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穆天子传》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学术价值尚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人们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尚存在多种不同说法。以成书年代为例，总体说来大致有四种说法：西周说，春秋末战国初说，战国说，汉以后伪作说。但诸家之说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先秦典籍成书年代的确认，应当从整体上把握，而不是纠缠于个别的字（词），应放在动态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而不是模糊年代的阐述，我们也更要注意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这样我们才可能比前人看得更深刻一些，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它的成书时间。关键词：《穆天子传》；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顾晔锋（1978－），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穆天子传》（以下简称《穆传》），西晋初年出土于汲县战国古冢，也是所出竹书中唯一流传至今的一部典籍，在文学、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穆传》更加注重一些文字的校注和诠释，对于其学术价值尚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尤其是对于《穆传》的成书年代、真伪、性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一直为学术界聚讼纷纭，悬而未决。加之清修《四库全书》把《穆传》由史部转列小说类中，更激起人们的种种猜疑。如果不对各种说法一一加以考察，作出判断，我们很难对这部书作出正确的评价。

本文拟对《穆传》成书年代的研究进行一番较为全面地回顾和系统地探讨，以期将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入深入。对于成书年代，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1）西周说。此说始于《隋书经籍志》：“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正同，”今人顾实在其《读穆天子传十论》一文中列举战国时俗，认为《穆传》所述之事与战国有“八不类”，力主此说。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侧重从地理方面探讨，认为《穆传》是周史官的记录，但经过战国魏国史官的整理。稍后的岑仲勉、常征、孙致中和卫挺生诸先生皆以详实的考证支。后来由于反对此说的学人从《穆传》文本中发现明显晚于西周的痕迹，这一说法逐渐衰落。但是自七、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地下出土材料证明了一些过去长期公认的伪书实际并不伪（例如《孙膑兵法》、《文子》等），另外《穆传》中的人物亦被出土文物学勤先生即考证为《穆传》中的“井利”。再如出土的西周彝器《班簋》中，这位“班”，诸多学者早已考明即是《穆传》中的“毛班”或“毛公”。这也使得“成书于西周说”重新被人们重视（2）春秋末战国初说。当代学者王范之着重对《穆传》词语和文法体例进行了考证，发现《穆传》中以甲乙而下十名，子丑而下十二名配制干支，用以纪日，合于先秦时期人们的习惯以及著书体例；以“皇”为盛大的形容，合于春秋及其以前的用法；并研究了《穆传》中虚词的使用形式，在此基础上得出《穆传》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末战国初的结论（3）战国说。

清人王谟怀疑“战国时期因《列子》书《周穆王篇》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依托为之，非当日史官起居注也。”（郑濂：《穆天子传》后识）民国时，此说以卫聚贤先生的《穆天子传研究》为代表。他认为《穆传》成书于战国时代，作者为中山国人放初期，顾颉刚先生有《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一文，以战国形势和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立论，分析了穆王西行的起因，认为是由于秦与赵人善养马而生发出造父御八骏的故事，其著作背景则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西北发展的史实：“《穆天子传》的著作背2007年12月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JournalChangchunUniversityTechnology（HigherEducationEdition）Vol.2No.4Dec.2007景，即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是赵国学者的托作［10］今人靳生禾先生著文赞同顾说［11］。钱伯泉先生在他的《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中指出，《穆传》出土于战国时代魏墓，记时用夏正，与以魏国为主体的编年史书《竹书纪年》同出，肯定说：“《穆天子传》一定出于战国时期的魏国文士之手。［12］”杨义先生在《《穆天子传》史诗价值》一文中从新的角度入手，得出和靳生禾先生相同的结论［13］的观点也倾向于战国说，“……如把《穆传》看成是反映战国中原和西域交通史实的作品，则大致符合实际”，“《穆传》最终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中、晚期，但不晚于魏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九八年）”［14］［15］。

目前这一说的影响最大，几成定论。（4）“汉以后伪作”说。其说始于清人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补正》：“《穆传》本《左传》、《史记》诸说以为说也，多用《山海经》语，其体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马皇后，故知为汉后人作。［16］今人童书业在《穆天子传疑》一文中沿着姚氏的路子：“《穆天子传》为晋人杂集先秦散简，附益所成；其间固不无古代之材料，然大部分皆晋人杜撰之文。［17］黎光明的《〈穆天子传〉研究》，持论于此相同［18］。20世纪30年代，盐谷温和郭希范都认为《穆传》是后世伪作［19］［20］。姚氏一派的观点，多是在“疑古辨伪”的影响之下，由对古书多方面的考证而得出，然而亦有矫枉过正之嫌。清人洪颐煊在《校正〈穆天子传〉序》中说：“虽残篇断简，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所能［21］”今人岑仲勉的《穆天子传西征地里概测》对前人所述的一些地理方位重新辨明，并对姚氏观点至《穆传》本书，从言文、地理（如宗周以西有漳水、沱）观之，固必非汉后人所伪，即亦非东周人所能伪。地名或同《山海经》，然何尝见其用《山海经》语，且多用《山海经》语？东汉最初之《起居注》，不传于后世，姚果何所见而知其相似？以如是空疏之论，谓欲辨伪而昭后世，诚所谓荒谬者矣。

