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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全十卷），最近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五卷，另外五卷亦即将推出，本公号特辟专栏，逐次推介，本次推出由赵益教授撰写的第一卷《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前言。

第一卷：

《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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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总序

前言

绪论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第一章 传统与特质

第二章 形制与意义

第三章 存亡与理势

第四章 商业出版与社会变革

第五章 文字、书面语、文献语言与文化共同体

征引文献

前

言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项目在提出问题并着手研究伊始，即由全体研究者共同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此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既不采取概论通史的论述方式，也不拘泥于线性的时间顺序，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专门的探讨，旨在通过对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入考察，揭示中国古代文献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丰富意义。根据这一原则，本人承乏撰述的第一卷既非全体研究的总论，更非各卷内容的总括介绍，同样也必须是一个具体的专论。毫无疑问，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原则规范的前提下，本人才有胆量作此首章，因为我只需要发表一些个人的心得，而不必要（当然也不可能）弥纶群言、折衷是非。

尽管第一卷所讨论的问题较为宏观，但实事求是地说，全书的内容恐怕当不起目前的标题：“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之所以会最终选定这样的题目，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列为整部丛书的首卷，且论题较大而与各个专论有所不同，需要有所区分；二是同时强调个人的一种思考，文献文化史研究就是将观照视野从文献本身的文本内容挣脱开去，在研究其作为一种人为创造成果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探求其社会文化意义。以此，如果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词语用以概括的话，这样一种略嫌空泛但却不失标揭作用的标题，或许也无妨是一种选择。

个人以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需要用文献文化史取代文献史及文献各分支的专门史，第二是为什么必须将“书籍”扩大至“文献”。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的发展问题，与西方新文化史所以兴起、书籍史为什么取代旧有研究相类似。从“百年以后论其升降”的学术史来说，胡适在近百年以前曾指出“专史”有待拓进，“专史云者，积累既多，系统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择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类别，或以时分，著为专史”，“此则前修之所未逮，而有待于后来者矣”[1]。不用说，百多年来“专史”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胡适可能的预估，就文献一端而言，目录、版本、校勘、存佚、流通、典藏等专门领域，均各有史。但百年以后也可以发现：各种专史如砖瓦遍地，却不见楼台一寸；集合诸端之概论，间或有之，融合文献与社会文化为一炉之“整体史”，则尚无作者。显然，如果说文献文化史是一种纠弊或革新的学术新探索，其内容就是尝试成为关于文献的整体史。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国语境中所独有的问题：“书籍”与“文献”不仅仅是简单的名词概念上的内涵外延的不同，而是反映出某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在古代中国，社会意义而不仅仅是文本、物质意义上的“书籍”恐怕到明代中期才趋于完整，而全部意义上的“文献”则自书写产生以后就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并且能够完美地包涵“书籍”。假如这一显著的文化特性被有意地忽略，也就是在研究整体史的过程中单纯注重“书籍”而不扩大至“文献”，则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2010年围绕以上两个首要问题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现在看来，对西方书籍史的各种趋向的综述深度或有不足，但对中国本土研究过分偏重于各专门史的弊端的批评，以及关于将“书籍史”扩大为“文献文化史”的呼吁，至今似仍不乏意义。此次将该文进行增订修改后列为本卷绪论，对上述首要问题作出回答以引起全书，同时也再一次予以强调，因为近十年以来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

“历史”是本卷首先考虑并着重加以讨论的内容，分三章对三个问题进行了综合的思考，即：如何探明中国文献传统的特色，怎样分析、评价文献形制的影响作用，以及如何认识文献历史过程中的存亡机制。在一般印象中，如此闳重紧要的问题不仅一定会有繁富的讨论，而且势必已经达成某种共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对待文献传统，本土学者往往以顶礼膜拜之信仰代替分析、比较之实证，他们对此一传统的总体评价或甚到位，而对其历史独特性特别是比较视野下中西文献传统不同特色的具体揭示，却基本付之阙如。当然，评价是很重要的，文化研究者都免不了进行文化评价，但任何评价必须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首先解决事实真假和推论对错；如果总是自囿于“民族中心主义”而不得不“纵目放心”，抛却对历史过程的实证，评价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我看来，“形制与意义”是西方书籍史研究中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趋向。这样说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从“新书志学”（New Bibliography）到麦肯锡（Donald Francis McKenzie）“文本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s）再到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nton）、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极富成效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了关注文本生产过程、物质载体、呈现形式和历史、文化情境中接受者的重要性，并已阐释出其中蕴藏的丰富意义。第二，这一视角在极大程度上更契合于观照由“书籍”扩大来而来的整体中国古典文献，因为中国文献传统蕴藏的载体和形式（即所谓“形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较之西方绝对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发明这样的方法？为什么不能在清人和王国维、余嘉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系统的理论？是不是我们对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献——的自性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当然，在这一章的讨论中并未回答（可能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提出了我个人关于在中国古典文献语境下“形制与意义”的相关思考，重点是举出前人时贤在具体文献研究中揭示出来的例子，用以说明很多现象还有待于我们去发现，有待于深入解释其意义。[2]

