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宗勋作者简介:李宗勋,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吉林 延吉 133002

3.注重对古朝鲜历史归属问题研究

由于古朝鲜涉及中国古代辽东史和中国古代东北民族史,以及与朝鲜早期国家史、半岛先民史、民族文化起源等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引起国内学者对古朝鲜疆域、古朝鲜国性质、古朝鲜建国等问题的关注,强调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元素。特别是针对朝鲜和韩国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观点上的变化,不少文章直接以古朝鲜为问题意识,明确阐述古朝鲜是中国中原政权的侯国或臣国,古朝鲜领地一直为中国所管辖,同时对半岛学者的非理性观点进行争辩或批驳,如刘子敏的《战国秦汉时期辽东郡东部边界考》、苗威的《关于古朝鲜的历史归属》、(27)张碧波的《古朝鲜研究中的误区》、(28)姜维公的《关于卫满的国籍问题》、《论卫满的中国人而非朝鲜人》等。即使是不直接以历史归属为论题的论文,大多也在基本思路、主要观点、结构设计上明确反映了作者对古朝鲜历史归属问题的立场。(29)

中国学界对古朝鲜历史归属问题基本上有两种处理倾向:一种是将古朝鲜视为朝鲜历史上的最早王朝,另一种则将古朝鲜作为中国古代东北史的一部分来处理。前者是以世界史、中外关系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视野,后者是以中国东北地方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方法,后一种立场为当前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30)

三、被朝中两国学界牵动的韩国“古朝鲜”研究高潮

(一)20世纪90年代前研究基础相对薄弱

由于资料所限和所处地理位置,韩国的古朝鲜研究要比中国和朝鲜晚得多。与中国从20世纪初叶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有大量古朝鲜相关研究成果问世相比,这时期在朝鲜半岛却几乎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大概与朝鲜半岛在近现代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爆发朝鲜战争有密切相关。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以后,一直视古朝鲜为民族国家开端和民族文化起源的极其重要问题,因此始终没有中断对它的关注,强调研究古朝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由于冷战体系的影响,韩国学者无法直接接触关于古朝鲜的考古资料和进行实地调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尚未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和体系,只有一些个案研究成果和个别学者参与研究。尽管如此,以李丙焘为代表的先导性研究成为韩国古朝鲜研究的先河。(31)李丙焘主张古朝鲜“平壤中心说”,此说大体上否认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的存在,认为古朝鲜始于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战国时期,其社会性质是联盟体的部族国家,实际上只承认了卫满朝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平壤中心说”成为韩国学界的主流观点。(32)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在朝鲜学界流行的古朝鲜“辽东中心说”逐渐被介绍到韩国,韩国学者也能陆续到中国进行相关历史遗迹调查,由此韩国学界的古朝鲜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除“平壤中心说”外,在对“辽东中心说”断续展开讨论的同时,又提出了古朝鲜中心由辽东向朝鲜半岛的“中心地移动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引领古朝鲜研究的金贞培、卢泰敦、徐荣洙、尹乃铉等著名古朝鲜史专家,但古朝鲜史仍处在少数学者研究或认为难以突破的研究领域。真正使韩国的古朝鲜研究推向高潮的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而且这一高潮的掀起与朝鲜、中国学界的古朝鲜研究紧密相关。

“당시 우리민족의 활동 무대”

“我们民族活动的舞台”

(二)持续高涨的古朝鲜及北方史研究热潮

1993年10月朝鲜发现“檀君陵”,改变了以往传统观点提出新的“平壤中心说”,同时大力主张“大同江文化论”学说,对韩国学界产生不小的冲击和影响。朝鲜将“大同江文化论”作为主体史学的核心内容,进一步暗示着现代朝鲜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对朝鲜学界这一思潮般的古朝鲜研究动向和观点,韩国学界先是批判和怀疑,后来又认可朝鲜的考古成就和理论性的研究方法,逐渐地部分吸收了朝鲜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使韩国的古朝鲜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2002年,中国学界实施“东北工程”,在其先后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与中国东北史直接相关的古朝鲜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强调古朝鲜为商朝贵族箕子集团所建,朝鲜半岛北半部直到汉四郡彻底解体的313年为止处在中国王朝的直接支配之下。这是继朝鲜学界的影响之后,中国学界的研究动向再次极大地触动了韩国学界与社会。此后,从韩国学界到一般民众对包括古朝鲜历史在内的古代史问题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关于古朝鲜史研究论著、研究史研究、应对性研究,以及文献史料集和考古资料集等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断发表出版。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不同规模的相关学术活动不计其数。

