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岭南文化项目“明代国史视阈中的广东人:《明实录》粤籍人物传记研究”(GD20LN03)
作者简介:刘小龙,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东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史研究,E-mail:xiaolongliu89@126.com。
一、引言
1644年,岁在甲申,农历三月丁未,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内城,明崇祯皇帝“殉社稷”〔1〕,自缢于煤山。随着崇祯朝统治的结束,关于它的实录编修活动也拉开了序幕。南明弘光政权、唐王政权曾先后为崇祯皇帝上尊号、编修实录,遗憾的是这些实录编修活动均无果而终。职是之故,崇祯皇帝如同历史上其他亡国之君一样,并没有本王朝继位之君为其成功编修的实录。虽然《明□宗□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痛史本崇祯长编》并非正式的明代实录(即明十三朝实录),但是它们作为流传至今且记载崇祯一朝史事的文献,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管见所及,黄彰健是较早研究《明□宗□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痛史本崇祯长编》的学者。他指出清初明史馆为编修《明史》,曾辑录崇祯时期的奏疏、邸报编成《崇祯长编》,其记事范围“起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五年十二月”;《痛史本崇祯长编》记载时限“起崇祯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与《崇祯长编》“体裁相同”,二者应该是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明□宗□皇帝实录》系记天启七年八月到十二月崇祯帝即位后事,可能也是清初明史馆本〔2〕。之后,谢贵安考述南明诸朝编修崇祯实录的情况,论及《明□宗□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时,他以《明□宗□皇帝实录》对满清的称呼为例,认为该书并非如黄彰健所言为“清初明史馆官修之书”,相反“很有可能是一些汉族史臣私人所修”;同时,谢氏也认为《崇祯实录》《崇祯长编》是清初明史馆编修,后者虽未冠名“实录”,却“符合实录体例”,并指出《崇祯实录》记事非常简略的原因“估计纯粹是为了续完《明□宗□皇帝实录》,因为更详细地叙事则由《崇祯长编》来承担……《崇祯实录》就没有必要编得太详细了”〔3〕。张兆裕则介绍了清朝人傅泽洪《行水金鉴》等书含有《崇祯长编》佚文的情况〔4〕。杨佳鑫不仅考察《崇祯长编》的体例和史料来源、编纂者的基本情况,而且分析了该书的价值和局限〔5〕。
《明□宗□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痛史本崇祯长编》(下文简称“四录”)构成了崇祯一朝比较完整的实录书系。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关于“四录”编修情况、体例、价值与局限的讨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四录”并非正式的明代实录,那么,除了编修主体不同之外,它们与明代实录在书写方面存在什么不同?书写方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反映出史书编修时怎样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政治环境?“四录”编修当时的具体语境对于史家们书写历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将如何造就“四录”文本的限度(即文本记载的真实性问题)?当然,诸如此类问题,并非一篇论文可以完全讨论清楚。有鉴于此,本文拟选取科举的历史书写为切入点,探讨“四”书写当时的可能性情境,试图对前述诸多问题做出一些解释。
之所以选择科举的历史书写为切入点,是出于如下考虑:其一,明代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学界已经有相关研究成果〔6〕,本文选择同一切入点,便于比较、探寻明代实录与“四录”之间的区别,揭示后者在书写方面的变化,考察社会环境对史家历史书写活动的影响;其二,明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科举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社会各个层面(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以它作为切入点,具有代表性;其三,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模式、方法取径“历史书写研究”又称“史料论式研究”或“史料批判研究”,孙正军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和《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其在明史领域的运用多侧重于人物形象的分析,对典章制度史的相关探讨则比较薄弱,科举是明朝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以它为切入点,是希望藉此推动典章制度史的历史书写研究。
二、文本中崇祯朝科举史料的概貌
“四录”是探讨崇祯一朝科举历史书写的文本载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它们的基本情况再作一些补充说明,非常必要。《明□宗□皇帝实录》或为明末清初汉族史臣私修,以月为单位分卷,目前通用的两个版本存在差异:台本4卷,记事起于天启七年九月甲子朔(农历九月初一),止于同年十二月辛酉(农历十二月二十八)〔7〕;梁本5卷,记事起于天启七年八月乙卯(农历八月二十二),止于同年十二月辛酉(农历十二月二十八)〔8〕。相比之下,台本比梁本少了1卷,即天启七年八月乙卯(农历八月二十二)到癸亥(农历八月三十)共8天内容。台本扉页印有“民国二十九年长乐梁氏影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本明实录收有明□宗□皇帝实录一书,其作者不详,今据以影印”,可知台本《明□宗□皇帝实录》的底本是梁本,可是为什么前者影印时少了1卷内容,台本整理者却没有说明。这是既有研究成果不曾留意的,故作此申论。《崇祯实录》17卷,清初明史馆编辑,以年为单位分卷,记事起于崇祯元年正月,止于十七年三月。《崇祯长编》66卷,以月为单位分卷,记事起于天启七年八月,止于崇祯五年十二月;《痛史本崇祯长编》2卷,卷数为传钞者臆分,记事起于崇祯十六年十月,止于十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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