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几乎是伴随蒲松龄一生的命运。

套用《阿Q正传》中赵阿贵的话，蒲松龄“祖上也曾经阔过”，不过那是元代的事情了。他的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在元代曾官至般阳路（今山东淄川）主管，但由于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很快就落得了一个满门抄斩的结果。整个蒲家只有一个男孩蒲璋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幸免于难。靠着这一根独苗，蒲家在几代之间竟然繁衍了上百的子孙，以至于他们居住的村子都因而改名叫“蒲家庄”了。明代的时候，这个家族似乎有过一段辉煌，但很快中落。到了蒲松龄的父亲，就只好靠小本生意来维持生计。

至于他本人，自19岁考上秀才以后，功名方面就再也没有任何进展，“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热望终成画饼。蒲家本不算富有，孩子又多，所以分家的时候，留给蒲松龄的财产，就只有薄田二十亩和摇摇欲坠的三间场屋。从独立承担家庭的责任那一天起，蒲松龄就再也没有摆脱过贫穷的困扰。用他自己话说， 穷神是把他当做“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把他的家当做衙门，“世袭在此”，“居住不动身”了。

除了肚子里的几卷诗书和秀才的功名，他身无长物。加上不甘心放弃举业，所以除了当私塾先生，他实在是没有第二条出路可走。当教师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况味，他自己在《闹馆》、《学究自嘲》等戏本、文章中有过非常详尽的描述。首先是谋馆之难，所谓“沿门磕头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即使成了馆也报酬微薄，经常落到“今日当了袄，明日当了裙”的窘迫境地；伙食就更差了，“粗面卷饼曲曲菜，吃的是长斋”，以至于能吃上一个咸鸡蛋，便感觉像做了神仙一样飘飘然。这样的状况一直到给毕际友家当固定家庭教师才有所改观，根据马瑞芳在《蒲松龄年谱》中的推算，蒲松龄在毕家的年薪大概不低于白银16两，加上他秀才的年薪8两，以及田地的出产，似乎也不是很少了。但考虑到他光儿子就有四个，这样的收入也就不多。根据长子蒲箬的回忆，这个家庭很少能吃上肉，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鸡是绝对不肯杀的。穿的是粗布衣服，只有蒲松龄自己，由于在淄川算得上是一个头面人物，还有那么一两件体面一点的衣服。

但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固穷”的清朝颜回，就大错特错了。他可没有颜回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精神。从留下的生平材料看，蒲松龄对于贫穷的抱怨与无可奈何的自嘲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下之所以在这里琐屑地说这么多，是因为如果不了解这些，就会错过《聊斋志异》中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欣赏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谁都知道，爱情是需要花钱的，一般来说，女人越漂亮，要花的钱也就越多。但是，《聊斋志异》中那些书生在爱情上不但不花钱，在经济上还常常有盈余。不是蒲松龄那样多情少钱的读书人，这样划算的爱情谁人想得出来？！

这种困窘的经济状况给《聊斋志异》的影响，决不仅仅是上述的一点。其实，只要认真体会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贫穷给他的压力，以及摆脱这种窘境的愿望，在《聊斋志异》中的表现比比皆是。致富，应该说是《聊斋志异》字面之下涌动最激烈的暗流之一。他为自己这样的读书人设计了许多脱贫的方式，比如考上举人进士，遇到神仙，挖出地下藏金等。在不太伤害男性自尊的情况下，他也很腼腆地打过女人的主意。

通过读书改变贫穷的命运，是传统读书人最正宗的致富方式。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只要金榜题名，进入统治阶层，困窘的经济状况立刻就会得到根本的改观。比如《娇娜》中的孔生，在出场的时候甚是落拓，投奔朋友不着，靠给寺院抄写经卷才勉强混得一口饭吃。考上进士、做了延安司李以后，就立刻大不一样了。他家有多少财产，书中没有说明，但想必十分富有。因为他可以毫无困难地接济投奔他的皇甫一家，并且还有偌大的一座闲园供皇甫一家居住。靠这种方式致富的还有《阿宝》中的孙子楚，《红玉》中的冯相如等。

出家修仙，如果获得成功，那自然就有数不尽的财富了。比如《成仙》中的周生，经过一连串的变故，对人间诸事心灰意冷，遂决意出家修仙。几年以后，他的弟弟在书桌上发现了周生留下的一个信封，里面只有一枚长长的指甲。他的弟弟感到很奇怪，把指甲放在砚台上，询问家人：“这是从哪里来的？”家人回答：“不知道。”在回头的时候，砚台已经变成了黄金。用这枚指甲去试铜铁之类的东西，无不应手成金。连剪下的指甲都可以点石成金，神仙又怎么会缺钱呢？即使不能做神仙，有机会认识一个神仙的朋友也能解决大问题。如《真生》中的贾子龙，利用真生的疏忽，在点金石的作用下，把一块巨石变成了浑金。以后但凡所需，从上面凿下一块就可以了。

