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历史就是故事，故事就是历史。历史是需要解释的，故事是需要说的，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就像电影《罗生门》中，不同的人说同样的事，内容就会不一样。

那么，在我们所看到的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中，那些历史故事到底是由谁书写的。

是在科举考试中逐渐壮大的文官集团，相比于遥远的历史，他们是后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书写历史。

在正史之中，文官集团所描述的‘坏人’只是他们眼中的坏人，因为这些‘坏人’打击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损害了官商资本集团的利益，而能够让他们利益受损的人，必然掌握一定的权力，而掌握权力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类：

太监、外戚、武将、酷吏、改革家与皇帝。

①太监

太监在正史中的名声是最不好的，‘阉人’、‘阉賊’，各种贬义词就会与太监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想到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太监，如东汉末年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鱼朝恩，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在历史上是‘臭名昭著’，因为他们都是‘权监’，都曾经损害了官商资本集团的利益。

皇帝选取太监作为维护皇权的团体，就是因为太监不能世袭，而且全部来自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最容易与皇权结合。一旦失去皇帝信任，太监就会失去所有权力，因为太监会死心塌地跟随皇帝，维护皇帝的权威。

东汉时期，军事贵族势力强大，严重威胁到了皇帝，因此皇帝才会想到要扩大太监势力，以此节制军事贵族。

唐朝时期，藩镇拥有自己的税收权和军队，他们就像昔日的贵族，对自己的领地有着绝对的主导权，延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就是因为藩镇实力超过中央政府而引发的动乱。因此在唐玄宗之后，唐朝之所以还能够维持一百多年，就是因为中央还掌握着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神策军’，十万神策军的最高统帅由宦官担任，借此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军事威慑。尤其是杨复光，更是率领神策军击败黄巢起义军与王仙芝起义军，联合沙陀军重新夺回长安。

明朝，在朱棣取得帝位之后，发现昔日的监察机构锦衣卫，也与文官集团的利益相结合，堕落不堪；锦衣卫也没有被阉割，不可能住到皇帝身边，因此锦衣卫要想给皇帝提供情报，还必须得走行政程序，也就是递奏折，这就很不方便。于是朱棣便设置了东厂，由太监来监督文官集团，也监察锦衣卫。

借助于对文官系统的有效监察，文官才想着要努力做事情，懒政现象大幅度减少，这就使得官僚体系廉洁、高效运转，所以就迎来了永乐盛世，下西洋、征交趾、收西藏、建故宫、修长城、击蒙古，廉洁高效的官僚体系为其输送了大量的财税和人员。

因此张廷玉在《明史》中才会这样评价朱棣：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太监不只是对文官系统进行监管，还对军事系统形成监管。

在明朝，朱元璋设置了监军制度，监军全部由太监来担任，太监的监督权来自与皇帝，而不是文官集团，也就是说军队受到皇帝的直接控制，而不是由文官集团来控制。

而军队的粮食，在起初是由军队自己种植的，军队是有土地的，而且土地数量还是很多的，军队可以做到粮食自给，并且每年还会将多余的粮食上缴给政府。在锦衣卫、东厂等监察机构有效运转之时，军官也不敢占有大量土地，不得进行土地兼并。

可当锦衣卫、东厂等机构逐渐腐败之后，便失去了对军队的监督权，很多军官就开始了腐化堕落。很多军官让普通士兵从事无偿劳动，致使大量军户逃亡。但是土地并没有抛荒，因为军官占有了这些土地，并且雇佣劳动力去耕种，但却对上级报告这些军户逃亡了，土地抛荒了。这样他们就无需向政府交纳粮食，反而需要政府救济，这些土地、粮食以及政府经济，都进入了军官的腰包。

而在正德二年（1508年），刘瑾便被皇帝授权清丈全国军队土地，在大同、宣府两地，就查出不缴军粮的土地80万亩

1509年，在全国各地，又查出不交军粮的土地有280余万亩，

1510年，又在徽王府查出不纳税土地60余万亩。

经过持续三年的清丈运动，发现军屯土地被侵占的比例超过70%，不交军粮的军队土地是正常交纳军粮土地数量的两倍还多。

这些新查出的土地都是需要交税的，这样农民所需要交纳的税负就降低了，国家粮食也充足了。

可是，历史上不只是有男太监，还有女太监。正史中针对的都是男太监，却不针对女太监。

何为女太监？就像《还珠格格》中的容嬷嬷、《甄嬛传》中的槿汐姑姑。她们虽然也是女子，但却不是宫女，她们是没有生殖能力的（她们的子宫已经被摘除了），是不能侍寝的，一生都要服侍妃子和皇帝。绝大多数的女太监都是要寂寞终老的，唐代古诗中有这样一首诗描写女太监的宫内生活，“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女太监能够在史书中留名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武则天时期的上官婉儿（她与卓文君、蔡文姬、李清照并成为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一千余年的帝权时代只此一个女帝，若是有第二个武则天，或许也会有第二个上官婉儿。

