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国珍

明清时期的桐城，科举兴盛，官宦众多，名人辈出，文化繁荣，形成了“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马厚文语）的鼎盛局面。不无夸张地说，17世纪，中国的文化定格在桐城，桐城是清朝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清朝文化的形成之中，张氏家族的突出贡献是政治文化，兼及历史、文艺，带有一定的综合性，也体现了这一家族全方位的影响力。

一、帝王师与清初的国策

经筵是皇帝亲自参加学习的御前讲席，作为一种制度一般认为是在宋代确立的。担任经筵讲官的被人称为帝王师。宋代的理学家程颐以布衣身份担任经筵讲官，一连给皇帝上了三道札子，不无自重地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按朱熹的理解，治理天下，根本在于正君心，遵循内圣外王、由正心诚意而治国平天下的模式。

作为以讲经论史的方式让帝王接受教育的经筵，在清朝立国之初就存在，但真正仪制化，是在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顺治首开经筵典礼，即举行皇帝御前讲席的开讲仪式。清代的帝王中，最重视经筵的是康熙。康熙在其继位十年（1671）后首开经筵，一生共举行了60次开讲仪式。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改平时的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直至康熙十五年（1686）。其间虽历三藩之乱，从未中断。康熙帝学识超迈，当获益于儒臣的进讲教授。与学识相伴的，清朝开始接受汉文化，治国方针也在向儒家理想的仁政看齐。

1673年，张英成为康熙帝的文学侍从，每日进讲，历时三年。同期进讲的有陈廷敬、徐元梦、叶方蔼等。张英曾记录了每日进讲的情形：

鸡未鸣时，从长安门步至左翼门祗候。少顷，东方渐白，栖鸽群起，星稀殿角，露浥阶墄，偕奏事诸臣方曳组而入至乾清门，候诸臣奏事毕，内侍传入宏德殿，殿中左右列图书，南向设御座，北向设讲官席，皆用黄絁幕，中设炉焚香。讲官既入，则侍从咸退。讲官再拜，北向立，敷陈经义，时有所咨询。既退，命赐茶于乾清宫门，如是者三年。（张英，《讲筵应制集序》，《张英全书》上册，318页）

乾隆十六年（1677），设立南书房之后，又与高士奇成为康熙帝的侍读，辅导康熙帝读经阅史。十二月十九日，南书房设立第三天，君臣就在一起探讨治国之道：

辰时，上召臣英至懋勤殿，上亲复诵所谓“修身”章起，至右传之九章，复诵所谓“平天下”章。上曰：“《大学》一书，言明德新民，诚修己治人之要道也。千古君道之隆，莫过于尧、舜。观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此正大学修身教家、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之理。然必己德既明，而后可以推以及人，故《大学》以慎德为本。”

康熙帝谈了一番学习《大学》“修身”一章的体会，张英借题发挥：“先儒说《大学》是治天下的律令格式，内圣外王的学说正由此而生。全书的核心是意念诚实，像厌恶臭气和喜欢美丽的衣服一样，出于诚心。老百姓喜欢的国君就喜欢，老百姓厌恶的国君就厌恶，治理天下，莫不以此为标的。”康熙听了之后，说：“好恶确实关系重要，应当珍重对待啊。”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张英不过是附和康熙帝的言论，“诚如圣谕”，但君臣讨论常常涉及国家大事方针，如乾隆十八年（1679），正当三藩之乱行将结束，因多年征战，各地赋税加重，州县官员苦不堪言，康熙帝也认识到这一现象：“营私舞弊者不免被参，而清正守节者又不容于人，假若因遭到弹劾就用重典，恐怕也有冤抑不平，实在难办啊。”张英就此事陈述：“州县官员十分艰难，甚至有人自杀。这都是赋税太重。即使是廉吏，也有家室之累。所以以前州县都留一些钱粮，看上去是给官员留点宽裕，其实正是给老百姓留点宽裕。没有存粮存钱，势必要向百姓征取。平藩以来，存钱钱粮全充作兵饷，州县没有可支配的钱粮，而驿卒、胥吏的费用又不可或缺，官员怎能自给自足呢？最终还是从老百姓哪儿征取。希望平藩之后，存粮存银还应保留，恤官正是恤民啊！”

平藩之后，康熙下诏，蠲免丁粮。一些战争重灾区，如湖南，免掉十多年的钱粮。虽然仍有部分官员征敛如故，但总体上，康熙的赋税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据统计，康熙帝在位61年，先后蠲免税粮、丁银、逋赋达545次之多，总计约1.5亿两，康熙因此也自称“乃古今第一仁政”。

