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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经籍志》陶神论五卷“释灵祐撰”当更正为“释灵裕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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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本《旧唐书·经籍志下》曰：“陶神论五卷释灵祐撰”，按释灵祐其人为《宋高僧传》所载，但传中从未言及其有所著述，且《旧唐志》全就《古今书录》删定而成，为开元一代见存书目，而释灵祐则是在大中癸酉岁圆寂，年八十三岁，则其生年当在公元770年上下，已距开元一代三十年之后，即便有此著述，也不可能为《旧唐志》所载。

按《陶神论》初次见载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曰“陶神论五卷”，但未题撰人，而《续高僧传·隋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载其“制安民论、陶神论各十卷”，《法苑珠林·杂集部第三》将“安民论十二卷 陶神论十卷 因果论二卷 圣迹记一卷”共四部二十五卷书皆归于释灵裕名下。可能流传于世的版本与释灵裕原先所作有所变动，导致《隋志》《旧唐志》与佛教典籍所载其书的卷数存在一定差异。释灵裕卒于大业元年，其著作是符合《隋志》著录的年代的，因而我们将《陶神论》的作者归于释灵裕是不存在问题的。

这样的错误并不是来源于《旧唐书》本身，而是因后世版本讹误导致，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所引《旧唐志》的版本就是写作“释灵裕撰”的，但王先谦在编订《湖南全省掌故备考·艺文》部分时所引《旧唐志》的版本却是写作“释灵祐撰”，而王先谦也据此认为《陶神论》作者是其家乡湖南沩山的释灵祐，忽略了诸多史料明确指向的真正作者——释灵裕。《旧唐书》版本据姚振宗引，可知原有不作“释灵祐”而作“释灵裕”的，大概有的刻本因“裕”“祐”形近而致误，中华书局本用作底本的《旧唐书》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正本清源，当更“释灵祐撰”为“释灵裕撰”。

《旧唐书·魏玄同传》“岂能为告人事乎”当作“岂能为告事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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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魏玄同传》载：

玄同素与裴炎结交，能保终始，时人呼为“耐久朋”；而与酷吏周兴不协。永昌初，为周兴所构，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须复皇嗣。”太后闻之，怒，乃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何不吿事，冀得召见，当自陈诉。”玄同叹曰：“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吿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

魏玄同与裴炎交好，而与酷吏周兴不合，最终为周兴所构陷，被武后下令赐死，当监刑御史劝说他可以面见武后行告密事以自脱时，他却说“被人杀或者被鬼杀没有什么不同，但岂能作告密之事呢？”乃从容赴死。

在人皆放弃底线，不惜诬告他人以活命的年代，千载之后，魏氏此语依然掷地有声，但御史所说“何不告事”与魏玄同所言“告人事”，似多有不对应。《通鉴》引此作“告密人”，《册府元龟》引作“告事人”，皆不作“告人事”。

《旧唐书·刑法志》载：“俊臣……招集吿事数百人，共为罗织，以陷良善。”《旧唐书·裴度传》：“五月，左神策军奏吿事人李赏称和王府司马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欲刺裴度。”《来俊臣传》载：“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吿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李嗣真传》载：“今吿事纷纭，虚多实少”。皆作告事、告事人，仅《魏玄同传》作“告人事”，过于突兀。

综上，唐代告密一事称“告事”，告密之人为“告事人”，因而《魏玄同传》“岂能为告人事乎”当作“岂能为告事人乎”，也可与前文御史鼓励告事相对应，“告事人”是因倒置而误作“告人事”。《通鉴》将其改为“告密”，更为直接，似可反映出温公对告密者的痛恨。

《晋书·杨骏传》点校献疑一则——兼辨“骏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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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杨骏传》载：“济，字文通……与兄珧深虑盛满，乃与诸甥李斌等共切谏。骏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建立皇储，皆济谋也。”杨济为杨骏之弟，因其兄权势过盛而深感不安，于是与杨珧、李斌共同直言进谏。中华书局本点校在“共切谏”之后点断，然此处明显文气未尽，且下文“骏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句与上文众人切谏事毫无关联，不知杨骏此处之“斥出”从何而来，颇疑“斥出”当从上句。 除此之外，杨骏与王佑关系密切，其子王峤本传曰：“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直言其父为杨骏之心腹。王佑在杨骏扩大个人权威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晋武帝崩后更是凭借典禁兵之权力帮助杨骏把控形势，杨骏无理由突然暴怒将其逐出而外任，这也与上下文毫无关系，史籍更是绝无王佑为河东太守之记载，事实上王佑出现在此处本就显得隔阂，因而此处之记载当存在一定错误。

值得关注的是，《册府元龟·外戚部六·畏慎》引此事写作：“与兄珧深惧盛满，乃与诸甥李斌等共切谏兄骏，斥出王佐，为河东太守。建立皇储，皆济谋也。”《册府元龟》中将“王佑”写作“王佐”，“建立皇储”之前并为一句。仔细思忖之下，我们不得不认为《册府元龟》的引文是更贴合《晋书》原文的：王佑不在此处出现，实际情况是是杨骏对其家人的劝谏十分排斥，将杨济从皇帝身边赶走，结合杨济本传“累迁太子太傅”的仕宦经历，可知其负责教育督导太子，自然属于“王佐”序列，而此时得罪其兄杨骏，因而失去王佐身份，被贬出外任为河东太守，而“建立皇储，皆济谋也。”实为下段之开端，因而《晋书》之点校当依《册府元龟》更之为：

与兄珧深惧盛满，乃与诸甥李斌等共切谏兄骏，斥出王佐，为河东太守。

建立皇储，皆济谋也。

或是“佐”“佑”形近而致误，也或是因为后人过于熟悉王佑之姓名，而将此处之“佐”误作为“佑”了，而《册府元龟》所据《晋书》之底本尚未出现这样的错误，为我们还原历史事实提供了重要依据。

作者华迪威，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本科生、2019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曾任《史林新苗》编辑部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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