正史中批判的多是男太监，因为皇帝大多数是男的，他们与男太监的距离更近，而不是女太监。在正史中，太监影响比较大的王朝分别是东汉、唐朝、明朝。而太监权力之所以在这三个时期强大， 就是因为皇帝想要借助太监来打击豪强势力。

虽然正史中一直批评这三个朝代的太监从政，但正是太监集团对文官系统的监管，这三个朝代才会如此长寿，分别是195年、290年、276年，在所有王朝寿命中分别位居第四、第一、第二。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是太监与皇帝最容易结合，形成对文官集团的强大监管。所以文官集团对太监的抹黑力度是最大的，以至于太监不能过问政治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很多太监虽然有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愿望，但是看到历史上那些下场非常凄惨的太监，尤其是明朝的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这不禁让后来人望而却步。

这就像电影《闻香识女人》中说的那句：

很多人都知道这条路是对的，但是很少有人走，因为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

②外戚

‘封狼居胥’与‘燕然勒石’是两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最佳证明，而两次作战的军事主帅——霍去病与窦宪，他们都是外戚。在霍去病之前，还有他的舅舅卫青，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的妻子又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二人互为小舅子），可以说卫青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源，卫家也因此崛起，卫子夫的儿子刘据也因此被封为太子。也正是借助于卫家强大的支持，太子的位置才能够坐稳，没有哪位皇子敢于挑战太子的地位。

除了卫青、霍去病这些外戚，在汉武帝后期，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在李夫人得宠之时，被封为协律都尉，而李广利则为贰师将军征大宛，因远征大宛封海西侯。

可是外戚实力过于强大，又会威胁皇权，两汉时期的外戚对皇权威胁是最大的，因为此时的外戚都握有军队，随时有可能发动对皇帝的攻击。就像梁冀一样，可以直接决定皇帝的废立，先后立冲、质、桓三帝,专断朝政近二十年。质帝称其为“跋扈将军”,随后便被其毒杀，但是没有人敢于追究这件事情。

为了加强皇权，在延熹二年（159年），汉桓帝刘志依靠宦官单超等诛大将军梁冀，并翦除其党羽，宣告了东汉王朝外戚专权时代的结束。

在武则天时期，女皇也会扶植武氏家族势力，尤其是对自己的两个侄子——武三思、武承嗣。可武三思政绩平平，竟然官至宰相。武则天也不会将重要事务交由他处理，而是由自己处理，扶植武三思，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毕竟反武势力很是强大，想要恢复李唐神器的大有人在。武则天想要坐稳自己的位置，只有家人的支持才是最牢固的。并且她还将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嫁给堂侄武攸暨，而处死了武攸暨的妻子。这次婚姻被认为是武则天为了保护太平公主而采取的手段，武则天在太平公主第二次结婚的两个月后正式登基，太平公主因为成为了武家的儿媳而避免了政治危险。

在唐玄宗时期，唐明皇专宠杨贵妃，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逐渐被提拔。但唐玄宗提拔杨国忠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他 的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他想要加强中央皇权。

当时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唐玄宗也想借助外戚力量加强中央集权。杨贵妃、杨国忠一家也并不是平民出身，而是出身于弘农杨氏。在三国时期，杨修就是出身于弘农杨氏，家族势力非常强大。并且，弘农杨氏家族就在陕西省华阴市，距离长安非常近。皇族与弘农杨氏联合起来（或许还有其他家族），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

可两宋的文官集团，也发现了外戚力量对自身利益的威胁，因此坚决反对外戚干涉政治，并且将外戚干政的所有历史进行黑化处理。致使在宋朝开始，再也没有外戚干预朝政。

但是打掉外戚力量，并不是文官集团发展壮大之时才能够做的事情，在汉武帝时期就发生过。

汉武帝在太子刘据自杀之后，再也没有合适的儿子即位。直到钩弋夫人为其生下了刘弗陵，可是刘弗陵只有五六岁，钩弋夫人也非常年轻。因此在汉武帝的遗嘱中这样写到：立太子刘弗陵是为昭帝，而杀其生母钩弋夫人。汉武帝认为，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吕后就是如此。杀掉了钩弋夫人，皇帝与母族也就失去了联系，外戚自然不会发展壮大，帝位才能更加稳固。

