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于上海图书馆查阅抗战时期的报刊杂志，新见陈望道佚文七篇。这些作品未收入《陈望道全集》（201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笔者整理在此，希望于学界的陈望道研究有益。

一、《战时的专门教育》《文化工具的运用》和《从“悲哀的文学”说到大众的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即从广西回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韦悫、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战救亡活动。这三篇短论当写于回沪后不久。分别发表于1937年10月12日、11月1日、11月18日的《申报》“专论”一栏上。每篇均署名“陈望道”。

其中《战时的专门教育》一文，陈望道从专门教育的角度论述了抗战时期教育机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以为战时学校搬迁应该“跟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需要相配合”，按照战时的需要及各学科的特点进行合理分配。同时，他也对系科的课程修订提出切实的改革意见，包括“添加战时的共同必修课”“将课程中有关现局的部分多加发挥”“在正课外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等。在《文化工具的运用》一文中，陈望道阐述了文化工具在抗战文化动员中的力量和作用。为了便于团结更多的民众投入抗战，陈望道主张在战时普及普通话，相比方言和文言，他认为普通话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文化工具。

《从“悲哀的文学”说到大众的教育》是陈望道有感于沈起予“悲哀的文学”而发。《光明》编辑沈起予发表《悲哀的文学》一文，其大意是“在这回的抗日战事中，‘根本有无数悲哀的事发生’，尽该用来写‘悲哀的文学’。”此论一出，引发了当时抗战文艺界的一番讨论，其中即包括陈望道。针对沈氏的“悲哀”论，陈望道提出以“悲壮”代替“悲哀”，他说“‘不惜一死’是‘壮烈’的，这样壮烈的悲哀似乎并不是单单‘悲哀’两个字所能包括。” “我国文学上原来不少善于发抒悲壮情感描写的悲壮事实的文献，现在又正是这种文学产生的时期。无数悲壮的事实正在不断的出现，我们定会有无数悲壮的文学不断地产生。”在肯定文学创作个性化的同时，陈望道主张在抗战的意志上，在抗战的认识上，需要推行大众的教育，来开发大众的认识，齐一大众的意志。以上一组专论，皆是针对抗战时期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刻分析，言简而意赅，体现出陈望道那种务去空言、好学力行的可贵精神。

二、《关于颜色》和《新美的形成》

《关于颜色》和《新美的形成》发表于1938年10月11日、10月18日的《申报》“自由谈”一栏。两篇皆署名“齐明”。“齐明” 应是陈望道在此时期所用的一个笔名。这一笔名，又见于1939年4月发表于《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一期上的《生活和理想——〈实证美学的基础〉的一章》（与虞人合译），同年同月发表于《综合半月刊》第二期上的《〈实证美学的基础〉译序》，1939年7月发表于《现实（上海1939）》的创刊号上的《绘画的文章体式和峨特式建筑艺术及上海的圣三一堂》，及同年同月在世界书局出版的与虞人合译的卢那卡尔斯基《实证美学的基础》一书。

陈望道同《申报》“自由谈”栏目关系十分密切。1934年6月，陈望道与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陈子展等针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和“读经尊孔”等反动思潮，发动了“大众语”运动，《申报》“自由谈”正是这次全国性语文大论战的一个重要思想阵地。1935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愈加严重，“自由谈”曾一度中断。到1938年10月10日《申报》沪版复刊后，副刊“自由谈”亦随之恢复。这两篇署名“齐明”的文章，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栏目复刊后的第一、二期。此为陈望道所作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明。

陈望道在《关于颜色》一文中分析了颜色词的语言特点，“颜色也是一种话。这也有外国话，有本国话。”文中列举了许多生动的实例，比如说到“我在热天穿长衫回到乡下去，乡人不认识的常常说‘出丧了吗’我总觉得他们是怪可爱的，他们是懂得中国的颜色话的人。”同一颜色词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由此他注意到对颜色词的说明是非常困难却又必不可少的。

而《新美的形成》一文，则是关于抗战文学创作的一篇评论。针对一般风行的柔性美，陈望道认为在抗战文艺上更应推崇具有“身负苍穹之重”的崇高美。文中他特别引用了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一段话，“新的人民领导者的典型开始产生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军人性格产生了，肩负着这个时代的亚特拉斯（Atlas）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开始逐渐地出现”，他认为抗战中比较出色地描写这种“人民的雄姿”的，是姚雪垠写的《差半车麦秸》。同时，他还引用了胡风《新女性礼赞》诗，认为“现在正是转变柔弱优美为雄伟崇高的时代。一般弱不禁风的黛玉，也都将变成了肩抗苍穹的亚特拉斯。”两篇短文，或论修辞，或议美学，在内容上与陈望道一直以来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多有呼应，可以断定出于陈望道的手笔。

三、《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和《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

《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和《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所署的笔名“雪帆”，也是陈望道多次用过的笔名。1938年5月发表于《华美》第一卷第四期、第六期的《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和《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补记》，1940年发表在《长风（上海1940）》第一卷第一期的《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均用“雪帆”这个笔名。到1947年，陈望道仍用这个笔名写了《谈杂异体和大众化》，发表在《新语文》第一期。

陈望道在1939年8月《现实（上海1939）》第二期上发表《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一文，不是偶然的。陈望道长期以来热心推进进步的语文活动。1938年陈望道和陈鹤琴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在上海地下党主办的《每日译报》上创办了一个实践新文字的副刊——《语文周刊》，由陈望道任主编。就在发表《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一文后不久，于11月3日至12日陈望道还主持举办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的语文展览。

在这篇短文中，陈望道着重介绍了五十二种比较知名的关于语文文献书目，以供从事搜集或研究语文史料者参考。同时，他也分析了近代语文存在的四大问题，即文法、语言统一、文字普及、语文合一。他认为“这些问题源远流长，如语文合一，最低限度可以追溯到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再如与文法有关的‘词类连书’，或‘语部分写’，普通以为是五四前后拼音文字运动者所主张，其实也可以追溯到蔡锡勇”。文末作者还特别附录语文文献书目五十二种，并一一标列各书之出版年份（中西历），出版地，著作人姓名、籍贯以及附注。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关于语文文献号目第一辑》（含附录）堪称陈望道随后发表于1939年11月《文艺思潮》第二卷第一期上的《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明末以来中国语文的新潮》一文的姊妹篇。后者正是在前者的文献基础上完整而详实地梳理了明末以来中国拼音文字的演化进程。这篇佚文的发现，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到此一阶段陈望道对拉丁化新文字持续而深入的探索痕迹。

《明清两代散文之演化》一文发表于1942年《东方文化》第一卷第四期。陈望道从历史性的视角介绍了从明初至清末的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以及散文演变的阶段。他从“朝政的腐败”“结社的纷起”两端推究明代散文反见发达的原因，从“时代生活影响文风”“文人心理的倾向”推究明清散文的演化。他以为“人类的某种演进，往往非待生活达到某种阶段，是不能实现，比方现代的新文艺，不能在中西隔阂的时代产生，就是一个简明的例子。”特别强调时代环境对文学所具有的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他还提出“舍其旧而谋是新”，“以推陈出新的方法，使一切文化，继续向前发展。我们鉴于以往的失着，今后当如何致力于新文化的创造。”早在三十年代初，陈望道曾译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川口浩的《关于文学史方法的诸问题》，服膺川氏所论“‘不是人类意识决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会的存在决定自己的意识’，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命题，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也是给了不可移易的解决的锁钥。” 而此文所透现出的正是陈望道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