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为忠臣，入为孝子

——书写半部明史的孙家境

在浙东，因家族迁移聚而成村的缘故，有很多带“家”的村落，如方家村、陈家村、祝家桥、杨家岙、戚家大山，但在家后面与境相连的却只有一个孙家境。

关于孙家境，坊间有一句谚语：“横河孙家境，纱帽八百顶。”乌纱帽有八百顶，也就意味着有八百个做官的人。虽然时隔遥远，难以考证这里面的八百是实数，还是像“屯八百里”这样的虚指。不过从民谚的口吻来看，孙家境做官的人有很多应当是确凿无疑的。做官的人多也许不能证明一个地方的民风之善，但是在从前科举取士的年代，至少说明孙家在子孙后代的教育方面是很成功的。

据研究方志的专家统计，历数宋元明清四朝，孙家境孙氏族人当官的共有609人，其数目之大令人惊叹。而且孙氏子孙为官，大多都是清官、好官，鲜少有听说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

当然，孙家境之所以能够闻名后世，凭的绝不只是做官的人数之众，还在于孙氏族人世代传承的读书文脉和忠孝仁义。

孙家境孙氏五代时自睦州徙居而来，至宋代，躬行君子孙介潜心为学，以其朴实严谨的问学之道，深受门人子弟的爱戴。得益于严格的家教，他的长子孙应求在淳熙四年(1177)高中省元，因无意仕途，耕读自娱；次子孙应符于运图之学颇有研究，著有《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二卷、《幼学须知》五卷；幼子孙应时早于长兄两年荣登进士，少从陆九渊悟心性之学，及长转益多师，名重儒林，有《烛湖集》传世。孙氏一族由此崛起，及至孙辈，文脉绵延，读书不止。

如果说孙介书香传家，为孙氏一族的发迹揭开了序幕，那么岁月更迭，孙氏一族的辉煌在明代无疑达到了鼎盛。明代中后期的150多年间，孙家境的孙氏一族不仅在地方上拥有崇高的社会声望，在全国政治舞台上亦有相当的影响力。其人才之众，影响之大，可谓空前绝后，也由此赢得了“姚江望族，咸诵说王、孙”“国朝二百余年来，海内仅此一家而已”等评价。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几乎每个朝代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里都有孙氏一族的影子，很多时候还以主要人物的身 份参与其中。譬如“宸濠之叛”中的孙燧，“抗倭援朝”中的孙鑛， “东林党争”中的孙鑨，“国本之争”中的孙如法，“晚明三大案”中的孙如游，“鲁王抗清”中的孙嘉绩……

不过，要说孙家境忠孝仁义的典型代表，非孙燧和他的几个儿子莫属。在宁王之乱中，孙燧和王守仁这两个名字，就像暗夜里的两个火把，一者为臣死忠，一者勤王破贼，给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和罹难百姓以大光明和大希望。

早在孙燧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前，宁王朱宸濠的“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对于不肯依附自己的大臣，轻则打压，重则杀害。故而正德十年(1515)孙燧受命巡抚江西赴任前，先让妻子和儿子返回了老家，自己只带着两个仆从轻车简行，奔赴南昌。显然，孙燧此行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做一个忠臣，就算明知是死，也要舍身成仁，不避不惧。借用林则徐的话，便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孙燧甫到南昌，便察觉到了异状，他发现自己身边被安插了不少宁王的眼线，不过他防备得很严密，那些人没能窥探到什么。其实，早在孙燧到任的前一年，江西副使胡世宁就曾冒死向皇帝进谏，告知宁王不臣之心，要求朝廷早做防备。结果宁王没事，胡世宁却被下到了狱里，饱受酷刑。有此前车之鉴，孙燧心知奏报朝廷并无用处，他暗中挑选忠臣义士，开始提前布局。

孙燧先以防盗为名，加固城墙，增兵要塞，又恐宁王打兵器库的主意，假借讨贼之名，将兵器辎重挪至他处。事实证明，这一步是很有远见的，后来宁王叛乱时，在兵器库中寻不到兵器，只能持木棒应战，武器上失了先手，被勤王之师打得溃不成军。此外，孙燧时不时地对宁王晓以大义，试图让他“幡然悔悟”，当然，换来的只是宁王的白眼。同时，虽知上报未必有用，孙燧仍然连上七疏，希望皇帝能够识破宁王的野心，然而密信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宸濠同党中途拦 截。数度交手之后，孙燧成了朱宸濠的眼中钉、肉中刺，几次毒杀不成，宁王借寿宴之机，杀了一直与他作对的孙燧和许逵，正式起兵谋反。孙燧左手手臂被打断后，仍然怒骂不止，就义之时，风雨大作，天地悲号，草间百虫似也有感于其德行，蚊蝇之物不近其身。

数日之后，孙燧殉难的消息传到了孙家境，这对孙家人来说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父能死忠，儿岂不能死孝哉!”来不及悲伤，长子孙堪即刻提刀赶往江西复仇，誓要与逆贼一决生死，以慰父亲在天之灵，孙墀、孙陛兄弟也随后赶赴，遂有了“挟刀赴南昌”的故事。当兄弟三人先后抵达江西时，叛乱已经平定，宁王也已遭擒，他们便去收殓父亲的遗体。因是太过悲痛，孙堪在父亲的灵柩前数度哭得昏死过去，醒来之后，两只耳朵听力严重受损，几近失聪。兄弟三人扶着 父亲灵柩回到故乡，下葬之后，结庐墓侧，蔬食三年，三年之后又默哀三年。被称为笃行君子的孙陛痛恨宁王害死父亲，终生不写“宁”字，也不为人作寿父文。孝子之名，誉满海内。

《后汉书·韦彪传》中有言：“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忠臣与孝子原是共生并存的，孙家境之所以能够名传至今，也与孙氏族人“出为忠臣，入为孝子”的优良家风不无关系。孙堪的母亲逝世时已是92岁高龄，算得上是寿终正寝，然则孙堪哀毁不胜，在回乡途中倒在母亲的灵柩旁边，再也没有醒来；除了孙堪三兄弟，明朝初期，还有孙汝宗为申母亲所受不白之冤，在被逮讯之际，毅然咬破手指，血书“母氏志节，萋毁仇人。生不能白，死告鬼神”于衣带之上，然后从容自缢。

在慈溪，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段与孙家境相关的掌故：因孙家进士及第、身膺要职者甚众，且尽忠职守，于国家功勋卓著，皇帝看在眼里，特颁一道圣旨，在那道圣旨中，皇帝规定往来官员不论职位高低，凡进入孙家境地界，走到“平桥”位置，“文官要落轿，武官要下马，哪怕皇帝亲临也要走上三步”,以示尊重。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皇帝亲临走三步，当这些通常只在演义小说里出现的字眼，与一代又一代孙氏子弟的人品、文章联系在一起时，让人不由得对孙家境又多了几分敬意。

只可惜，昔日官邸林立的孙家境如今已无宅院遗存，只剩得一座半新半旧的祠堂为后世的孙家子弟守着一扇回家的门，也为我们了解千古风流的孙家境留了一把钥匙。它为我们完美地呈现了为官者如何受人景仰的一个范本案例。通过这个保存相对完好的古迹，我们多半也能明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话所表达的深刻寓意。

来源｜浙江文史记忆（慈溪卷）

作者｜潘玉毅

编辑｜太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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