因此可以说，在北宋之前，外戚力量是否强大取决于皇权需要，在北宋之后则受到文官集团的强大阻拦而不能壮大。

③武将

军事系统往往是独立于文官系统之外的，受到皇帝的直接指挥，因为皇帝是不会愿意让文官掌兵的，文官掌兵就会变成军阀，拥有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

在战争期间，国家的中心就是保障军队的人员、武器、粮食等供应，军事系统高效运转，此时的文官系统成为军事系统的附属。若是文官系统贪污军饷、粮食，前方军队不能获得充足的后勤保障，那么他们就会受到惩罚。而军队获得胜利之后，首先被表扬的也不是文官，而是武将。战争会促使武将在朝廷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必然会压缩文官系统的生存空间。

因此，文官系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就会掌控军队。

文官系统要想不让战争发生，直接控制军事系统是较难的，于是他们就想到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法——控制皇帝。

军事力量，这是文官系统很难掌控的一种强大力量，皇帝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凭借军事力量形成对文官系统的威慑。而军事力量的扩大，没有皇帝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想获取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要获得垄断地位，就必须要最大程度的削弱皇帝的权力，如此才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两宋年间的文官系统对这项操作是最为熟悉的，他们将皇帝牢牢圈禁在程朱理学的牢笼内。程朱理学巩固了道统的地位，削弱了服务于皇帝的法统，法统在两宋的力量明显弱于道统。科举考试本是底层人才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可是在文官系统的控制下，科举考试变为程朱理学的附属，考试内容必须在程朱理学的范围之内。唯有如此，才能够让程朱理学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让所有人都听话，更让皇帝听话。

听谁的话？

当然是文官集团的话。

两宋文官集团将程朱理学变为一种宗教，并且是一神教。这个‘神’表面上是孔子，实际上是文官利益集团，任何违背文官集团利益的，就会被视为异类，即使是皇帝也不会例外。被文官系统控制最好的，就是宋仁宗，他是最‘听话’的宋朝皇帝，他从来没有打击文官系统的土地兼并行为，因为文官已经控制了他所能获得信息的所有渠道，宋仁宗所能获得的信息，只是经过文官系统精心过滤的，皇帝根本不知道国家的真实情况。他只需要遵照文官安排好的道路，按部就班的走就是了，不得越雷池半步，也不得掌控军队，只需要将军队交到文官手中就可以了。

文官统兵，非专业人士干专业的事情，自然是连败无疑，因此两宋的对外战争是连连失利。在大多数时候，文官集团都不想发动战争，就连五代十国中已经失去的燕云十六州都不想夺回，这可是超过10万平方千米的地区。该地域为险要之地，易守难攻，自古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经之路，是中原王朝北部边境天然的防御阵地。但是文官系统不想让武将在战争中获得政治资源，于是尽可能避免战争。

因此，北宋才会想着要与辽国、西夏议和。

1005年，北宋与辽国议和，史称‘檀渊之盟’，此后一百多年时间里，两国都没有发生战争。但是北宋王朝每年的辽岁币也是不少：银绢合计30万两，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由于北宋与西夏开战，辽国趁火打劫，又增加20万两。

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每年给西夏绢丝13万匹，白银5万两，茶叶2万斤；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在中间划分疆界，西夏分走一半；在春节等三个重要节日中，北宋政府又要支付给西夏22000两、绢丝23000匹，茶叶1万斤。

用金钱换和平，这种做法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一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国家，却被一个仅仅拥有40万人口的国家吊打，在三川口战役、好水川战役、定川寨战役三次战役中全军覆没，多员大将被俘。战后还得割地赔款，这就是文官统兵的‘业绩’。

没有了战争的发生，武将也就失去了快速获得政治资本的上升阶梯，失去了具有实权的要职，大量政治资源掌控在文官手中。

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一个问题，在南宋初年，战绩彪炳的岳飞为何会在风波亭被杀？