不过，经筵日讲，康熙常常反客为主，亲自给讲官讲经说史。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下谕：“嗣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官照常进讲。”（《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日讲官进讲前增添了皇帝自由讲解的内容。

经筵日讲，在清代上层政治决策中起到了了解民意、下情上达的作用。如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二日，辰时，康熙召张英至懋勤殿。康熙复诵“典狱非讫于威”七节，亲讲“墨辟疑赦”一节。讲毕，康熙问：“江南庐、凤各府赈济之事何如？”张英回答：“臣闻去年冬巡抚亲至凤阳赈济，各地人民沾沐皇仁，当有起色矣。”康熙又问：“尔乡安庆谷价近日何如？”张英回答：“闻臣乡米价，每一石银一两五六钱，臣乡十年以来，米价大约六、七钱一石。今价至此，可谓腾贵矣。总由从前有收之年民贫谷贱，全无蓄积，故两载旱灾，而民力遂至于不支。”康熙又问：“朕闻凤阳向来每多荒歉，何也？”张英回答：“当由凤阳各县地广人稀，兼且土瘠之故耳。”（张英，《南书房纪注》）

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已未，康熙帝突然宣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库勒纳、张英等曰：“尔等每日将讲章捧至乾清门豫备，诣讲筵行礼进讲，为时良久，妨朕披阅功，著暂停止。《春秋》、《礼记》，朕在每日讲阅。其《诗经》《通鉴》讲章，俱交于张英，令其赍至内廷。”（《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讲章由张英带到内廷，康熙帝自行阅览。至此，清朝的日讲制基本终止，严格意义上的帝王师不复存在。

只是进献讲章，降低了讲官的政治地位，讲官的政治热情也低落了下去。当年十二月，张英带给皇帝看的《礼记》讲章，受到康熙帝的批评：

张英人亦谨厚，但无主见，且怠惰。朕再三敦谕，并不肯细心体认文字。当日尚好，自此番来甚觉懒惰。如《礼记》讲章，将来欲传于后世，岂可不斟酌精当？且《礼记》多汉儒傅会之说，翰林官不过照旧时解义敷衍词章，其中是非理宜自加体察。（《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

当然，这些讲章并非张英所撰，张英进献的讲章，主要有《〈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孝经〉衍义》，均行之于世。

雍正朝的经筵，徒有形式，一般是讲官（有时是张廷玉）讲一段四书五经，接着就是雍正帝对此发表议论，然后是领班大学士奏进赞颂的话，如雍正三年（1725）年，张廷玉进讲《中庸》“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修久所以成物也”一节，雍正发表议论道：“天人之道总是一诚。载物、覆物、成物，皆诚中之功用也。所谓诚者，不在语言文词之间，必性分功夫实到至诚地位，则博厚、高明、悠久之理自然洞彻矣。”然后，主讲官张廷玉奏赞道：“皇上以至诚尽性之德，成体元赞化之功，圣训精微，诚足羽翼传世，昭示万世。”（《雍正起居注册》第一册，第558页）经筵讲论俨然成了炫耀帝学渊博、颂扬圣学精微的场所。

其后乾隆仍行经筵，讲经之后由皇帝发表“御论”，代替此前的议论，接着多是由领班大学士奏赞，如乾隆三年（1738）二月二十日，任兰枝讲《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孙家滏讲《尚书》“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乾隆帝分别宣御论，讲官和侍班官跪聆毕，大学士张廷玉奏赞：“皇上以惟精惟一之心，成中和位育之治。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圣训精微，诚足以昭示万世。臣等不胜钦服。”奏毕，诸臣向皇帝行二跪六叩礼。（《清高宗实录》卷六三）

乾隆时期的经筵制度已十分形式化，僵化；而且，对于经筵内含的“教训帝王”的一面，乾隆帝是十分反感的，他特别写了一篇《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反对“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观念，更反对“天下治乱系宰相”的论调，他强调“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乾纳独断的乾隆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总之，经筵制度的式微，与清朝君主高度集权密切相关，最终也导致康熙朝的仁政逐渐向雍正朝的酷政、乾隆朝的专政转移，给清朝的政治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太子师与清朝的皇储教育

