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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通俗演义第一人——蔡东藩：“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少年怀抱功名，宦海唏嘘泡影。清风吹绝攀龙兴，吹起儒生秉性。林泉笔奋雷霆，裨史呵成巨鼎。千秋一览东岳景，一览河山万顷。”这是近代著名历史小说家蔡东藩（1877——1945）充满家国情怀的诗句，诚可谓笔底波澜、思绪万千，不过字里行间还是难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壮志难酬，以及“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苍茫和悲凉。

读过中国历史著作的人大概很少有没读过《历朝通俗演义》的吧？这部651万字（还不包括许廑父所续写之《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的字数）的煌煌巨著，是中国有史以来字数最多的一部历史文学著作，出自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著名文史学者蔡东藩之手。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这部历史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般历史通俗演义，在过去也曾出版过不少，可是似乎还很少能和蔡东藩先生这一部相提并论的。

蔡东藩写的虽然是属于历史小说的“演义”，但却强调“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只是在人物对话、情节转承等细节上有所加工，在注重文学性的同时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场景。因此作为用文学语言和交融错位写法来记录历史的纪实类史学入门读物当之无愧。

一、才高八斗 奈何屡试不中

蔡东藩生于1877年，名郕（cheng),字椿寿。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上有三位姐姐、两位兄长，出生时父母已经年过40，椿指父亲，椿寿意为祝愿父亲长寿。蔡家世代居住在浙江绍兴，因太平天国时的兵荒马乱而迁居萧山。蔡父为丝绸业店员，收入虽不高，但对孩子们的学习督促甚严。蔡家二子10岁时已博览群书、出口成章，乡里称之为“神童”，可惜均因病早夭。原来跟着哥哥读书学习的11岁蔡东藩，只好去邻居的富人家伴读。

蔡东藩聪慧异常，读书过目不忘，14岁时跟着姑丈田沛鋆一起去考秀才。蔡东藩之长孙蔡福源回忆说：每次进考场，人多拥挤。二姑丈双手挎着两只考篮在前面开路，蔡东藩紧紧拉住二姑丈腰系的布带跟进，结果双双高中秀才，而蔡东藩成绩更好。蔡东藩15岁时为了生计来到杭州，在一位满族人家里任教。不久父母相继去世，由二姑母出钱安葬。

据蔡东藩大事年表，他于1899年、1902年两次参加举人考试，可惜均名落孙山。蔡福源回忆落榜的原因说：第一次是因为有考生家长送鸡汤至考场，鸡汤洒出弄湿了蔡东藩的考卷。第二次是因为“天气酷热，大汗淋漓，试卷汗迹斑斑”。但两次都是因为弄脏了试卷而落榜，未免太过于离奇巧合了。而且清代科场管理非常严格，外人根本无法进入考场，又如何送进鸡汤呢？所以这个说法似乎不足为信。

1909年，蔡东藩参加了名为“优贡”的考试。这是在3年一度的正规科举制度之外又一个拔擢人才的渠道。即：成绩优秀的秀才如果没有考上举人，可以先进入国子监读书，完成学业后参加考试，朝廷再选拔其中优秀者授予官职。

1910年，学富五车却屡试不第的蔡东藩参加了优贡京考朝试并名列第一，因此还觐见了宣统皇帝。但这次觐见皇帝的回忆既不美妙、更无诚惶诚恐。蔡东藩说：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套绣花衣帽。觐见那天，半夜里就在殿外等候，直到天色黎明，才有太监传出话来，说可以觐见了。于是，众人鱼贯而入殿门，跟着太监的号令跪下叩头、三呼万岁，一套规定程序完成，觐见结束。不但皇帝的影子没见着，连大臣的影子也没见着。

1911年，吏部分配蔡东藩到福建省任候补知县。有清一代，候补并非立刻能填补实缺、授予实职，而是要到所分配之省份等待空缺。这就给行贿受贿留出了空间和机会。因为无钱行贿，蔡东藩第一次连布政使司（清代的省级行政机构）的大门都没进去。后来好不容易见到了布政使的面儿，还是因为无钱打点而未获实缺。蔡东藩学富五车却报国无门，深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官场腐败、民不聊生，不想再为摇摇欲坠气息奄奄的大清打工，干脆称病回家去也。