［22］因汲冢古书的出土为史所明载，这一“汉以后伪作说”已不被学术界所赞同。笔者以为，以上诸种说法中，均有不妥之处，兹分别对其进行剖析：（1）前贤大都虽能从文字学、历史地理学或名物制度入手，但仅考定一些单个的字（词）、某一历史地理名称或单一名物制度的具体用法的年代来确定《穆传》的成书年代。例如：持“西周说”的学者认为：“观《穆传》所载名物制度、邦国人名，皆非春秋战国时所有，而只能出现于西周时期。”持战国说的学者提出，名词“镒”作为黄金的单位，非西周人的观念，是战国人的用法；历史地理名词“宗周”更是有力的证据：“称洛邑为宗周便是东周以后人们的地理观念的反映。这条材料也证明了《穆天子传》成书起码是周室东迁以后的事。”“犬戎”亦为晚出观念，“迄今所知的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均无先例”。此外，《穆传》多用孟、仲、季配月令，如“孟冬”、“仲夏”、“季春”等，学界认为这种用法应当出现在战国中期以后，“《穆天子传》用此记时法，说明其书成书时代应不早于战国中期”。就目前学界所能掌握的先秦资料来说，以上所列证据也能成立，但是对于《穆传》成书时间的考证能否做到言之凿凿呢？《穆传》自出土至流传于世多有损毁脱落。

《穆传》出土之时，盗墓人不准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许多人为的破坏。“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虽经荀勖等人精心整理编校，终因 盗墓者的损坏，难以恢复旧貌，只能以残缺之文行世。 海》所载，知宋本《穆传》六卷原文共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存明本字数，据清人洪颐煊校本称“仅六千六 百二十二字”，明本已少于宋本达一千九百余字，是 知《穆传》流传过程中又有脱落。此其二。由此可见 我们现在看到的《穆天子传》远非其本来面目。杨伯 峻先生认为从先秦到西汉，典籍的流传有一种特殊 的情况，就是往往有人增入篇章或窜入文字。以《左 传》为例，《左传》里面已成为学者公认的窜入文字，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这一句话很值得我们玩味。又 如与《穆天子传》同时出土的《竹书纪年》，宋人高似 皆有义证。”（卷四“鉴古物”条）在卫、束的整理中，他们也发现残简有不便理解处，所以“随义注解”。这 种随义注解或者在整理者只是作为附注而随文写入。 但后人已经很难甄别了。由于这种原因，人们总是 可以从《穆天子传》中找到个别的例子来证明它是某 个时期的作品，所找到的正是或可能是后人窜入的 文字，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未为可信了。

（2）研究者常常无视《穆天子传》的内容，轻下定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48 原为《杂录》的一篇，名为《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这卷主要写周穆王东巡河济之间，为所宠幸妃子盛姬 举办葬礼诸事。从这三个相对独立的篇章我们大致 可以推断出现行流传的《穆天子传》原来可能是分布 在不同书中，作于不同时间。若我们不加考虑把它 当成完整的一本书来考察它的成书时间，结论同样 也是不可靠的。 我们以《穆传》中年历表示法为例。最早用历法 来确定《穆传》成书年代是顾实先生的《穆王西征年 孟冬者，十月也，而雁来翔，则于夏正八月也。《礼记》之《月令》，《周书》之时训，皆于八月九月两记鸿雁来。 《吕览》之十二纪，《淮南》之时则训，皆于八、九月两 书鸿雁来，唯《大戴记》之《夏小正》仅见于九月耳。唐 常征先生亦力主此观点：“《穆传》所记时序，皆用周正，以建子之月为岁 首。这更有力地证明了《穆传》成书时代在西周，而 不在已改用夏正的春秋战国年代。” 顾氏的这一论证过程已被学界所接受，但他的论证结果却没有道理。其原因就是，随着人们研究 风格上都有一定的区别。已有学者考证出前四卷恰恰用的就是夏正。例如史为乐先生举卷四认为八月 水不应寒，故知《穆天子传》所用为夏正；又说卷五“孟 冬鸟至”所用为周正，并进一步指出：“《穆传》的前四 卷是由后人加工改写，而卷五比较散乱零碎，又系用 周正写成，则是保留了原始记录的风貌。

［23］ （3）前贤对于《穆天子传》成书时间的推断都是模糊时段。例如：成书于西周、春秋末，战国初、战国 中期等等。固然这是由于先秦历史的特殊性不能够 得出具体的年代，但是，目前学界对于春秋与战国的 分期意见尚未统一：公元前481 年（《春秋》终年）；公 元前475 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68 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始封诸侯）。前后相差近 八十年，显然不利于梳理春秋、战国文学发展过程。 同时，这种模糊的表示方法难以让文学研究者在动 态过程中把握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例 如：郑杰文和王范之二先生都认为成书于战国初期 （王范之亦认为可能成书于春秋晚期），但是从他们 文章中发现，郑杰文先生认为《穆传》成书当在《左传》 之后，并撰有《〈穆天子传〉对〈左传〉文学手法的变革》 一文 ［24］ ，认为《穆天子传》在文章结构形式、背景描述 方式以及夸张、渲染、虚构等文学手法的运用上，较 之于《左传》有诸多变化。而王先生却明确认为《穆 传》成书在《左传》之前：“上引各文献（《左传》、《国语》 ——引者注），在成书绝对年代上尽管有种种争议， 但皆为春秋以后成书应无疑问，他们应当是《穆天子 传》成书之后。”并且进一步得出：“《左传》、《国语》中 有关穆王西行的事是在《穆天子传》的基础上渲染而 成。”总之，迄今为止，关于《穆传》成书的年代，目前 学术界多倾向于战国时代说，但就具体时段而论，学 术界尚未能圆满地说明文本中一些相互矛盾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