文献存亡属于相对纯粹的“历史”问题，本土学术界相关研究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专门史意义上的描述、综论乃至于对历史上“书厄”之论的详细辨证比比皆是，可是面对为什么幸存、为什么亡佚的根本问题，除了天灾（自然因素）、人祸（人为因素）这些极其次要的因素外，从古迄今并无更多的回答。张舜徽先生关于文献存亡的真知卓见，几乎没有人加以重视并继起探索。实际上，“文献存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文献本身”并不是一个不易发现或难以证明的结论，但很少有研究明确地指出并进行深研，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觉得成见的根深蒂固，确实轻易不得摆脱。在有些文献学家看来，存亡原因的落实并不重要，或存或亡是既成事实，不可更改。这一论点貌似有理，实则大误。我们追寻文献存亡根本原因的目的确实不在于原因本身，而在于由此探明文献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如果不能明白文献存亡的真相，何由知其运行机制？倘若无法掌握中国古典文献这一个两千多年生命体的生理机制，又如何阐释它的意义？

“社会”内涵的探讨是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第一要义，在中国文献文化史研究中同样也是一个核心内容。文献书籍的社会意义，实质就是文献书籍如何与社会发生互动、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如果要以宏观的角度在这样一个历时性的互动过程中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毫无疑问就应该是商业出版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按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论，因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所以印刷术不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3]。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指出，印刷术对不同领域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而这些不同是传播变革复杂而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企图用一个公式去囊括印刷术的一切后果是徒劳之举”[4]。印刷术特别是商业出版在不同文化中的作用更为复杂，绝不可做硬性的比靠。如果我们承认明代中国的商业出版绝不像西方印刷业那样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那么它是否还对社会有所影响？如果有影响，究竟发生了哪些具体影响？仍然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幸运的是，前人时贤已从文献史、出版史、经济史的角度做了很多工作，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事实依据，使我们可以有条件抓住问题重心去进行思考，从而得到纲举目张之效。这些问题重心就是本章选择的“明代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商品经济水平”“明代的知识商品化及其性质”“商业出版与教育普及”三点，它们都是商业出版社会影响作用的前提条件，其结论可以逻辑地推导出问题的答案。这一章还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对“明代通俗日用类书”予以重新审视，旨在提供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明代通俗日用类书”的研究已颇为丰富，海外汉学和本土研究的结论都相当的一致，可是不同研究中的简单一致性往往预示着某种程度的谬误，需要重新思考。关于“明代通俗日用类书”的已有认识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让我们发现在明代商业出版社会影响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不少需要纠正的成见。这一章的结论可能“颠覆”很多既有观念，但这一“颠覆”并不是否定十五世纪开始蓬勃兴旺的商业出版的社会作用，而实质上是重新指出究竟是在哪一种方向上发生了哪一种作用。

“文化”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讨论领域。如果要举出中国文献传统最显著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就是一脉相传的书面语（文献语言）并成为“文献共同语”的历史事实。假设中国“文言文”像拉丁文那样消亡，文献传统必将随之而断裂，近世统一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和当代民族国家更不会形成。汉字书面语的独特性世所共知，但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一特性？是执迷于对汉字“魔力”的宗教式崇拜和玄学式申发，还是在尊重语言、书写规律和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思考？毋庸讳言，在“书写”这一重要问题上，本土学者往往陷入前一种窠臼而不能自拔，根本缘由是他们在文化研究中完全排斥理性主义，并以文化差异性为借口规避悖论。而这样做的后果，反而会误导对自身文化的认识，遑论阐释其意义。

“文献语言—口头语言”和“文献传统—社会一般生活传统”、“精英文化—民俗文化”一起，对应着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之分立与融合，是理解中国传统的关键。其中，“文献语言”成为一种“文献共同语”的意义最为显著，“文献共同语”不仅仅是造就了连绵近三千年且从未断裂的文献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国文化在当代乃至未来独特存在的某种真相。

以上大致是本卷所提出的、尝试予以解答的主要问题。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想要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是一种奢望，因为很多问题并不存在标准答案。人文研究的终极目标，无非是揭示出新的意义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不断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从多种途径进行阐释。因此，人文研究的方法极其重要，文献文化史研究本身，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提出一种方法。本卷研究在方法上有两点追求：

第一是依据文献的特质建立解释原则。文献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主观方面表现为文献的内容、创撰主体以及受众的接受和选择；客观方面则主要表现在生产、形制及传流。文献文化史主要探讨作为客观事物的文献的社会文化内涵，首先面对的是文献的客观层面，而客观事物符合因果律，所以因果关系的考察成为一种必然。