经筵没落，但皇储教育却日渐兴盛。清朝初年，战事不歇，矢镞纷飞，无暇顾及皇子教育问题。到康熙朝，确立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康熙帝定制，皇子六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康熙帝亲自为他们选定师傅，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汤斌等一代名儒先后担任老师。“胤礽幼时，朕亲教以读书，继令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熊赐履教以性理诸书，又令老成翰林随从。”（《东华录》）张英正是皇太子的启蒙老师。

皇子的读书是十分辛苦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内阁中书赵翼被派充军机章节，逢早班时五鼓即需当班。据其目睹皇子读书情形如下：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更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维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我非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而少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国书国主指满文、满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

（赵翼《檐曝杂记》“皇子读书”条）

张英为皇子们教书的情形，大约因年龄关系，只是以背书和习字为主。按康熙帝的要求，“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通。”（《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六月初十）

张英致仕归田，雍正帝（时为皇四子多罗贝）写了两首诗相送，题曰《大学士张师傅赋诗二章赠别》，诗曰：

晓鼓宵钟禁籞深，卅年趋直珥笔簪。凌云早染相如札，拜衮才施傅说霖。黄阁新猷留鼎轴，赤松旧约在山林。赐归数异荣三接，清梦还余捧日心。

屡闻清论讲筵余，今日分襟白玉除。自为烟霞堪拄笏，非关岁月近悬车。午桥别墅来游履，春水扁舟载赐书。喜有凤毛皆五色，相将阿阁旧巢居。

“屡闻清论讲筵余”，正是对张英教授皇子读书情形的简要记述。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回桐城祭祀张英，雍正帝亲撰一联：“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诚垂奕叶箕裘”，称赞张英为皇子师傅的楷模。

张廷玉先后担任两朝皇子的师傅。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四人为皇子师傅，由钦天监择吉日开讲。乾隆元年（1736）正月，乾隆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福敏、徐元梦为皇子师傅，为时年九岁的皇长子永璜和七岁的次子永琏授读。改元之始，即宣布皇子接受老师学习，可见郑重其事。

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回桐城祭祀张英，皇四子弘历时为宝亲王，为自己的老师张廷玉亲笔写了一篇赠序《送桐城张先生暂假归里序》，称雍正帝“自御极以来，未尝顷刻离左右者，惟吾师一人”。

总体而言，重视皇储的教育有助于清代帝王勤学修德。清代诸帝的学问、人品要高于明代诸帝，达到了孟森先生所说的“中人之主”（即勤政爱民的守成之主）的水平，这不能不看出清朝皇诸教育的成功了。

三、《明史》《清实录》与清代的历史观

雍正元年（1723）七月，张廷玉奉命担任《明史》总裁，这是清朝政府第三次组织人手修编《明史》。乾隆四年（1739），《明史》定稿，由张廷玉率班呈于乾隆帝：

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籤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发凡起例，首尚谨严，据事直书，要归忠厚。——（张廷玉《恭进敕修明史表》）

张廷玉主编的通行本《明史》，依据的是王鸿绪的底稿，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进呈《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雍正元年（1723）六月又一次进呈《明史稿》三百十卷。雍正帝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以体现清朝的国家文化意识。

定稿《明史》，优点明显，一是“发凡起例，首尚谨严”。纪、传、志、表，沿袭前朝史书，但也有创新，如创立了《阉党》《流贼》《土司》三种类传，突出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二是“据事直书”，持论公允。张廷玉认为，当时的“稗官野录，大都荒诞无稽；家传碑铭，亦复浮夸失实”，所以一再强调“欲以信今而传后，尤资博考而旁参”，“事必可稽，黜荒诞奇袤之说”。三是“要归忠厚”，体现了鲜明的统治阶级的意识，但这也使《明史》记录少了抗清的忠勇之士。

编修《明史》，其目的还是吸取历史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政经验。张廷玉总结明代中后期的教训：“迨乎继世，法弗饬于庙堂；降及末流，权或移于阉寺。无治人以行治法，既外衅而内讧，因灾氛以启寇氛，亦文衰而武弊。朝纲不振，天眷既有所归；赋焰方张，明祚遂其运。”（张廷玉《恭进敕修明史表》）政令不畅，宦官专权，用人不当，党争不断，加上满族在东北的崛起和因灾乱引发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双重打击之下，明王朝最终灭亡。清朝立国，吸取明朝亡国教训，严禁宦官专权，加强君主集权，反对朋党政治（雍正曾亲自撰文批评欧阳修拥有党争的《朋党论》），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