韩国学界古朝鲜研究上的突出成就是,出版发行了多部学术专著和数篇博士学位论文(见表2),其中,尹乃铉、金贞培的两部著作对韩国古朝鲜研究影响颇深。

尹乃铉的《古朝鲜研究》,厚达900多页,是继李丙焘之后,在韩国第二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古朝鲜历史研究专著。他的基本观点与朝鲜学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点相似,即主张古朝鲜“辽宁中心说”,明确界定古朝鲜就是檀君朝鲜。他不完全否认箕子东来说,但只认为箕子政权在古朝鲜时期是边缘小国,他不认为古朝鲜后期统治中心转移到平壤一带。他的一系列观点,因打破以李丙焘为代表的韩国传统观点,部分吸纳朝鲜学界的观点,一度曾遭受韩国讲坛学者的激烈批评和指责。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古朝鲜研究热潮的掀起,他的部分学说逐渐为韩国主流学派所吸收,更受在野史学学者和民众的欢迎和赞赏。

金贞培是古朝鲜研究的集大成者,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对古朝鲜史已有较深的研究,(33)近年出版的《古朝鲜新阐释》是韩国古朝鲜研究的最新成果。《古朝鲜新阐释》在回顾韩国古朝鲜研究进程的基础上,主要对辽东及半岛青铜器文化、支石墓文化、美松里型陶器及岩刻画等古朝鲜相关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当他分析朝鲜朝初期业已提及的“三朝鲜说”(即檀君朝鲜、濊貊朝鲜、卫氏朝鲜)时认为,卫氏朝鲜不应属古朝鲜的范畴,因此对持续约1 000年之久的濊貊朝鲜作了具体论证和探讨。《古朝鲜新阐释》是继尹乃铉的《古朝鲜研究》之后,又一部全面总结古朝鲜研究的高水平精品之作。

除尹乃铉和金贞培外,卢泰敦、(34)李亨求、(35)徐荣洙、(36)宋镐晸、(37)李钟旭(38)等也是长期从事古朝鲜研究的专家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继续发挥古朝鲜研究的引领作用。卢泰敦是韩国传统学派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古朝鲜研究成果虽比过去少一些,但他在主导包括古朝鲜在内的韩国古代史研究方向上仍起着重要作用。李亨求侧重研究支石墓等古朝鲜考古,但关于檀君、箕子问题以及学术动态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他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但主张箕子朝鲜主要在大凌河或渤海湾一带。宋镐晸认为,古朝鲜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至公元前4世纪通过吸收铁器文化成为初具一定规模的古代国家。他否认檀君神话是信史,更否认古朝鲜是当时东北史帝国的夸张观点。李钟旭将其过去研究新罗史研究方法应用到古朝鲜研究上,认为古朝鲜也经历了小国—小国联盟—古代国家的发展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韩国也涌现出吴江原、(39)、徐永大(40)、赵法钟、(41)卜箕大(42)等年轻一代古朝鲜研究者。特别是吴江原为古朝鲜研究领域的多产学者,韩国研究青铜文化的专家。徐永大注重檀君学研究,而赵法钟专长主要是对古朝鲜研究动态的解构分析。

此外,韩国为使古朝鲜研究持续发展,积极组建学术团体,创办专门学术期刊,开展经常性的学术活动。1997年,创立了由大学教授及研究机构研究员参与的“檀君学会”,并创办学会学术会刊《檀君学研究》。2008年,为进一步加强古朝鲜史的专门研究,又创立了“古朝鲜学会”,同时创办学术会刊《古朝鲜研究》。2011年,为统合古朝鲜的研究力量,进一步推动相关学者的交流和团结,共享研究资源,“檀君学会”和“古朝鲜学会”正式合并为“檀君古朝鲜学会”,确立的宗旨是:通过多学科间交叉研究,探寻韩国的民族特性、文化起源问题的专门性学术团体。会刊也改称《古朝鲜檀君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仅在上述学会会刊上发表的古朝鲜相关论文就达200余篇。(43)“檀君古朝鲜学会”先后组织了60余次的学术研讨会,每一次研讨会上均有7篇左右的论文发表,并进行热烈讨论。

(三)韩国的古朝鲜史研究特点

1.在野史学派的崛起

韩国的在野史学亦可叫乡土史学、民间史学,一般称那些没有在大学及研究机构中任职、没有受过历史学科班教育的业余史学研究者为在野史学者。长期以来,在野史学者处在学界的边缘,也没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古朝鲜研究热潮的掀起,在野史学者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们在学界、媒体、市民团体、新闻出版等领域活动非常活跃,队伍也逐渐扩大,近年亦有很多大学教授及专家学者加入到他们的行列。特别是在古朝鲜研究领域,在野史学已形成一种学派,其社会影响力正超越过去所谓的正统、主流学派。

