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田|文

无传真|美

11月11日凌晨，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在家中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带走。

据南方周末的报道，这场抓捕并非临时行动，集团高层几乎全被抓捕“连锅端”，同时，集团对公账户被冻结，食堂连买菜做午饭的支出都没有了。

一天前，孙大午还发布了一条标文“中午来大午食品公司品尝大午熏鸡，不错。”的微博视频。经过一天的发酵，该条微博下面聚集了不少网友留言，“刚看到通报，什么情况？”、“孙总，你怎么又被抓了？”……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一个“又”字再次将人们的记忆拉回了2003年的“孙大午案”中。当时，孙大午被以非法集资罪名收押，一度引起广泛讨论。

而这一次，罪名从涉嫌非法集资变为了涉嫌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正在引起付款人的热议。

养鸡状元郎

1954年6月，孙大午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五庄村。这个村子在华北平原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村里人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一直与贫穷相伴。

孙大午幼年家境贫寒，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写道：孙的家庭极为贫贱，父母以捡破烂为生，他小时候上学买不起学习用品，父亲在茅厕里捡来别人用过的厕纸，裁下干净的边角做成练习簿，供他习字。

或许是儿时的贫困生活激发了孙大午的商业头脑，十三四岁时，他就“投机倒把”贩卖自行车，但刚开始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到黑”。

转眼到了1970年，16岁初中毕业的孙大午参军入伍，在山西当了一名工程兵。复员后去了当地农业银行，一直干到人事股股长的职务。

彼时，孙大午的妻子和村里其他4位农户贷款了2万块承包了村边的一片地，办养猪场和饲料厂。刚开始，因为饲料质量不错，厂子生意很好，但后期出现了偷工减料的情况，厂子也很快倒闭。

不得已，1988年，孙大午辞职下海与妻子共同创业。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凭着启动资金——1000只鸡、50头猪，没想到养殖生意越滚越大，最后发展到开饲料厂，后来直接创办了大午集团。

到1995年时，大午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五百家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也获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后又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的理事长，并一度挂上“河北首富”和“养鸡状元郎”的头衔。

2000年前后，大午农牧集团已经拥有16个工厂，职工1600多人，最辉煌时年产值过亿。

但在当时，有一个问题却摆在了大午集团的面前，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孙大午性格中“轴”的成分也越来越突出。

作为当时河北乃至全国知名企业家，当时的孙大午已经从当年的几百块钱起家拥有了上亿的资产，大午集团也从一个小养鸡场发展到集饲料、化肥、养殖、种植、教育、食品旅游为一体的农牧业集团。

然而“日渐壮大”的大午集团和地方部门关系并不融洽，甚至还得罪了不少人。这也直接导致了1997年10月，当地税务部门向大午集团下达了高达138万元的偷税漏税通知书。

这一切为其入狱埋下了伏笔。

“孙大午案”始末

将时针拨到23年前，“孙大午案”的前几年。

在那场“漏税门”事件中，不服气的孙大午连打5年官司，最后闹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那里，而此时，光这场官司的开销就已经不下百万。

孙大午坚信，“我相信靠自己的良心可以活得很好”。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

彼时，由于县乡级金融机构市场收益普遍不佳，漏洞频出，各大银行开始对县乡级贷款业务开展了紧缩业务。而这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融资困难的增加也让他们几乎与做大做强无望，孙大午也不例外。

据和讯网的统计数据，大午集团从1985年的两万元起步，近20年间除得到过两笔总计430万元的贷款外，再没有得到当地金融机构任何一笔贷款。

辗转难眠的孙大午，为解决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走上了一条“民间借贷”的融资“不归路”。

1995年起，孙大午一开始只是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后来扩大到大午集团内部员工及他们的亲友，再然后逐步又扩大到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形成了几千户的借款规模。

孙大午觉得自己找到了企业资金危机的解决之道，还给这种融资模式起了个新词：“金融互助社”。

“金融互助社”的具体运作机制是这样的：每借到一笔资金，大午集团就给储户一份统一的借据作为凭证。存款到期后除本金外，集团还另支付3.3%的年利息，且不扣除利息税，相当于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2倍。

就这样，在高利息的诱惑下，把钱存到大午集团的人数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大，根据南方周末2003年报道，集团所在的郎五庄村，几乎家家都存了钱，最多的单项存款达到了40余万元，最少的不到千元，总金额上亿。

大午集团融得了上亿元的企业发展资金，而储户们也获得了比银行高的利息收益，关键是还可以随用随取，像极了现在的支付宝。然而这在当时，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并不“名正言顺”。

相反，从1996年到2003年，长达8年的融资活动中，大午集团长期徘徊于“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灰色地带。