相比较而言，张廷玉撰写《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即《康熙实录》）用力更勤。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张廷玉刚刚担任礼部尚书，雍正帝就将《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一职交给他，认为他“世受国恩，又系皇考多年侍从之旧臣，当年圣德神功，无不亲知灼见”，是纂修实录的最佳人选。其后又担任总裁一职。雍正九年，《康熙实录》编成，十二月二十日，举行了盛大的奉迎典礼，雍正帝亲自对《实录》行三跪九叩大礼。雍正帝赞许张廷玉：“纂修皇考实录，虽出诸臣之力，然汝功实为居首。”（张廷玉，《澄怀园自订年谱》）

有人认为，张廷玉编写的《康熙实录》删除了不少不利于雍正的历史事实，这是张廷玉获得雍正帝信任的重要原因。《雍正遗诏》也说他“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甚至说他是“大臣中第一宣力者”。张廷玉主持纂修的这部实录，依据的是《康熙起居注》，或有润色讳饰之处，至于说“删除”，其实很多不利于雍正的历史事实本就不在实录之中，哪需删除。

值得注意的，张廷玉还担任了《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即《雍正实录》）的总裁，这部实录，与《雍正起居注》、雍正上谕有不一致的地方，既有为尊者讳隐的目的，也源于乾隆帝对雍正朝的一些做法的不认可。

作为文臣之首，张英、张廷玉参加了大量皇家文集的纂修工作，张英先后充任《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总裁官，张廷玉参与《亲征平定漠北方略》《御选咏物诗佩文韵府》《三礼》等书籍的纂修，担任《四朝国史》《大清会典》《治河方略》《三朝实录》《皇清文颖》《玉牒》《吏部则例》总裁官。

朝廷编纂的重要典籍，大都由张英、张廷玉负责，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张廷玉曾说自己总裁的史馆书局有十余处，“纂修诸公时以所疑相质问，亦大费斟酌，不敢草率”。此外，张氏家族多人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这也算是张氏家族的世职，日讲虽没有，但皇帝的起居言行，都一一斟酌，记录在案。盛世修史，本着对现实负责的精神，他们撰写的大量实录，保存了丰富的档案，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四、主考官与士林文风的引导

张氏家族以翰林起家，又长期充任礼部，故多得派差担任考官。张氏家族，张秉贞、张英、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璐、张廷瑑、张若澄、张若需、张曾敞多次次主持会试、乡试或担任会试、乡试同考官，担作殿试读卷官，担任各省学政，主持吏部官员的选拔，为清朝培养和选拔了大量人才。

张英写了大量的官样文章，史书说，一时典礼制作及庙堂制诰之文，皆由其手定。这些文字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政治意义很高，代表着清政府官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在朝堂之文外，张英还写了大量的山水性灵之文。宦海几十年，人情练达，又酷爱山水，形诸笔墨，无论写人记事，还是写景抒情，均粲然可观。写人记事文，如《湖上先生传》，描写细腻，笔端含情，已见前章；写景抒情文，山光水色，风神悠远，如《香雪草堂记》：

予生平酷嗜种树，常欲得闲壤一区，梅李桃杏之属，各以其类分布柯干，不使杂处。俾其掩映交错，尽态極妍，为足纵观览之乐。顾以地隘力薄，不能适所愿。

“学圃斋”之南为南轩，去轩十馀步为竹圃。竹之外，有古梅数十树，盘互偃侧，为荫方广十丈许，不杂他树。梅之致，有临清池者，有倚短墙者，有荫石者，有与竹相间者，有高翥拂云者，有低偃拂地者，有碍路者，有临窗者，有孤干亭立而上如盖者，有丛生而条干自相环抱者，有苔藓绣涩而劲如铁者，有曲干糺枝而奇如虯龙者，有撑拄而如攫者，有偃蹇而如卧者。可谓極梅之态矣。花时自深冬以及春半，先后相续，大约山寒气晚，至启蛰时而尽发，弥望如雪，香气袭里许。为屋三楹以临之，题曰“香雪草堂”。

堂前为广轩，资其爽也。花下置小亭，便憩息也。自冬至后，辄携书卷，移器具，寝处其中。烟霭晴旭，景皆佳胜，雪时月夜为尤奇绝。

予种树之愿，虽不能尽酬，幸而有此，不可谓非造物者之厚遗我也。使予常得寝处其中，春玩其华，夏休其荫，赏其芳妍，而景其高洁，优游徜徉，咏苏、陆之诗，亦已足矣，尚敢多求乎哉！