在古朝鲜研究领域,在野史学派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是《桓檀古记》、《葵园史话》以及中国古籍《山海经》,他们“千方百计证明檀君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凡是主张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都被在野史学者批判为事大、殖民史学者”。(44)尹乃铉被韩国学界视为准在野史学者,他主导古朝鲜“辽宁中心说”,并提出一系列标新立异的观点,他的学说在韩国学界的影响甚大,因此被多数在野史学者所利用。在野史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古朝鲜就是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作为两个流亡政权与古朝鲜无关。他们将代表辽西早期青铜文化的下家店遗存视为古朝鲜文化,以此认为古朝鲜在远古时代已形成疆域广阔的帝国,是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他们还通过对古朝鲜和中国考古文化进行超时空比较,主张古朝鲜文化比中国早上1 000年左右,古朝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流之一,同时强调檀君神话并非神话,是历史事实,公元前20000年左右时期辽东南部及半岛西北部地区考古文化均为古朝鲜文化遗存。

夏家店遗址群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乡三家村夏家店自然村

2.细化研究和实证研究较为突出

首先,作为基础性研究,出现了一些对古朝鲜研究现状及研究史进行分析和整理的文章,如卢泰敦的《韩国的古朝鲜史研究》、徐荣洙的《古朝鲜研究100年——古朝鲜研究现状与争点》、金贞培的《古朝鲜史研究的历史性考察》、李亨求的《檀君与古朝鲜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和《北韩的古朝鲜研究》、赵法钟的《中国学界的东北民族及古朝鲜研究动向与问题点》。这些综述性论文为学界全面把握古朝鲜历史的研究进程和研究课题,引导学术前沿具有较大意义。其次,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挖掘和研究新问题。在继续深入研究以往焦点问题的同时,近二十年具体研究檀君及檀君朝鲜、“三朝鲜说”(檀君朝鲜、濊貊朝鲜或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不同性质、古朝鲜王国形成过程、韩国史籍《三国遗事》和《帝王韵记》的古朝鲜相关史料研究、古朝鲜国的时空界定、古朝鲜中心地与西界、古朝鲜对外关系以及古朝鲜文化的起源和类型、古朝鲜民族构成等问题,甚至将研究领域延伸到古朝鲜人饮食和服饰上来。最后,近二十年来,韩国学者对古朝鲜相关考古资料的研究尤为突出,如辽东区域及半岛青铜文化研究、美松里型陶器研究、支石墓和石壙墓研究、岩刻画研究、居住遗址研究、土城研究、考古资料编年研究等,并有大量相关论文和文章发表。

3.针对中国学界的应对性研究比较明显

为阐释朝鲜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发展轨迹,近年特别注重对北方史(长城以北区域)研究,主张韩民族及其早期国家的起源与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辽东半岛地区具有直接关系,在远古时代这些区域共同形成同一文化圈。同时,改变长期以来只重实证和史料、轻宏观分析和问题意识的研究传统,格外重视古朝鲜相关理论阐释,如东亚早期国家问题、红山文化与古朝鲜关系、辽河文化与古朝鲜关系、古朝鲜在韩国古代史体系中坐标问题、古朝鲜在远古东北亚中的历史地位等。

此外,针对中国学界关于古朝鲜历史归属及古朝鲜文化性质的讨论,发表大量批评中国学界的应对性论文,以此阐明古朝鲜文化与中国中原文化的不同,淡化中国商周文化对半岛的影响。反映这些学说的代表性著作是禹实夏的《超越东北工程——辽河文明论》。(45)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赵法钟的《中国学界的东北民族及古朝鲜研究动向与问题点》、洪承贤的《中国学界的古民族认识与东北研究的新动向》、吴江原的《现代中国的古朝鲜研究及其脉络》和《近年中国关于箕子朝鲜的立场与批判》、张锡浩的《近年中国的箕子朝鲜立场与批判》、朴善美的《东北工程所反映的古朝鲜认识逻辑》、李东勋的《中国的古朝鲜研究动向与问题点》、冀珠妍(音译)的《中国学界的古朝鲜、汉四郡认识与批判》等。