不在于岳飞的战绩有多辉煌，不在于他收复了多少失地，而在于他不是文官集团的一员，他是职业武将，与文官集团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导致他必然不能融入文官集团当中去。那么，他就是文官系统的敌人，必须要除掉。因此宰相张浚与枢密副使秦桧合谋劝说宋高宗，让皇帝逐渐撤销岳飞的兵权，直到最终杀掉岳飞。

相比于岳飞，韩侂胄的命运是更加凄惨的。因为韩侂胄主张收复北国山河，还宣布禁绝程朱理学，这无异于捅了理学士大夫的肺管子。以至于在韩侂胄主持的北伐期间，遭遇了几场失利，礼部侍郎史弥远上书宋宁宗罢免韩侂胄，但是皇帝没有同意。于是，史弥远伪造宋宁宗诏书，在上朝的路上杀掉韩侂胄。这次连莫须有的罪名都没有了，甚至迫使宋宁宗接受这个现实。由此可见此时的文官系统是多么的无耻。

但是石弥远杀掉韩侂胄并不是终点，在明末崇祯年间，袁崇焕矫旨杀掉毛文龙，这才是文官系统最后的无耻。因为袁崇焕是文官出身，毛文龙像岳飞一样，是职业武将，并且深受天启、崇祯两位皇帝的喜爱。并且毛文龙部队驻扎在皮岛，对后金军队形成了巨大的牵制，使得后金军队不敢动用全部军队去进攻大明王朝，必须要留有几万军队用于防守毛文龙部队的偷袭。因此在毛文龙被杀之前，后金军队一直不敢深入中原腹地。而在毛文龙被杀之后，文官系统可以全面控制军事系统，明朝军事力量再也不能抵御农民起义与后金军队的双重攻击，在1644年覆灭。

④酷吏

西汉初期的无为而治，只顾埋头发展经济，国家很快就富足了，人民的生活也变好了。可是也蕴藏着一些危机。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很多地方都有地主豪强，他们与官僚资本结合，造成了大范围的土地兼并，在汉武帝初期，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

晁错曾说过：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这就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随时都会引发农民起义，西汉政权就可能重蹈秦朝的覆辙。

最可怕的是，在汉文帝时期，地方官僚甚至可以拥有军队与铸币权，也就是等于获得了军事独立以及经济独立，也就具备了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度，贾谊进谏，晁错削藩。于是利益受到损害最大，也是最富裕的地区——吴楚地方权贵引发了七国之乱，汉景帝花费了较大力气才平息了这场战争。

而造反不只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在刘邦时期就有。并且，造反的也不只是地方军队，游侠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刘邦就曾经做过游侠，他曾经是信陵君的迷弟），最出名就是朱家、剧梦，他们曾经可以做到一呼百应，拉起一支队伍就和朝廷对着干（这有点像黑社会），这让刘邦着实头疼；在汉武帝时期，由于地方分裂势力遭到严重打击，游侠郭解就因为藐视朝廷而被族灭（他的父亲也被汉文帝杀死）。

于是，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之时，开始了对地主豪强、腐败官僚以及黑恶势力的整治，不能任由土地兼并的继续与分裂势力的发展。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就会走向分崩离析。

当时汉武帝采取的措施较为残酷，直接将地方豪强迁移出原地，将其安排到西方落后地区，甚至是将其安置于长安城内接受皇权的直接监督。直接监督者，就是如郅都、张汤一样的酷吏。由于酷吏对官商资本集团的打压，即使在战争时代，国家经济不降反升。

也正是借助酷吏对官僚系统的有效监督，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问题才得到了有效解决，农民获得了土地，依靠在土地上辛勤劳作获得必要生存物资，农民起义便不会发生。因此西汉王朝才延续了210年，成为寿命第三长的王朝。

在明朝时期，也有如酷吏一样，对腐败的官僚体系进行监察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锦衣卫。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可谓是中国历史反腐败力度最大的皇帝，明初三大案——郭恒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前后诛杀人员超过六万。而获得官员的腐败情况，逮捕并审讯相关人员，这些都是由锦衣卫来完成的。

朱元璋在最初只是诛杀了几个核心人物，但朱元璋想要查清楚细节，于是在胡惟庸被杀四年之后（1382年），在禁卫军中选拔人员，设置了一个新的监察机构——锦衣卫，由皇帝直接管辖，独立于文官系统之外。

