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会有极少数的一种人，在自己的领域中，凭一己之力完成了震古烁今的拯救大戏。

他们在极其有限的能量下，超越了天命的打压与束缚。

凭一己之力改变、拯救、定调了后面千年的历史规则。

没有他，历史将真的变得不再一样。

尤其今天的这位。

这个人的影响力实在太过于巨大，有太多的上古尘封因他而重见天日，有太多的英雄豪杰自他笔下定调。

这个人，是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幸运。

他是太史公，司马迁。

他写了一部皇皇巨著，只要是中国人基本都会知道，叫做《史记》。

我之所以说这是三个“中国级”的巨大幸运，是因为我们有太多次的可能，会看不到《史记》这部璀璨的史学经典。

如果那样，很多上古史将出现无法弥补的断档，自上古到汉武的这段宝贵历史，将很有可能无法梳理的如此顺 畅详尽。

司马迁所做的这番事业，准确点讲：是伟大的历史拯救！算是真真正正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史记》只有司马家的人才能著，也只有司马迁才能写出来。

换第二个人，都接不了这个活儿！

这是一段近乎于超级英雄拯救地球般的著史传奇，在一系列的种种机缘巧合下，《史记》才最终惊险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先来说以下为何《史记》为何只有司马家才能整出来。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是局限于一个朝代的断代史，它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时代整整三千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父子将华夏大地上自从有传说开始的所有历史全部整理了出来！

在那个时代，这几乎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在资料保存手段极其落后的那个年代，著史的最大困难就是原材料。

史料要么找不着，要么看不到，要么搞不懂，要么在各种战乱变迁中压根就整丢了。

所以越是远古的历史，各种素材越难找，而且即便找到，去伪存真等一系列专业工作还是个大难题。

很多史料都是口传心授的代代流传，很多压根就是神话故事，你咋知道是不是胡说八道还是确有其事呢？

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很多史料在流传的过程中需要人力进行篆刻誊写，那么这就会涉及到流传的版本会出现错字问题。

隔着成百上千年，你如何针对眼前的这卷史料进行拆解与还原？

所以搞历史在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天生具有着极高的门槛与困难。

你得有材料，有能力，有想法，有毅力，有传人。

最关键的，还得有运气。

不过，即便这么难，还是有人可以的。

比如说司马家。

司马迁家祖上自周开始，就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后来虽然中间断过一段时间做过武将（司马错），但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一代时，又做回了太史令，算是又恢复了祖传的手艺。

这份家世首先就帮司马家解决了最困难的原材料门槛。

由于有这一代代积淀的先决条件打底，重拾祖业的司马谈觉得要干点什么才对得起祖祖辈辈的这份得天独厚。

他立了一个志：

要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要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

世代史官的司马家突然有了一个想搞事情的人，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幸运。

司马谈做回太史令的时候，小司马迁10岁，正是长本事的好岁数。

小司马迁跟随父亲回到了世界的中心长安，开始见到了大世面，而且由于老爹是学术性公务员的独特优势，小司马迁又得以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进行深造学习。

小司马迁受到了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良好的教育，在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得到了最大的见识。

更难得的是，在司马迁形成人身观的这段时间，正是汉王朝国势强大，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的年代，司马迁在大国豪气和正规教育的熏染下，形成了他开阔，大气，浑厚优美的文风。

功名看气概，作者没有襟抱情怀，写出来的东西就难称格局佳品。

良好的教育与伟大的时代，是第二个幸运。

司马谈在立志后，开始大量的搜集阅读史料，为修这部大史做准备。但真一干起来，老同志发现了这活儿已经不是他能干完的了。

由于他立的这个志向太过于远大，他要串起在此之前有史以来的所有事情，这就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等太多的方面，要横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

他自己这岁数眼睁睁怎么算也干不完了。

不像今天的这好时代，我想串起两千年历史，各种史料便宜的惊人（中国的知识是真便宜啊），有成千上万的大学者著作可以参考，三五年也许就可以把这事搞出来。

这个时代巨人很多，太多肩膀可以站，但那个年代，司马谈四目望去，一片漆黑。

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最高点了。

司马谈一度消沉，但看到了正在看书的儿子，他突然想出了点子，他要找时间的银行搞一笔“父子接力贷”。

司马谈找到了司马迁，和他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给他讲了自己的家传渊源，父亲的苦心孤诣以及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希望他能够发扬风格、肩负使命，早日参与这个宏大的工程。

一般来说，父母将自己的愿望加到孩子身上时，非常容易起到反效果，而且司马谈强加的这个愿望，还是个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工程。

在这次关系到史学命运的谈话中，司马迁选择了无怨无悔的子承父业，并迅速的进入了角色。

后继有人，这是第三个幸运。

司马迁在一边读书，一边帮父亲打下手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在司马迁22岁的时候，司马谈觉得火候到了，叫来了司马迁对他说：你已经读万卷书了，但书中的世界是局限的，是没有温度的，世界这么大，你应该去看看。

于是，司马迁开始走上了行万里路的征程。

带着目标的司马迁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实打实的搞了一次现场订正考察，获得了许多过去书中看不到的第一手材料。