四、今后古朝鲜研究的主要课题

由于资料的稀缺,阐明古朝鲜历史的具体真相还有许多困难,过去反复讨论的古朝鲜建国、疆域、中心位置等问题仍没有多大进展。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古朝鲜研究取得空前发展,因此又出现许多新问题、新课题,有待中外学界共同探讨和深入研究。

近几年“檀君朝鲜”问题成为新的研究争论点,特别是半岛学者对檀君朝鲜不但视为信史,或从否定到认可,而且不断提升檀君朝鲜的历史地位。而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一直简单认为檀君朝鲜就是一个关于天帝之子桓雄与熊女婚配生成檀君的神话故事,更多视之为古朝鲜的文化加以论及。但檀君神话并不是普通神话,而是一个建国神话,在这一点上它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建国神话具有同等地位,既然研究高句丽、百济、新罗建国过程时较多参考它们的建国神话,那么研究古朝鲜时同样也不能忽视它的历史意义,因为神话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尚书大全》、《三国史记》等资料和诸多研究显示,箕子朝鲜之前确曾存在过另外一个“朝鲜”,因此,檀君及檀君朝鲜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既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夸大评价,关键是如何看待檀君朝鲜的社会性质。笔者初步认为,檀君朝鲜是历史上存在的历史事实,但它既不是古朝鲜国,也不是什么奴隶制国家,应是介于原始社会末期与早期国家间的酋邦社会。

古朝鲜中心地研究仍是今后研究的重大课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重要意识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第一,在世界历史上由外来族群首先建立国家政权的史例为数不少,从近而言,高句丽建国与夫余有关,百济建国与高句丽人有关;从远而论,俄罗斯历史上最早国家罗斯公国并非由作为俄罗斯主体民族的东斯拉夫人建立,而是由外来的瓦兰吉亚人所建。因此,即便说朝鲜历史上的最早国家是由箕子集团建立,并非为过,半岛学者大可不必为此不解。关键问题是箕子建国的地方在哪里。

第二,古代东亚历史上,根据周边局势的变化和统治者需要,将政治中心反复迁移的史例也是相当多的,高句丽即是,百济亦是,渤海更是如此。因此,将持续1 000多年的古朝鲜的政治中心以动态的视野去观察可能更为合理。

第三,辽东及朝鲜半岛是古代东北亚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更替、活动生息的大舞台,因政治形势所迫和自然环境影响,古代历史上民族大迁徙也是经常出现的。朝鲜学界认为,包括古朝鲜人在内的朝鲜民族,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以平壤为中心延续下来的檀君子孙,这种视野未免有些牵强。按人类学的角度看,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约5万年前开始的早期智人(现代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在相关文献稀少,且对仅有文献理解差异较大的前提下,应高度重视古朝鲜相关考古资料的运用和挖掘,特别是对与古朝鲜相关的青铜文化、支石墓文化、美松里型陶器以及岩刻画等其他考古元素的研究。应对琵琶型铜剑、细型铜剑等古朝鲜青铜器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进行详细的比较,这是分辨商周文化与半岛文化是否有直接联系的关键步骤。但考古资料有时也有它的局限性,即对一种考古文化遗存,各国学者的理解和认识是不一样的。因此,还需注重和尝试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否则,在古朝鲜史的研究上,不会出现根本性的突破。

学界在“古朝鲜”概念及研究范围的界定上还很混乱。韩国学者尹乃铉等认为古朝鲜就是檀君朝鲜,除此以外非古朝鲜史的研究范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古朝鲜应包括檀君朝鲜、箕子朝鲜(或濊貊朝鲜)、卫满朝鲜;朝鲜学界则将古朝鲜分成前朝鲜、后朝鲜和满朝鲜三个阶段。中国学界一般将古朝鲜历史划分为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各方对古朝鲜的起点、研究范围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自然会引起观点的巨大差异。总之,解决古朝鲜的概念及范围问题,应是研究古朝鲜的首要课题。

最后还应指出,各国学界在古朝鲜研究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本国自尊意识。半岛学者不愿意认定“箕子朝鲜”的存在,越来越夸大檀君朝鲜的历史地位,中国学者则一味强调“箕子朝鲜”的历史作用,而忽视对檀君朝鲜、箕子建国的具体地点,半岛土著先民、古朝鲜文化独特性的研究。这些因素不能不说较大地影响了古朝鲜研究的客观性、多样性。

然而,中外学界在古朝鲜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大、研究方法各不一致、观点迥然不同等现状并非是坏事,这在客观上激发了各国学界的研究热情,促进了各方的学术交流,从而推进古朝鲜研究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朝鲜族的农乐舞

（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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