的掌控权。在男女双方的婚姻当中，基本也是由男子主导。新郎和新娘的关系只是其次，新郎和岳父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在他们看来，新娘只是用来维持这一关系的纽带，婚姻是一种社会交往的手段。如此情况之下，妇女自然无法对自己的婚姻做出任何选择，只得逆来顺受，很难有幸福可言。

如果雅典妇女有不贞行为，男子则必须与其离婚，甚至可以处死偷情的另一名男子。男子对其他妇女进行不轨行为，只需要被处罚一百德拉克马，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可见一斑。

不同于雅典，斯巴达是希腊众多城邦之中的“怪胎”。斯巴达十分崇尚武力，每一个公民从出生开始就要接受严格且残酷的训练，不少新生婴儿因此或死亡或遭到遗弃。虽然妇女在整体战力上无法与男子相提并论，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她们也需要锻炼身体。

“一名雅典的妇女不得不称赞斯巴达女子的皮肤光滑而柔嫩，躯体圆润而匀称。”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男子那种需要上阵杀敌的战斗技巧磨练，斯巴达女子的锻炼更是对躯体美的追求，这也是无法改变的理念。

由于地形的限制，希腊社会的众多城邦在土地面积上都无法做出进一步的扩大，人口、粮食等自然也无法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碰到军事斗争，便需要一个城邦所有具有战斗力的男子赶赴战场。斯巴达虽然武力之风盛行，但在这一点上也与其他城邦并无区别。

因此，斯巴达妇女反倒拥有了处理城邦事务的权力，“在斯巴达人国力鼎盛的时期，他们的许多事情是由妇女管理的”。只要在政治上拥有了一定地位，女性在整体社会之中的地位也会升高。

由于男子们需要从小时候开始便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只被教授了有关战斗的知识，这使得他们在文化素养上的缺失较为严重。女孩们则在家庭长者的熏陶下，在诗歌、舞蹈、文学上面颇有造诣，并且普遍拥有自己的交际圈，不必被单独束缚在家庭之中。

在一些盛大的节日上，女性们载歌载舞，与男子一起嬉戏游玩，完全没有因为自己的性别而产生任何自卑之感。虽然斯巴达统治者也曾试图削弱女性的社会地位，但都因为遭到女性们的强烈抵抗而失败。

众所周知，雅典在民主政治上的成就是斐然的。在经历一系列民主改革之后，贵族们不再享有对城邦的绝对控制权，而是需要与平民们共享权力。

然而，这一改革过程却并未将女性包括在内。实行改革的伯里克利、梭伦等人均是男性，在先天考量上自然不会站在女性的角度之上，也不会注重争取她们的权力。

雅典城邦原本规定只需要父亲一方是雅典人，其后代便可以享有公民权。但伯里克利经过改革之后，规定需要母亲也必须是雅典人。

这看似是在抬高女性的地位，但女性事实上并不享有政治权利，反而是使部分非雅典女子在婚姻上陷入更加不平等地位——因为她们无法为后代提供公民权。

反观斯巴达，就是由于尚武之风的流行，才使得全体公民对武力的看重超过了性别。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本地公民，就需要为城邦的发展做出贡献，女性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妇女在宗教祭祀上的地位都还是普遍较高，担任了祭司、预言者等职位的女性更是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这同样可以说是古代落后的生产条件所致。

斯巴达的发展看似更加人们心中对民主的期望，但这种现象其实可以说是它走上极端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并不具有普遍性。雅典在当时的民主政治建构上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终归还是具有了雏形，只需要后世不断改进发展即可，这也是为什么走上雅典道路的国家更多、斯巴达道路几乎消失的原因。当然，女性在这个改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许多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