文献的客观层面中因果关系固然无处不在，却极其复杂。如文献存佚积聚的内在机制、文献形制与意义的关系等，机深理微，难以悉举。如果因此而否定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因果关系探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或一概弃置不论，无疑是错误的做法。历史学既不会因为“往事不可追忆”而丧失必要性，也不会因为“一切历史都是人为建构”而失去客观性，当然也就不应该在面对历史因果的时候裹足不前、束手无策。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引用一位法国学者的观点：科学向多样性、复杂性前进的同时，也在向同一性、简单性前进，这种双重的、显然又是矛盾的过程是知识的必要条件。卡尔认为，这也正好是符合历史，“历史学家必须通过简化原因工作，也必须通过增加原因工作。像科学一样，历史通过这种双重的显然又是矛盾的过程前进。”[5]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章《存亡与理势》大约就是“简化原因”，提出文献存亡的关键性要素而剔除细枝末节，揭示真正的存亡机制；第二章《形制与意义》则显然是“增加原因”，通过分析出新的因果关系，不断发现形制影响意义的新的真相。

第二点是比较。中西各自独立的文献传统是人类本质共同性和文化差异性的最好证明之一。中西文献研究者本来都应该为存在着另一种文献传统而感到庆幸，因为这使得彼此都拥有了比较的可能，可现实结果却是，中西文献研究者之老死不相往来，恐怕比任何一门学科都要严重。造成这一局面有明显的客观原因，比如文献学家需要广博深厚的学识，一人之力无法兼通中西；以及文献研究必须接触文献实物，学者往往缺乏条件等等，但更主要的还是主观原因：有一种将中西文献完全视为异类而无从进行比较的观点已经长久地固化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以至于竟然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真理。由此可知，发现“他者”其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至少需要一种“孤独的旅行”——主动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

文献书籍史上的比较，最重要的是首先对“他者”进行背景和整体性的分析。因为文献书籍本身是物质现象，彼此异同比较容易认识，而其背景和整体性则极易忽略。其中，整体性分析尤其重要。所谓“整体性分析”，就是把这个对象的组成要素还原到该文化的整体背景之下，以发现它们与文化内部各方面的联系。以欧洲写本时代为例，比如所谓pecia（分帖制）与欧洲十二、十三世纪大学建立，以及大学教授内容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再以欧洲印刷时代为例，比如印刷书为什么这样装帧？与文本语言、书籍类型、活字印刷术、载体制度、艺术与审美、书籍“交流循环”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都是必须充分体察的内容。只有对“他者”具备整体性认识，返观自身才能取得有效成果。做到这一点恰恰很难，因为学贯中西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虽然说本卷的很多重要收获来自于比较，但在比较中对西方文献进行的整体性分析是否得当、认识是否准确、比较的结论是否合理，实在是需要进一步检视的。无论如何，比较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的不二法门，我们只能知难而进，绝不可畏缩不前。

●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撰；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本卷的研究是与其他各卷同步进行的，虽然都是各自独立的探讨，但研究过程中交流互动极其频繁，商量、讨论乃至争论无时不有。作者从中收获之丰，难以缕述。在本卷研究工作的后期，浙江大学两位分别研治中、西文献学的优秀学者冯国栋教授和郝田虎教授发起了“中西比较文献学和书籍史研究工作坊”，至今已举行四次。本人参与工作坊讨论并聆受中西文献和书籍史专家的高论洞见，受教匪浅。从2010年开始，我也指导学生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古典文献，虽然成绩不尽如人意，但从共同面临的困惑、疑难中，彼此都得到了很多启发，颇得教学相长之乐。总之，本卷的完成是得到众力襄助的结果，但所有的疏误阙失则由我一人负责。我希望这个微不足道的成果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以此为始再度出发，继续中国古代文献文化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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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胡适《淮南鸿烈集解序》，载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2]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除插图、版式等显见者外，鲜有新的发现。最近见到Impagination: Layout and Materiality of Writing and Publication :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From East and West（Chang, Ku-ming Kevin, Anthony Grafton, and Glenn W. Most. Berlin: De Gruyter, 2021）一书，其中涉及中国古典文献的有Bruce Rusk所撰 “Writer’s Block or Printer’s Block: The Book and Its Openings in Early Modern China”，李仁渊（Ren-Yuan Li）所撰“Placing Texts on Chinese Pages: From Bamboo Slips to Printed Paper”，以及Loretta E. Kim所撰“Recovering Translation Lost: Symbiosis and Ambilingual Design in Chinese/Manchu 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s of the Qing Dynasty”，表明中外学者正在此方面进行多方探索。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7页注释21。

[4]〔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6页。

[5]〔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89-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