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黄河流域为中华民族哺育了多少英才！

生活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的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就诞生在黄河中游的龙门地区。

龙门，是一个充满诗意和神奇色彩的地方。黄河犹如一条黄龙，从它的北面奔腾向南，咆哮而过。河左岸是龙门山，右岸是梁山，两出夹金湍，峙立如门阙，形势之险要，据说只有神龙才能腾越而上，故此称为龙门。据传说这个“龙门”是大禹治水、疏导黄河时开凿的，所以也称作“禹门口”。幼年时代的司马迁就在这龙门西南的左冯翊夏阳城南（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种地放牛，读书学习，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岁时跟随父亲司马谈来到当时的京城长安。这时的西汉王朝已进入鼎盛时期。

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入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共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太史令是掌管编写国史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通天文，懂历法，熟悉朝章典故，写下了重要的学术论著《论六家要指》，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汉兴以来大批杰出人物事迹无人记述的现状，决心写出一部史书。他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亲自动笔写了部分篇章。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于司马谈、奠基于司马谈的。

司马迁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得到父亲的直接培养。他在十岁的时候，已经读了大量的今文书籍，又开始学习古文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勤奋刻苦的学习充实了他的头脑。二十岁的时候，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对祖国的深忱热爱，开始了全国性的漫游，进行实地考察。

司马迁走出长安，来到汨罗江畔，祭奠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沉江的处所。他登上九嶷山巅，瞻仰了舜的墓地。而后南登庐山，考察大禹疏导九江的历史情况。在东南，他亲临大禹会合诸侯、计功封爵的会稽山，寻迹而探禹穴。到吴地观看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故城，发出了“宫室盛矣哉”的慨叹。他经过韩信的故乡淮阴，渡淮河，涉泗水，来到鲁国的都城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庙堂，对孔子兴教化、重礼义的遗风无限景仰。他往来于历史上战争频繁的地区—齐、鲁、梁、楚之间（相当于今山东、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地区）。最后，向西来到已是一片废墟的魏国都城大梁（故地在今河南开封西北），实地察看了信陵君驾车迎请侯嬴的夷门，不禁感叹信陵君“名冠诸侯，不虚耳！”此后他便回到了长安。

回到长安不久，司马迁作了郎中，虽官位不高，却得以多次随从武帝出巡。曾西至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东登泰山，上碣石，直到海边，北出长城，直抵九原（今内蒙五原县附近）。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他奉命出使巴、蜀以南，一直到了昆明，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状况也有了切实的了解。司马迁通过长期的多次游历，开扩了眼界，接触了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广泛搜集了史料，为他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西南出使回来，已是元封元年（前110），他赶到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周南（今洛阳附近）去见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他的手，流着泪告诫他“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要他继续自己的未竟事业，完成编撰史书的重任。说完便溘然而逝了。

司马谈死后三年（前108），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了父亲的官职，担任太史令。他利用工作之便，摘录先代史书和石室、金匮中所藏的国家图书典籍。同时，访问了解历史情况的人，订正和补充史实。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当时的历法改革，制订了“太初历”，随即开始动笔写作《史记》。这时，司马迁四十二岁，正是思想成熟、潜心著述的黄金时代。

不料就在第七个年头上（天汉三年，前98），灾难临头了。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师匈奴。骑都尉李陵奉命率五千步卒深入胡地，与匈奴重兵连战十余日，终因寡不敌众，矢尽援绝，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杀伤大量敌军，功绩显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投降；从他平素为人看，他一定会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征询司马迁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马迁便把他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武帝。武帝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诋毁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替李陵的败降开脱，便将司马迁下狱，并于第二年下蚕室，处以宫刑。遭受宫刑是奇耻大辱，司马迁在后来给朋友任安的信中，几乎是声泪俱下地诉说了痛苦悲愤的心情：“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对事业的执著精神使他没有消沉。他想到古往今来的许多圣贤都是受创不馁，发愤有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便决心活下来，“就极刑而无愠色”，继续完成功垂千古的巨著。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了中书令，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精神，发愤著书。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五十三岁时，终于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大约此后不久，这位中国史坛上的启明星便离开了人间。他的这部著作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

《史记》最早叫《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它之前的史书，或是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是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却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其后从《汉书》到《清史稿》，都有“纪”有“传”，毫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体例。《史记》所记不是一朝一代的断代史，而是上溯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他所看到的《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记》是一百三十卷，与原书篇数相符，那是由汉元帝、成帝时的褚少孙等人陆续补全的。

“本纪”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各代帝王政迹、言行的大事记。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全书的总纲。“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是《秦楚之际月表》，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是某一方面的专题史。如《天官书》专记天文星象，《河渠书》专记河流、水利情况等。“世家”则记载了王侯封国的历史，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传”主要是各类人物的传记。写一个人物的，后人称它作“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后人称它为“合传”，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把相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是同时代的人的，后人称作“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列传中还有一些是记载我国少数民族或与汉朝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及地区的情况的，如《东越列传》《匈奴列传》等。上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组成《史记》的完整体系。作者不仅把自己的观点贯串在叙事当中，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并不限于记述历史事件和人物，而在于通过历史现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索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总结历史的发展变化。两千年前的史学家能够提出这样的课题，他的识见是值得肯定的。当然，由于他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对史料严肃审慎的“考信”精神和忠实于史实的“实录”态度。司马迁对调查来的大量文字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他不以成败论人，不趋炎附势，不做无根据的歌功颂德，也不隐瞒坏人坏事或缺点错误。他景仰孔子，但对孔子在《春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顾事实、妄赞当代人物史事的做法照样提出了批评。对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既写了他的深谋远虑、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又形象地刻画出他的无赖嘴脸。正因如此，《史记》成为一部千古不朽的信史。

《史记》一书体现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和鲜明的爱憎感情。司马迁刻画了凭机智勇敢维护了国家尊严而“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歌颂了他“先国家之急”的高尚品德；以满腔的热情赞誉了爱国将领李广，对于他的不被朝廷重用，最后竟因不甘受辱而自杀身死，表示了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司马迁对生活在人民之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而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对那些把皇帝的意志当作法律的酷吏，则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他对礼贤下士、不耻下交的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十分喜爱和敬仰，作者在《魏公子列传》中，连用了四十七个“公子”来亲切地称呼信陵君，这实际是把信陵君与当时那些身居高位、颐指气使的权贵作了鲜明对比。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纪传体史学与传记文学融于一炉，把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场面的描述结合了起来。他笔下的“火牛阵”“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和“垓下之战”等等，是历史情况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作，既有特定的场面，又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所以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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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为《史记》作注的很多，最出名的是“三家注”，即刘宋时裴骃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的注，本来都是各自单刻的，到北宋时才与《史记》合在一起，散附在有关的正文后面。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的标点本《史记》，是中华书局根据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重新整理、分段、标点的。

《史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珍视。司马迁的精神和他的《史记》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辉。

本文选自《名家讲（插图本）》，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