蔡东藩自诩才高八斗、自视甚高。有一次出席晚清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的家宴，来客中有人恭维蔡东藩为“临浦才子”（临浦镇，位于萧山县南部，蔡东藩常年居住于此）。蔡东藩却很不以为然，喟然道：我自许中国才子，岂止临浦吁？或许正是现实的内忧外患和惨淡人生，让蔡东藩试图通过回顾反思历史的悲欢离合，警醒和启蒙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

二、偶一为之 遂入编书之途

在家赋闲期间，应时任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辑的同乡好友邵希雍多次邀请，蔡东藩参与编辑了《中等新论说文范本》，修订了《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本》。他在《中等论说文范》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蔡东藩怎么也想不到《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本》这样的小学生作文参考书竟然惹下了天大的祸事。原来书中的《尚武论》《贵土货贱洋货议》《论商战》等文章中有涉及到日本的文字，尤其是《民气说》论及日本时说道：“彼区区之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吾国自强，将奋除东土，以为吾族之公园已而……”因此遭到日方的强烈抗议，当时的北洋政府遂下令查禁了《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本》一书。此后，蔡东藩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教学参考书的发行量都较为可观。

1904年春季，蔡东藩的原配夫人病逝。蔡东藩为生活计，入住临江书舍。“临江书舍”距离浦阳江支流新开河不远，河上有桥名“戴家桥”，号称“临江第一桥”，所以蔡东藩也自以“临江”为号。临江书舍是蔡东藩的学生金纪行、金宝祥家里所盖。二人曾致信学者陈志放说明此事：房屋是我家的。因他（蔡东藩）与我母舅李谟鉴交情颇厚、来往甚密，故而我舅父与我母亲商量，造此房屋请他居住，以教育我兄弟二人，束脩（学费）作为租金。后来我兄弟二人都去杭州念书，方开始接受租金。

蔡东藩一直醉心于教育，希望能当个好老师，好友邵希雍曾说过：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夏初与吾申浦，纵谈当世之事，蔡君以为教育急进当为第一义。在写作《历朝通俗演义》之前，蔡东藩就曾在杭州、绍兴等地教书，写作过程中还兼任当地中小学校的授课老师。蔡东藩讲课激情四溢、慷慨激昂，经常教育学生：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要读懂为人的道理。人应该堂堂正正地活着，无须去巴结权势。蔡东藩不仅编写过《女子初学新论说文范本》，还是临浦镇上第一个接受女生的老师。

1915—1916年，蔡东藩编写完成了《清史通俗演义》一书。据蔡福源回忆：由于当时社会上有人宣扬复辟帝制，也有人激烈反清，所以清史成为当时的敏感话题，没有书局敢于出版有关清史的书籍。以至于蔡东藩向会文堂介绍写作构想和计划时，竟然遭到了老板和经理的嘲笑讽刺。蔡东藩再与大东书局、广益书局联系，都是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好友孔孝赓携带书稿专门到上海寻求出版机会，可是三个多月都没有找到肯出书的出版商，情急无奈就谎称即将与大东书局签约出版。会文堂听说后，连夜找到孔孝赓，出价200大洋签下了蔡东藩第一部演义小说《清史通俗演义》。

这个故事讲得倒是跌宕起伏，很引人入胜，但未必是真实情况。因为蔡东藩在《清史通俗演义》的“自序”里说得很清楚：稿甫就，迫于会文堂付印，未遑修饰，他日再版，容拟重订。所以洽谈出版事宜并无以上所述之曲折反复的生动情节。《清史通俗演义》共100回、62万字，稿费200大洋，每千字约合3毛多银角，怎么说都不像是几家书局争先恐后、先得为快的价格。

此后整整10年，蔡东藩凭借一己之力，独自写作并完成了《历朝通俗演义》，只有《民国通俗演义》尚未完成，随后由许厪父续写了后40回，全书始告杀青。

那么为何要找许厪父续写《民国通俗演义》呢？蔡福源是这样解释的：《民国通俗演义》写完并出版了前80回以后，不知为何得罪了当局。有一天，一个军官到会文堂找蔡东藩，蔡东藩恰好不在书局，来人便留下一个小包后离去。蔡东藩回到书局后，打开小包一看，里面是2颗子弹。蔡东藩因此大怒，气愤地大声宣布：“要我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我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会文堂为了能继续出书，也为了避一避风头，就请来了许厪父续写《民国通俗演义》。

