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出了多少人与事。我们后世人对那个时代极为推崇，但是让我们困惑的是，对那个时代我们仅能从寥寥史记中才能窥其一二，不能尽睹也。

魏国有《魏书》，吴国有《吴书》，我们都知道蜀国却没有《蜀书》，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因为蜀国没有史官，所以自然没有《蜀书》传世了。那么我们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史官。

顾名思义，史官一定是为了记录历史的官员了。这只说对了一半，我国的史官指中国历代均设置的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在史官刚刚出现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这两者区别不大，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自夏商周开始，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就设置了这个官位。《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由此可见，夏朝就已经有了史官。那么到了春秋时期，“君举必书”，《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 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到了汉朝的时候，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著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而到了东汉的时候，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这就意味着，到了这个时候，史官已经变成了一个兼职了。后来一直到魏明帝曹叡的时候，才重新设置史官，称为“著作郎”。吴国呢，直到吴大帝孙权晚年的时候，才命令太史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但是，据记载：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可见吴国的史官不过是滥竽充数罢了。至于说蜀国究竟是否有史官呢？那么《三国志•后主传》中有载：“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由此可见，蜀国还是有史官的，不过蜀国的官制等皆习汉制，所以很可能没有专门的史官，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兼任的。

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蜀国有史官，为什么没有《蜀书》流传下来呢？当然的确是没有《蜀书》版本，至于为什么没有，咱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

首先说，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 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这里所说的无非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真话与假话的冲突，就好像某台为了造星，非得让一个没有看过《三国》的人，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还直接承认自己没有看过三国，来给大家讲三国事件，其结果就是他只能全盘照抄别人的理论，间中加些自己临时的想法，然后现在居然以三国问题专家的身份自居，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也正因为这种矛盾，所以前四史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及陈寿的《三国志》都是以私人身份来编撰的。所以蜀国虽然有史官，但是却没有记录其历史，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一个就是，我国的二十五史都是后人来编写的，很少有当朝就直接来撰写的，否则难免出现“崔杼弑其君”的现象。而且一件事的是非曲直也是很难下判断的，除非可以了解它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才能秉笔直书，而真正能做到这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董狐之笔”，他是晋国史官，他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非实际弑君者，弑君者是赵穿。虽然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才会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但是毕竟这是加了个人的好恶，使得后人对这件事形成了扑朔迷离之感。还有就像王沈写《魏书》时，出于时政原因，王沈等人对曹魏集团多有避讳，记实性不如陈寿《三国志》。那么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而看不到历史的真貌。也正因此，当朝的史官来编撰史书，这简直就是逼着史官去胡说八道一样。以诸葛亮这样睿智的人当然不会去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没有真伪的事情，与其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第三，自古文人相轻，蜀国虽然也聚集了大批文人，但是，就好像《三国志•许慈传》中记载：“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急，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让他们精诚合作，共同撰写史书呢？那还不得打得和热窑一样。蜀国本来就是几个集团的人被组合在一起的，相互之间平时就有矛盾，再加上书写者的好恶，而北伐又是蜀国的第一要务，那么也就好理解为什么不著《蜀书》了。毕竟官立史书与私人撰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根据《三国志•李譔传》中记载：“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时又有汉中陈术，字申伯，亦博学多闻，著《释部》七篇、《益部耆旧传》及《志》，位历三郡太守。”这说明了当时还是有人以私人身份来记录的。即如陈寿虽然写成了《三国志》，但是其中留给我们的谜团还是非常多的，且很多事件等在记载上前后不符，留下千古疑案。陈寿著书虽为人称道，但是其中也是有不少曲笔的，看书人不可不知。至于斟酌损益，自当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