他来到了汨罗江畔，触景生情的明白了当年屈原的愤懑。

他来到孔子故里，感受当地的礼义民风。

他来到江东之地，听到了项羽雄浑的“彼诚可代之”！

他来到了易水河畔，体会到了荆轲耳边的风瑟潇潇。

这次的全国调研，为后来《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做了背书，也更加陶冶了司马迁的性情，提高了他日后山河大地般的文学表现力。

尝到了甜头的司马迁在日后又跟随武帝去过大西北，自己走过大西南，跨过山河大海，天地在我心间！

有一个懂行的老爹领路，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复杂的世界需要多维度的体验，这是第四个幸运。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逝世，《史记》的重担彻底交接到了司马迁肩上。

之后的十多年，司马迁继续着自己的修史工作，直到大名鼎鼎的李陵投降事件，司马迁没有闷头搞研究，而是在凶险的朝堂插上嘴了。

司马谈走之前忘了对司马迁进行最重要的一次嘱咐：少特么发表意见！

李陵作为将门之后，尤其还是李广大侠的孙子，居然投了降，这仿佛精神原子弹一样，在汉朝内部开始炸裂。

李陵瞬间就臭了街，绝大多数人开始对他口诛笔伐，但具有着独自科研能力的司马迁展开了他的分析与论述。

司马迁认为：“李陵对父母孝顺，待士兵有恩信，常不顾身，赴国家急难，平日的思想作为，有国士的风范，而且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但他深入到了敌人的腹地，与匈奴主力决战，并歼敌上万。

李陵不肯自杀殉国，一定是为了牵制匈奴人好让手下突围，而且他一定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司马迁虽然通晓古今天下事，却并没有研究透人性的穷尽。

大势所趋下，虽百口尚且莫辩，何况你一小小的史官郎！

司马迁被下了监狱，受尽百般折磨。

不久，江湖传言李陵带兵攻打了大汉，武帝大怒，杀李陵全家，司马迁因为错误的分析被判处死刑。

后来证实，带兵的是另一个降将李绪做的伪军，李陵得知全家被杀后刺杀了李绪，但没有对大汉动复仇的刀兵。

汉朝的死刑比较市场经济，并非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两个价码，要么交50万钱，要么接受宫刑（阉割）。

这是《史记》问世的最大一次凶险。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在面临死刑的时候，都会选择去死，绝少数人会苟且偷生的变成太监。

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辱及祖先，无颜面对世人。

另一个，就是在当时的手术水平和医护手段再加上牢中的卫生状况下，极其容易感染，这种灭绝人性的刑罚的死亡率非常高。

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做出权衡。

一个是死。

一个是受尽了折磨，然后还是很有可能去死，即便侥幸活下来也还不如去死。

人们往往会选择来个痛快的。

司马迁面临这场横祸，在他无法凑出这50万钱的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受辱。

人在有信仰时，是不可战胜的。

他的信仰，就是在自己手下，亲自完成那部“前不见古人”的三千年皇皇巨著！

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还有一段话，你同样会很熟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是一股多么伟大的勇气！

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自我鼓励！

忍着不死，只是因为大事未完！

目的只有一个，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这是第五个幸运，也是最大的一次幸运，司马迁在酷刑下活了下来，并坚定信念，誓要完成此书。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司马迁将《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余字。

分别为：

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十二本纪（五帝、夏、殷、 周、秦、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孝武）

三十世家（诸侯国和汉诸侯）

七十列传（重要人物记事）

《史记》全文雄浑大气，它摒弃了学术圈那种艰涩的学究文风，采取了更通俗易懂的著史笔法，言辞优美，内容翔实。

开民智的最好通俗载体，是历史！

而好的历史，是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兴趣的！

截止到这篇文章，我们前面的三十一战，大量的参考了《史记》中既真实又富有血肉的史料与记载。

没有《史记》，上古到秦的这段历史就永远谈不上可考与研究。

没有《史记》，在本系列中，像“长平之战”、“巨鹿之战”、“背水一战”、“诸吕之变”、“汉匈系列战”等等口碑之战，全都不会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整个汉初波云诡谲大量掩藏见不得人的历史，如果不是太史公，根本不会传世流传。

太史公几乎是藏头诗般的将种种线索藏于其中，并最终在千年后渐渐大白于天下。

班固在《汉书》中为了纪念这位祖师爷般的前辈，专门著写了《司马迁传》，在赞语中说道：“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后来成为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哪怕中国后面两千年的历史走向了专制到牢笼的皇权路线，但在这期间，无论是修前朝的史，还是记本朝的事，大量的史官依然秉笔直书，无愧苍天！

使得中国历史最终没有变成一部又一部的“手撕鬼子”。

由此可见，开一个好头，是多么的重要。

伟大的斗士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极少夸人的鲁大师认为：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的评价成为诸多《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我挑了两个伟人巨匠的赞誉给大家看，对于司马迁的评价，千百年来实在是车载斗量。

这其中，有一点比较罕见，就是向来焦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是毁誉参半的，有捧你的也有恶心你的，但太史公却是一个例外。

几乎完全一边倒的赞誉之言。

历史是会说话的，有的人死了，但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