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家，十分重视中国史籍，因此说出“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这样的断言，并不奇怪。在这篇讲演中，他不厌其烦地申明熟悉国史对于中国读书人的重要性，他寄希望于读书人能通史致用，不做空谈高论的经学家。他说读史致用有两个层次的“道”，上者能够了解社会变迁，体察“道”在世间的流行，这就是老子伊尹这类高人达到的境界，也是“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的原因；次者至少也该多记得故往事实，就像清楚记得家里房产证存折有几张那样。第一个层次也许难以达到，第二个却不是那么难，也有实实在在的现实价值。章太炎列举了载籍所记录的东北的辽东、黑、吉、南部的安南，缅甸的隶属分离史，以证明，熟知家里田契、资产有多少，在国家积弱积羸的时候，至少可以让国民不至于因为无知而对这些或割让或独立的土地，毫无留恋毫不关心。这是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无意中在他作为学问家的时候，偷偷地跟听众打了个招呼。

治国论政，不能无所根据。汉人言通经致用，当时经史未分，史即《春秋》家言也。至汉末而史籍始渐多矣。西汉时，士皆从师受经，而史籍则罕有讲授者。盖经籍公开，史籍不公开也。《汉书》东平思王宇上疏求《太史公书》，王凤言《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至东汉则史籍渐不秘密，故孙权勉吕蒙涉猎往事，自谓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唯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因劝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所谓三史者，《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也。

蒙本不读书，自闻权言，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过蒙，言议常欲受屈，因拊蒙背，称其非复吴下阿蒙。于此可见东汉以来，渐多读史者矣。刘备从卢植受《礼记》，终身不忘。而遗诏则以《汉书》、《礼记》并举，旁及诸子、《六韬》、《商君书》。然刘本经生，未遑研精史籍。若诸葛亮则是法家，蜀人好史籍者，固不若吴人之众也。

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远古之事，或不尽适用于今。事愈近者，愈切实用，荀子所谓法后王也。自汉以后，秉国政者，无不参用经史，以致治平。至王安石乃自以为湛深经学，不好读史，且复劫持人以不必读史，目《春秋》为断烂朝报，其流弊卒至京悖之误国。然当时理学家亦以为王者致治不须读史，如谢良佐初造程明道，对明道举史事不遗一字，明道谓之玩物丧志。谢面赤汗流，自是不复言史。

司马光薨于位，适郊天庆成之后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之，程伊川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坐客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也。”苏子瞻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伊川于史学本疏，故有人诮伊川须入山读《通典》十年，方可议礼。明人读史不精，而办事较有能力，凡为其能注意于史事故也。

至清人之读史者，不过为琐碎之考据而已。唯曾、左、胡三人，颇知运用之术，曾读《文献通考》，胡读《资治通鉴》，左读《读史方舆纪要》。三人所好不同，而其经世致用则同。今观其奏疏书札，恒喜称引三书，可知也。张之洞虽不及彼三人，亦熟读《通鉴》。盖张曾随胡林翼至贵州衡文，受胡之熏染甚深也。《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专心读之，一年可毕。至于运用之妙，本不在读书之多，故通经即可致用。

今亦可言通史致用，史即经也。然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民国初建，自日本归来之民党，略读法政诸书，罕留意于本国史籍，以求因革之宜，锐意步趋他国，不恤削趾适履。即当时所称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亦刻意仿效日本，见日本以政党政治，即欲移植于中国，不知是犹逾淮之橘也。

日本天皇自肯垂拱无为，祭则寡人而已。中国由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一变而为民主共和，选任大总统，自必为有声望有才具者所得，即此一端，已非日本天皇可比。是故不顾国性、民情而但为蜾赢之祝，其不蹈王安石之覆辙者鲜矣。

读史致用之道有二，上焉者察见社会之变迁，以得其运用之妙，次则牢记事实，如读家中旧契，产业多寡，了如指掌。能得运用之妙者，首推道家，《汉志》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老子为周守藏史，根据社会之变迁，以著成道家之议论，故能妙徼浑然，语无执著。庄子称孔子以六经说老聃，老聃云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盖道家之意，读古人书，须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可泥于陈迹而屑屑为之。此不独老子为然，伊尹、太公无不如此。是以伊尹、太公之书，《汉志》均在道家。