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称蔡东藩见了子弹惊惧不已，大病三天，病愈后表示自己还不想丢命，从此以后再不敢提民国二字，于是主动提出与会文堂解除了出版合约。不过这两种说法都过于戏剧性了。当时蔡东藩一直住在浙江萧山的临江书舍写书，并未常住在上海的会文堂，如何能见到子弹？即使确有子弹一事传闻到了萧山，时过境迁，蔡东藩又有什么必要惺惺作态、大呼口号，更不可能被吓得一病不起、卧床三天。

三、润笔无多 勉为温饱生活

不过，蔡东藩创作《历朝通俗演义》的10年间，会文堂每个月支付给他的生活费为60元，这笔钱虽然不能说太少，但蔡东藩既要写作，又要维持家计，手头总是不够宽裕、捉襟见肘，所以他极为节俭。

节俭到什么程度呢？蔡东藩光头不留发，戴深度近视眼镜，日常穿一件灰白色长衫，仅有的一套西服还是结婚做新郎时的行头，只在出席某种冠冕堂皇的场合时才穿一次。为节省纸张，每张纸尽可能多的写满字，一页可以写上2000—3000字，结果字体写得非常小，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好吸水烟，但舍不得给客人另点水烟，如有客来，就主客轮流吸食同一支水烟袋。因为交不起电费，就不用电灯、用油灯。为节约不用钢笔，随身携带毛笔、墨盒。平日多素食，常以豆腐渣充饥。夏日不点蚊香，一来省钱、二来怕熏坏了眼睛，所以每天衣裤袜子上都是蚊子吸血被拍打后的血迹斑斑……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东藩想实业救国，创办了一家名为“坤元”的毛巾厂，有十几架织机，手工制造以抵制日货。

但萧山被日军占领后，毛巾厂因遭土匪抢劫而破产。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杭州沦陷，临浦是水陆交通码头，常遭日机轰炸，蔡东藩全家迁到离临浦十多里外父亲行医的庄里陈。

1940年初，日军渡过钱塘江，庄里陈亦为日军所占，幸好全家早几天避入深山村，才免遭蹂躏。日军虽在半月后离去，但仍盘踞萧山、临浦等城镇。蔡东藩坚守民族气节，痛恨日本侵略者，不愿在刺刀下过奴隶生活，尽管由于长期以来饮食无常、饥饱不定，患上了较为严重的胃病，但还是毅然挈全家避难于距离日伪军的驻点较远的诸暨的一个小山村藏绿坞。

蔡东藩从岳父黄镐京那里习得医术，在乡间悬壶济世，经常给贫苦农民看病。不顾年老体衰不辞劳苦地出诊行医救人急难。他曾风趣地对家里人开玩笑：“像我这样，总可叫作儒医吧！”因他医治有方，请他看病的人常常络绎不绝。1944年深秋的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打听到蔡东藩医治好了很多病人，特来请他去给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自觉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经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也就不再推辞，远道前去。老农的病倒是治好了，可他自己回家后却得病“三日疟”，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了。

精通医术的蔡东藩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在世不长，就算扁鹊、华佗再世也无计可施，就告诉家人：我已灯尽油枯，非药石所能治愈也。要儿子设法把他从小路送回庄里陈。1945年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迷离中的蔡东藩口中喃喃的诵念着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渐渐地气息奄奄、魂飞天外、溘然长逝，终年69岁。

四、“文革”兴起 一生心血付东流

蔡东藩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除了大部头的《历朝通俗演义》之外，还有涉及教育学、医学的著作，一部小说《客中消遣录》和个人诗集，但他的诗集《写忧草》《风月吟草》《浮生若梦》均未能出版。另外还有一本个人杂文集《蔡郕文稿》，内容包括书序、书跋、策论、祭文、墓志铭等。这些诗集和文稿都保存在蔡东藩的次孙蔡福恒手里。

蔡福恒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送回乡劳动改造。有一天，一家旧书店的经理王松泉等人来到蔡家，提出借用《写忧草》诗稿和一张蔡东藩的照片，并信誓旦旦地再三保证一定完璧归赵。蔡福恒不疑有他，便将诗稿和照片交付王松泉。待王松泉等人走后，蔡福恒才发现桌子上多了5元钱，始觉大事不好，再追将出去，早已人迹夭夭。

蔡东藩故居

1966年，“文革”兴起、席卷神州大地。已被下放的蔡福恒在这“革命洪流”中也未能幸免。8月31日，横扫四旧的红卫兵来到了蔡福恒家，将所有文字书册全部没收，其中有：《风月吟草》《浮生若梦》《蔡郕文稿》，蔡东藩的照片和18枚私人印章，以及蔡东藩考中优贡举人时、其座师陆润庠所赠之条幅和对联等。