天上掉下馅饼。如《陈锡九》。陈锡九曾经被盗贼偷去了两头骡子。这两头骡子此后就被盗贼用作驮载赃物的主要工具。一天，这伙盗贼做了一桩大买卖，刚把赃物放到骡子身上，就被官兵发现。官兵忙着抓贼，强盗忙着逃命，没有人去管骡子，于是骡子就驮着两口袋银子循旧路回到了陈锡九的家里。

行善积德的报应。如《西湖主》中的陈生，跟从副将军贾绾到西湖游玩。贾绾射到一只猪婆龙，尾巴上还附着一条小鱼。龙嘴一张一合的可怜相打动了陈生的恻隐之心，于是请求贾绾放猪婆龙一条生路。征得贾绾的同意后，陈生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给猪婆龙涂上一点金疮药，然后放它入水。谁知道，就是这一念之善，在日后不但救了他的命，而且还娶到了美妻、得了长生不死的秘诀、发了大财。原来，他无意中搭救的猪婆龙竟然是西湖水神的妻子！《八大王》中，冯生得到了一只大王八。这只王八长相怪异，不但身形特别巨大，而且头上有一个特殊的白点。冯生因为这只王八实在奇怪，不忍杀害，于是就放了它。他不知道，自己在无意中搭救的竟然是鳖神。为了报答冯生的救命之恩，鳖神把鳖宝种进冯生的身体。从此，冯生的眼睛就具有了识别宝物的特异功能，不管宝物藏在水中还是地下，冯生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来。没有几年时间，冯生的富裕就与王公贵族不相上下了。

掘得巨金。如此发财，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挖得先人的藏金，如《李八缸》，另外一种就是挖得他人的藏金，如《邢子仪》。

来自女人的财富。这种方式的得利者大多是那些典型的聊斋式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落拓而有才华的书生。由于这些书生面临着实际的生活困难，所以那些美丽、聪明、善良的女性就往往不但不需要他们的破费，给他们增加生活的负担，相反，还会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男子改善生活。人间的女性，如《连城》中的连城是“矫父命赠金以助（乔生）灯火”，《痴人》中的阿宝是带给孙子楚一笔不小的嫁妆，对于那些异类幻化来的女子，就更是不成问题了。如《黄英》中的菊仙黄英是靠种菊贩菊以自家神通致富，《阿纤》中的老鼠精阿纤是发挥老鼠的特长以勤劳、善于囤积而致富。

《聊斋志异》中，读书人的脱贫方式大概有以上数种。无疑地，作者想出这样的笔墨，乃是自身经济条件对他的心理影响在创作领域的投射。感受到贫穷的窘迫、威压，并想摆脱这种影响，这是正常人都有的心态，但幻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摆脱它，却不是人尽相同的，这涉及到每个人不同的气质、修养、个性以及所属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特点。让我们用几组不同的对比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财富的追求是整个人类最普遍、最强烈的追求之一，中外皆然。但中国与西方人的发财梦的内容却显然各有特点。西方人更多地把对财富的追求与冒险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人却更多地依赖命运的垂青；西方人强调个人在追求财富的冒险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勇气、智慧，而中国人则容易把巨额的财富看做是上苍对美德的赏赐。这种种不同，正是李大钊所说的西方文明主“力”主“动”，而东方文明主“德”主“静”的突出表现。

即使在中国文化内部，不同阶层的发财梦的内容也大相径庭。

先看市民文学的代表“三言”、“二拍”。“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的致富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经商致富，二是拾得（挖得）巨金，三是与有积蓄的妓女结婚。《聊斋志异》中基本没有第一种，这可以看出，蒲松龄毕竟是受到传统轻商观念的影响的读书人，他身上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气还是很浓重。至于第三种，看起来与《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靠女性接济很类似，但其精神却有着绝大的差别。与有积蓄的妓女结婚，这本身至少反映出两点：第一，市民阶层对女性的贞操观念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他们更注重切身的享受，只要女性美丽、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对于她们过去“前门送旧，后门迎新”的皮肉生涯并不太介意；第二，就其愿望的满足来看，是直指现实的，它们更强调生活的真实感，而不是《聊斋志异》式的虚无缥缈。这些都是鲜明的市民意识的流露。而《聊斋志异》就不同了。作者显然对女性的贞操十分重视，以至于在许多篇章中都反复强调女主角在与男子相爱悦时“湘裙乍解，依然处子”，而愿望的满足也大都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缺乏市民那种脚踏实地过日子的现实精神。

再看《水浒》。作为惟一的一部强人文学名著，《水浒》所宣扬的那种杀人放火的发财手段与《聊斋志异》的差别就更大了。蒲松龄是绝对不会让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去卖人肉包子的，而李大哥杀人尚且不眨眼，又怎么会有那份闲心去给受伤的猪婆龙涂什么鸟药？

（本文选自韩田鹿《漫说聊斋》，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