2003年5月27日上午，正在主持集团会议的孙大午接到县里一位领导的电话，对方以新任县领导接见为由请孙大午去吃饭。到达现场的孙大午立刻被有关部门控制并羁押。“孙大午案”由此案发。

绝不忏悔

在孙大午被捕之前的3、4月份，他还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进行演讲，主题是“农村的八座大山”。

意气风发的他哪里会想到，短短一个月后会因“涉嫌非法集资”的罪名被逮捕。

随之而来的，大午集团财务被冻结，高层也被“一撸到底”，孙大午家被查抄，两个弟弟被带走，妻子则藏在朋友汽车的后备箱中逃走。

经过媒体的报道后，孙大午案进入人们视野，因其种种不同之处，迅速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孙大午一案成了公共事件。

众多经济学家、企业家、法学家等业界人士纷纷为孙大午鸣冤叫屈，海内外媒体均大幅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民企融资困境的大讨论。

在当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其个人网站上发表《拯救中国最优秀民营企业家孙大午的呼吁书》，为其四处奔走；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公开“挺”孙：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专门为此撰文“撑腰”。

孙大午

甚至，在中科院门房起家，历经几多坎坷的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不仅亲自致信鼓励孙大午“渡过难关”，还借给大午集团1000万元。

实际上，集资的违法问题孙大午不是没有想过。

根据当时孙大午的儿子孙蒙的回忆，孙大午曾找律师专门讨论，认为只要把范围限制在职工和邻近的几个村庄就不属违法。从此，孙大午就认为自己的集资属于合法的、正当的行为，放心大胆地干了。

夸张的是，在孙大午被“抄家”的过程中，警方不仅从保险柜中搜得现金300万人民币还搜出孙大午私藏的2枚手榴弹以及一些雷管和子弹。

好在，从1996年到2003年的8年中，储户和大午集团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信用纠纷。这场没有一起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最终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原定“从严从重从速”的孙大午案，戏剧性地演变为“从宽从轻再从缓”。

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罚金10万元。也算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2003年11月1日，孙大午带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自己生日那天被释放回家。

整个孙大午案从始至终，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无罪，但我服法。

“Old School”

一位朋友曾对孙大午说：“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是‘不兼容’的。”

在孙大午创办的大午集团所在地，他构建了一个“大同世界”。有学校、农民技校，还有医院，据说，被捕前还投入20多万元建成一所医院。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

在大午集团，当时的他除了董事长一职外还有一个兼职：大午中学校长，在这所“平民学校”里，光校园投资就3000多万，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只要100多元。

他还建孔庙、祭奠孔子，宣称：“我的梦想正在实现。”他要为乡亲们打造出一个没有邪恶、没有饥馑、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也许是对犬儒文化中毒太深，2005年，孙大午去北京生意伙伴家中做客，认为主人为他提供的一双塑料鞋套是对其人格的极大侮辱，当主人面称请客人套鞋套、换拖鞋是“庸俗的、丑恶的文化”。回去后，孙又在公司6000余人中发动了一场文明礼仪大讨论。

在那场“孙大午案”的传讯中，过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田士宏被成功说服“戴罪立功”，政府指定由田士宏暂时主持大午集团的所有工作，田同时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常驻集团的工作组。

重获自由的孙大午就觉得股份制是一个陷进，他觉得“上亿资产，……我把钱分给大家，最后还得搞成内讧。”考虑到传承问题，于是孙大午把企业改成选举制。

2013年2月25日，大午集团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大会在河北保定郎五庄村举行，台下除了众多员工、媒体记者还有专家学者。

在现场，台下的崔永元作为评委主动为500多名员工代表提供竞选指导；一旁的胡星斗忍俊不禁的说“感觉很滑稽，有点荒唐，似乎看到了大清立幼、垂帘听政的一幕！”。没想到，一语道出了“玄机”。

时至今日，大午集团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根据公开信息2019年的大午集团董事长还是孙大午“长公子”孙萌。

吴思曾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这样写道，官场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顺时应变，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

孙大午

可在孙大午的世界观里，“我要做个公众人物，要做个敢光着屁股在街上走一趟的人，因为我身上是干净的。

有人批评他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然而自谓“身正不怕影子歪”孙大午很认死理，明明出了纠纷可以喝酒摆平，偏要闹上法庭——这让有些人很头疼。

相比较于略显黯淡的大午集团，如今孙大午玩转微博和微信，依旧活跃在公众人物的领域，只是昔日伤痕累累似乎并没有让其从中吸取多少教训。

孙大午的传奇经历，就像一个从历史书里走出来的人物故事。茅于轼对他的评价很中肯，“喜欢谈政治的企业家。”

时代在变，孙大午却一直没变，但于66岁的他而言，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