文章虚写实写，繁写略写，景中有人，人中见情，情中显志，文笔雅洁，格调高远。

因为地位的关系，张英还经常为诗文集作序，而这些序，也传达着他的文学观念，影响着读书人的文风。如张英中年请假，居住龙眠山中四年，其间有桐城生员李稚、何永绍二人，编选了《龙眠古文初集》，收录了桐城明清（主要是明代）先贤的遗文若干，请张英作序，张英写道：

吾闻先正（先贤，编者注）训子弟读书法，以六经为根源，以诸史为津梁，以先秦两汉之文为堂奥，以八家为门户，崇尚实学，周通博达，能不为制举业所缚束。涵濡既久，能振笔为古文词者，代有传人。朝堂之文昌明剀直，性理之文深醇奥衍，传记之文条理详赡，酬答赋赠之文温文尔雅。盖由先达之人，往往安静恬裕，不汲汲于奔竞进取之途，不汶汶于声华靡丽之物，且幼而知所学习，故其为文皆有根据，不等于朝华而夕落也。（张英《〈龙眠古文初集〉序》

张英主张文章必须以六经为根源，文以载道，于史有征，写实质朴，反对时文的虚华。康熙年间的《龙眠古文初集》是桐城派古文的第一本选集，张英此序的文学观点，可以说是桐城派古文思想的源头。

张英的诗歌成就也不容易忽视。因为侍从的关系，张英写了大量的应制诗，歌功颂德，技巧娴熟，俗称“台阁体”，当时评价很高，成了官员必读的枕中书，人手一册，趋之若鹜。同时，张英还写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篇，同样受到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他的诗歌：

鼓吹昇平，黼黻廊庙，无不典雅和平；至于言情赋景之作，又多清微淡远，抒写性灵。台阁、山林二体，古难兼擅，英乃兼而有之。

张英诗歌，以白居易的诗作为宗，语言浅白，而情怀深远，如：

自有岩栖志，于今几十年。青山留隐逸，白首到林泉。寒衣新布衲，野服旧纱巾。采药邀邻叟，寻兰赠故人。

何处年光好，春风芍药栏。鸟啼深柳墅，鱼上落花滩。山水奇怀得，烟云放眼看。此生差可慰，随风有余欢。

无论从文学思想还是诗文成就来看，张英可以算是桐城派的滥觞。

张廷玉一生，主持乡试一次，主持会试三次。他在科举人才选拔过程中，十分注重人才的精神价值导向。

对科举时文，张廷玉要求“和平庄雅”：

夫应制之篇，以和平庄雅为贵，气虽驰骋有余，而音之厉者，弗尚也；意虽跌宕可嘉，而格之奇者，弗尚也；语虽新颖巧合，而体之佻者，弗尚也；词藻虽丰，征引虽博，而言与事之凡俗者，弗尚也。——张廷玉，《同馆课艺序》

张廷玉反对科举时文中的激亢、新奇、轻佻、思想平庸四种不良倾向，这对当时的科举士子，无疑是一个警示，也是一个引导，正如张廷玉所说，“场屋中式之文，尤为一时标的，风气所趋”。（张廷玉《丁巳恩科会试录序》）

对古文，张廷玉提出要“文以载道”，写“性命之文”，反对浮华不实的文风。他称赞康熙帝，“虽片义单词，悉归理要，其为世道人心计至深远矣”；雍正帝，“以崇实学，敦名教为先务”。这些，都是期望“海内外文学之士，不骛声华而衷性命也”。（张廷玉《古文雅正序》）

张廷玉自已的文章，也以经世实用为标榜。李鸿章为《澄怀园文存》作序，认为张廷玉平生“不以文名，而国家政典所关，非公固莫兴”，肯定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对其文章社会价值的认可。只可惜出于惧祸，张廷玉焚掉了大量文章底稿，存世只是一鳞半爪。

后来，桐城派三祖之一的方苞，入值南书房，写了大量奏折，于国计民生多所匡济，可以说与张廷玉一脉相承。

张英、张廷玉的文化成就，常常为其政声所掩；而张氏家族的文化成就，也常常被科举仕途所掩。其实，以科举出身而仕宦天下的，多爱舞文弄墨，兴学举教，在诗文书画方面都有所成就。《龙眠风雅》、《桐旧集》、《桐城文录》收录了张氏家族大量的诗文。张英、张若霭、张若澄、张令仪、张敔、张乃轩、张乃耆、张祖翼等人的画作也收藏于各地博物馆。文采风华，垂至今世，益增神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