1980年以后，蔡福恒找到王松泉，索要《写忧草》，王松泉却说诗稿早已卖给了浙江图书馆。蔡福恒到浙江图书馆四处寻找，却始终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其他所有被红卫兵抄走的文物，诸如诗集、文稿、照片、条幅等，均被焚毁，印章也全都被砸碎。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蔡东藩一生的心血和收藏却因“文化革命”而烟消云散，这可真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锥心沥血的讽刺。

五、盖棺定论 通俗历史第一人

蔡东藩是当之无愧的民国时期的“中国通俗历史演义第一人”，他从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时间写成11部《历朝通俗演义》，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该书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采用交融错位的写法，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即使因《民国通俗演义》抨击清廷之腐败而收到恐吓信及子弹，迫其修改，蔡仍不变初衷。又著《西太后演义》又名《慈禧太后演义》，增订清初吕安世所著《二十四史演义》，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规模之宏，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蔡东藩写的《历朝通俗演义》（《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大体上可以分三类：

一是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2166年的事情。分别是：《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100回、《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100回、《两晋通俗演义》100回、《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唐史通俗演义》100回、《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宋史通俗演义》100回、《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明史通俗演义》100回、《清史通俗演义》100回、《民国通俗演义》120回（许廑父续写40回，计160回）共11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

但他不是顺着朝代次序从前往后写，成书的次序为：清史、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11部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最早，1916年7月出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1926年9月出版。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销量非常大。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0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重印出版的销量又大大超过了前次。

二是《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30万字左右，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

三是增订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历朝史演义》。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字数50万字左右。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清史通俗演义》共一百回，对于近年来“帝王颂歌”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简单叙述、一带而过，但从第五十回“饮鸩毒姑妇成疑案焚鸦片中外起兵端”开始，1840年以后的部分占了一半，且讲述得格外详细。显然是有意用列强侵华的历史去唤醒浑浑噩噩的民众。这既是民族危亡的时局使然，也与其历史观有关。蔡东藩自谓：“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慊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椠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以史为鉴”应该是他写史的动因吧。

蔡东藩在《清史通俗演义·自序》中说：“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宬，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可见蔡氏处理史料始终严谨，是颇有用心进行了考证的，不过受自身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和民国初期好搜奇异的影响，书中掺杂了大量的野史异闻，总的来说应该是介于史书与小说之间的“演义”，可以作为学习和了解历史的入门读物。

写毕清史，蔡东藩开始写《元史通俗演义》。学史者皆知，蒙元历史不易研习，一是有大量非汉字的史料，非通晓西域中亚语言文字者难以利用；二是史料杂乱错讹之处不少，非认真细致地查勘比对梳理而不得其真。老蔡也发现《元史》“流于草率，史实疏漏”，写作时爬梳校勘各种元史资料：《元秘史》、《庚子外史》、《丙子平宋录》、《元史译文证补》……，总算弄明白了那些拗口的人名、地名、专用名词，复杂曲折的情节过程。

《元史通俗演义》只有六十回，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占了不少篇章，甚至蒙古西征也详加叙述，如：“欧罗巴东方受敌”之章回，以保证叙事的完整性。他自述：“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尔。元起朔漠，本乏记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而语不雅训，专属蒙文土语，缙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阙略；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能把元史写出通俗易懂的演义绝非易事，需要相当的功力。

蔡东藩写《两晋通俗演义》开篇谓：“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愈深。照此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了前人的遗诫，怎得专咎外夷与防边未善呢？”从三国到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这一段历史的叙述写作，是史学界公认难度较大的，因为连年政权更替、战乱频仍、民族迁徙，能把复杂多变的脉络理清已属不易。

蔡东藩没有专写三国史，很聪明地避免与作为经典名著的《三国演义》去PK，但把三国历史揉进了《后汉通俗演义》，一百回中有四十回写东汉末年以至三国鼎立。而《三国演义》语焉不详的晋灭吴之战，也被老蔡的生花妙笔写得精彩纷呈、曲尽其妙、可圈可点。他说：“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

蔡东藩自述其治学态度说：“我申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这样的治学态度和自学方法，对于今日之莘莘学子们，仍然不无启迪发蒙、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