汉初张良受兵法于黄石公，及郦生说汉王立六国后，张良藉箸破之，乃谓用客之谋，大事去矣。何则陈涉之起，势孤力薄，故张耳、陈余说以树党益敌，以分秦力。至楚汉相争，势已不同，楚强汉弱，力不相侔，再立六国，将必尽为楚灭耳。时之相去不过四五年，利害之不同已如此。自非道家，谁能观于时变而应用其术？张良之可入道家者殆以此也。厥后唯李泌为能继武耳。至以史籍视同人家之契券者，老子有言，有德司契，契正不可不读者也。若一家之主，束置契券，不加观览，不自知其资产之多寡，其昏瞆将如何？然执政者之于国史，亦犹家主之于契券矣。

昔在东京时，闻民党中人言，满洲沙漠之地，本非我土，可放弃也。此即不看旧契之过。今试一稽史实，以确证满洲之为我疆我理。《史记·匈奴传》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遂置辽东、辽西郡。辽东地及朝鲜，辽西为今锦州至滦西一带。汉武析辽西而置乐浪、玄菟，即清时所谓东辽道，在兴京之东，长白山东偏之地。乐浪盖在今朝鲜平安道一带。直至永嘉之乱，胡骑蹂躏，遍于北方，辽东始不复为我有。唐初虽灭高丽，亦不能奄有辽东。

南宋则甘以小朝廷自居，河北尚不能保，遑论辽东！明初冯胜破降辽东，置辽东都指挥使司，仿佛今之特别区，以都指挥使为长官，其下有卫，亦有学校，有教官。士之应科举者，得与顺天乡试。永乐时更立奴尔干都司，统辖建州海西诸部。清时于黑龙江发见奴儿干都司碑，可见明廷威力之远被，明宣宗时在松花江设造船厂，命镇辽东都督佥事巫凯董其事，凯尝请罢其役，旋罢旋兴，此松花江造船厂当即今之吉林，清人称吉林为船厂，直至民国犹然，即因明时造船于此而沿用此名也。

由此观之，不但辽东早为我有，即吉、黑亦久在版图之内。当辛亥南京政府成立时，余知张季直曾随吴长庆至朝鲜，谙于东北情形，因以满洲不宜放弃之意见质之。张亦言断不可弃，于是作文通告全国，凡主张放弃东省者，卖国贼论。一时议论为之一正。至言满洲沙漠地者，由未履其地而妄揣测耳。亦未思沙漠之地断无大川巨流，例如新疆沙漠，河润至此，即渗入地中。

今满洲有松花江、黑龙江通流其间，其非沙漠，可想而知。孟子云：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今兹东北沦陷，国人或尚以前此满洲可弃之心理自相慰藉。此由不阅旧契，故不知自家资产之多寡也。

又如安南，自秦置南海、桂林、象郡，尉佗更役属瓯骆，其地奄有今之两广、安南。南海者今之广东，桂林即今之广西，象郡则今之安南。汉时更分设三郡，曰交趾、九真、日南。后汉交州刺史兼治两广诸地。两晋、六朝均为郡县。唐调露初设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安南之名由此始。唐德宗时宰相姜公辅即为日南人。其地士子之科举仕进，无不与其他州郡同。唐末五代属于南汉，后为丁琏所据。宋开宝八年，授琏为静海军节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名义仍属中国。

至南宋始独立为国。明永乐时黎季犛杀陈氏宗族而自立，成祖命沐晟、张辅进讨平之，设交趾布政司统其地，置百官，立学校，以经义诗赋取士，士子彬彬有华风。宣宗间尝放弃，世宗十九年莫登庸归降，始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改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直至明亡，无大变更。清康熙时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乃始确认其为藩属矣。其与安南比邻之缅甸，明时设有宣慰使，为云南土司之一。是以桂王之入缅甸，并不以为越境。至清乾隆时征缅甸无功，缅甸亦惧为暹逻所逼，遣使入贡，清廷因赐册印封为缅甸国王。于是缅甸亦独立而为藩属。此皆详载史籍，凡属国民，固不容不熟记者也。

远者且不必论，若明代疆域，去今仅数百年。而满洲、安南、缅甸诸旧事能熟记者，已无几人。左宗棠征服新疆，不可谓无才气，然安南让于法国，缅甸让于英国，未闻左有一言之诤谏，岂其暮气已深，畏难而苟安耶？恐亦为旧契之不甚了了故耳。

民国以来，国人对于史事亦甚疏忽矣。或且鄙夷旧契，不屑观览。甚有怀疑旧契者，于是日蹙百里，都在迷离惝恍之中，使人人而知保守其旧契，家国之事，当不至此。

章太炎：《国学演讲录》，平民印务局，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