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文学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他既主张文学作品要通俗化，以适应广大市民群体的需求，又强调文学欣赏言的雅化，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因此体现在他的作品“三言”上也是复杂的，作品中的语言既呈现口语化的趋势，又维持书面化的特色；在思想上它既为情高歌，又为理传声。

冯梦龙复杂的文学思想都是由何决定的呢？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

（一）社会环境

冯梦龙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纷繁多变的，为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社会背景。他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历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个朝代，卒于清顺治三年。冯梦龙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历史上称为明后期。可以说，这样一个新旧王朝更替的时代，充斥着混乱的气息，同时也折射出了城市繁荣的经济和人性的关怀。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对冯梦龙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1．政治环境

明末的政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边患不断、宦官专权等，这些都对中央集权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冯梦龙生活的时代也正是晚明党争最激烈的时代。他的故乡苏州，与东林党的发源地无锡相邻。在天启六年，魏忠贤矫旨逮捕了东林党人周顺昌等人，这在苏州引起了民变，而冯梦龙也参与到了其中。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序》便是在党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完成的，其中他特别强调了小说的教化作用，提出了编纂作品的标准是“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醒世恒言序》“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是在东林党祸之后所作的，进一步提出了文学可以唤醒世人。由此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教化思想与东林党人的经世致用态度是一致的。而其教化思想也是冯梦龙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有识之士，冯梦龙在当时应该会亲眼目睹到整个社会的状况，更加上在晚年他还担任过地方官吏，也就有更多的机会面对社会现实，这一切因素都会引起他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思考。如何去拯救迷失方向的社会群体，如何挽救风雨飘摇的王朝，冯梦龙都在努力的寻找答案。

那么之后又应当以何种方式来救治呢？冯梦龙力图求助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来评价人物，编排人物命运，进而传达他教化愚夫愚妇的思想，最终建立起新的社会规范的良苦用心。这就是冯梦龙复杂文学思形成的另一个侧面，他既有当时社会心学左派的一面，但在救治社会时，为何又会借助于儒家循良的一面呢？其“三言”又不厌其烦的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呢？那么它的社会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由于社会家庭的原因，自幼冯梦龙毕竟接受的是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他本人也是封建士大夫，即使当时社会激进的心学思想对他有影响，但这也并没有使得他放弃原有的思想认知。以上这些种种原因都对冯梦龙文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经济环境

李时人先生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资本，以其悠久的历史、雄厚的资财，成为世界史上的特异现象。虽然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仍然未能阻止商业的发展”确实，冯梦龙生活在江浙一带地区，在全国较为富裕，但是却土地兼并、课税严重。

因此，该地区的农业进入商业化非常之早，那么在这股全民重商的大潮中，出现了一大批大商人和大手工业主。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江南的小镇也普遍发展兴盛起来，从之前的较为临时定期的集市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均是市民聚集最为集中之处，也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市民与雇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

这种新发展起来的雇佣关系广泛的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架构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准则，从而一股重要的力量形成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而市民作为一个随着经济繁荣产生的新阶层，与传统的自耕农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既能引领时代潮流、又能紧跟时代潮流，他们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以及行为准则等方面都有着特属于这个阶层的新东西，是社会改革的主要力量，市民文人已经成为影响市民的主要文化传播者。

市民文人是指那些生活在市民当中，且有市民意识的文人。由于他们受过正规和系统的文化熏陶，他们既是市民的精神领袖，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主要创造者和领导者，又深受市民气息的浸染，在诸如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与市民阶层高度一致。尽管通俗文艺产生于民间，出自市井村民之口，但要广泛流传，还是离不开文人的编辑整理、加工润色。

此时市民的审美趣味也在逐渐转变，明代通俗文艺的繁荣，是离不开观众和听众的，马克思说：“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文化消费是以一定的审美趣味和相应的欣赏水平作为基础的，明代商业经济的兴盛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风尚。

这样的社会现实无疑影响了冯梦龙的审美意识，使得他在通俗与雅化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从而创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学作品。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复杂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既奉行心学左派，又逃不开儒家循良的一面，总之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推动着其思想的逐步完善和形成。

（二）主观因素

冯梦龙一生似乎都在努力解放自我、张扬自我，解构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真正属于人民的生活理想，然而却又将自己封闭在属于他的一套社会风气和伦理道德体系。这种复杂的心里一直支配着他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对冯梦龙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1．个人经历

冯梦龙自身生活经历的曲折坎坷，是造成他文学思想复杂的一个重要因素。年少的冯梦龙是一个“早岁才华众所惊”（文从简《冯犹龙》）的才子，他风流倜傥、才情横溢，并不只是一个将青春耗费在八股文里的腐朽书生。但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借助科举的道路走上仕途，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却屡试不爽。

当时正值晚明社会黑暗、腐朽，这些对怀有远大志向的冯梦龙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亲历了科场的黑暗之后，他对社会有着深深的不满，产生了激进的愤世嫉俗的思想。他抑郁不得志，然而却又还是个生性风流浪漫的人，因此为了排遣心情，冯梦龙经常出入于青楼，过着浪荡不羁的生活。

他体味着复杂的人生，在这种自由放任的空间里寻觅人生的真谛。冯梦龙生性风流、买笑追欢，这些都与他浪漫的情怀、不羁的性格以及绝伦的才华紧密相连。

这样的经历也导致了冯梦龙对女性的怜惜和尊敬，他在与这些人的交往时，对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薄命女子予以了人世间最珍贵的情谊，他体贴、理解、怜爱她们，以致于她们几乎都成为冯梦龙的红颜知己，她们的悲欢苦喜都向冯梦龙倾诉。

这就使得冯梦龙有机会接触到广大的市民阶层，熟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而正因为如此，冯梦龙十分热衷于为这些人作传。

如“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等。冯梦龙说：“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地，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日，中夜展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屈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尝戏言：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必当作佛度世，其佛号当云‘多情欢喜如来’。”

此言不假，而这也正是冯梦龙人生的真实反映。崇祯三年，五十七岁的冯梦龙终于成为了一名岁贡生。崇祯七年，他由丹徒训导升任为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他“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宁德地区志·人物传》），博得了循吏的美名。这时的他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来约束自己的人格，思想也逐渐趋向了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