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毛主席创造了历史奇迹，同时也具有深厚的历史素养，这得益于他一生对中国历史典籍的浓厚兴趣。

1939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

“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毛主席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主席就读过《二十四史》中诸如《史记》等部分专史，但系统地通读则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从1952年开始的。

毛主席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划和批注的清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二十四史》，是1952年添置的。

《二十四史》，由《史记》《汉书（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 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 《金史》《元史》《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组成。其内容包括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朝崇祯十七年，长达四千年的历史。全书共有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册，四千万字。成书时间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开始到清乾隆时代止，长达一千九百多年，是一部史料极其丰富的历史巨著。

芦荻，1931年出生于辽阳的书香门第，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从1954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75年初，毛主席因患眼疾而无法看书，芦荻被选入中南海，为他朗读古籍。

因此机缘，芦荻有幸多次多次聆听毛主席畅谈历史，讲读诗文，受益匪浅。芦荻因给毛主席整理书籍，得以阅读了经他圈画批注的武英殿大字本《二十四史》等书籍。

但是，当时毛主席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经丢失两部。经中办领导批准，芦荻和中办秘书处的胡永应特地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买了两部，补齐了这部巨著。

展阅毛主席读过的《二十四史》，芦荻被他在史海中辛勤耕耘的精神深深感动。书中有些扉页已经磨损，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画线加批，满目皆是，笔记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主席在二十多年中手不释卷、三复四温的孜孜不倦的情形。

从圈画批注的情形看，毛泽东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四千万字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的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某些传记所在的册数和卷数，也都一一标明。

例如，在《辽史》的封面上，毛主席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外，还写有下面一段话：

“《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合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它条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以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

从这条按语看，毛主席在读该书时，一一标出了目录，还做过仔细的核查。

给毛主席管理藏书17年的逄先知，回忆了毛主席阅读《二十四史》的情形：

“毛主席阅读次数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其中《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有的至少看过五遍以上，还特别喜读‘纪’‘传’部分”。

“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记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圆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1982年，由中宣部借调到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工作的张贻玖，在文章中说：

“对于这部《二十四史》，毛主席从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时，无论在京还是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

《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质外，其他诸史均为官方组织或授意编撰的断代史。诸史书有优胜之处，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毛主席怎么看待这部史书呢？

毛主席对《二十四史》做过如下具有代表性的评议：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颜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颖。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芦荻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一文中回忆，晚年毛主席曾对她娓娓而谈：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

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

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毛主席这些谈话，精辟地指出，《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而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则很少反映或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实，因此说“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为真；同时告诫人们，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好好去读它，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批判并加以识别，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正是解析自己读史书的方法和立场。

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毛主席读《二十四史》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

在《二十四史》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画了圈。

毛主席强调说：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真实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辞。

毛主席不仅在读《二十四史》时，“正”“反”不遗，参详互见，而且还阅读大量的其他史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小说等，以充溢史闻，开阔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

毛主席认为，有些稗野史由于不是官修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他还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毛主席有句话： “读史的人决不是守旧的人。”的确，他读史书，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以有利于建设中国的今天。毛主席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但决不是要人们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而是要人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服务，使人们从历史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和其同时代的领袖人物相比，毛主席可谓读史最认真、历史知识最丰富的一代伟人。在共产党内，大家都承认毛主席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领袖。

在1959年，张闻天与彭德怀交谈时，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文革中邓小平疏散到江西时，他就带了一套《二十四史》去看，这大概也是受毛主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