在锦衣卫的努力下，朱元璋竟然发现官员与资本集团、武将的联系竟然如此紧密。政治集团与资本集团、军事集团结合，随时都有覆灭明朝的风险，朱元璋岂能容忍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于是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腐败官员以及相关武将、利益集团的大清洗，前后诛杀了超过6万人。这些人不只是腐败官员，还有其家人以及与其有利益关联的商人，甚至连韩国公李善长、宋国公冯胜也在诛杀范围之内。朱元璋在反腐败的事情上，做到了不避亲贵。他借助的正是酷吏的力量。

⑤改革家

说到改革家， 首先想到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每一位改革家的下场都是凄惨的，商鞅最后被车裂；王安石变法被中止，但本人善终，并且其文章也流传下来，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结局最好的一个了）；张居正在死后遭到文官系统的清算，大儿子张敬修被拷打致死。

王安石与张居正都属于文官系统，为何结局会如此不同。

王安石尽管是实行了变法，但是其变法只是涉及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却没有对官僚体系进行整顿。其颁布的‘方田均税’与‘均输法’，都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可这些政策都需要文官系统来实施，但当时的文官系统已经非常腐朽，新增加的税收全部摊派给了农民，而不是由权贵阶层来支付。尽管国家充实了，但是农民起义也发生了，最终发展成了方腊起义。

可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触及官僚系统的整体利益，所以并没有遭到清算。

而张居正变法则不同，其颁布的考成法与内阁管理文官的制度，让文官不得不在内阁的监督下做事，一旦考核不合格就会被撤职。在张居正改革期间，因为没有达到考核标准而被撤职的官员就达到2000多人，占据全国正式编制总数的10%。

在内阁没有实行监督权之前，全国各地拖欠税收情况非常严重，每年的税收任务能够完成一半就非常不错。普通老百姓是不敢拖欠税款的，敢于拖欠税款的都是权贵之家，官僚也可以在其中中饱私囊。而在考成法颁布之后，税收任务必须完成90%，完不成的就会被降级或者撤职。而此时的官吏由于受到内阁的监督，不敢向农民转嫁，只能向权贵之家开刀，自己也不太敢于贪污。

这就极大的损害了官僚资本集团的利益，因此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成为必然。

张居正是死后被清算的，在他生前，国库收入是一直在增加的。可是有一位改革家，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清算，并且被凌迟处死，就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太监。

他就是，刘瑾。

刘瑾在明武宗朱厚照的支持下，对全国各种财政收支进行全面审计。被审计的不只是文官体系，军队系统也在审计范围之内。

由于朱厚照并没有朱元璋的魄力，没有对文官体系进行深度整治。朱厚照反而比较重视军事，因此对军事系统的审查是比文官系统更加严格的，尤其是对军屯土地的审查，增加了大量可以征税的土地，农民的税负降低了，社会矛盾减少了。

除了改革财税体制之外，刘瑾还对文官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比如，帝国官员开始南北对调，南方的官员要到北方来任职，北方官员要到南方任职，不能够在本省或者邻省任职；同时增加西部地区，如甘肃、陕西等地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降低南方发达地区的录取人数。

在唐朝之后，经济中心南移，作为经济中心的南方地区，其培养出高官的概率反而高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内阁首辅，费宏、蒋冕、杨一清、张璁、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皆是南方人，皆出自富贵之家。

在南方地区高官大量出现的同时，是西北地区的高官近乎绝迹，内阁首辅更是想都别想，由此导致地区差异越来越大。如果官员在本省或者邻省任职，他们就会为自身家族的利益考虑，而不会关注社会公共事业。

因此，刘瑾改革打破了官僚体系的利益固化，使得军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国家军事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对蒙古军队作战之时频繁获胜，尤其是1517年的应州之战（此时刘瑾已经被杀掉，可是其改革也为军队留下了丰厚的财富），六万明军对五万蒙古军队，这是双方主力的正面对战，以明军胜利告终。这是明朝中后期对蒙古作战的最大胜利。在应州之战之后的十年内，蒙古军队没有发起过大规模的攻击，后来的朱厚熜才可以把皇位坐的更舒服一些。

可正是刘瑾改革触犯了官商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便在朱厚照面前制造隔阂，让皇帝相信刘瑾谋反，随后刘瑾就被凌迟处死。如此残酷的刑法，正好说明刘瑾对文官利益的触犯非常大。改革家+太监的双重属性，使得刘瑾‘臭名昭著’。

⑥皇帝

无论是对太监、外戚、武将、酷吏、改革家的描述有多么的歪曲事实，他们都不是文官集团的最终目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皇帝。

只有皇帝才能够扶植这些力量，让其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源、军事资源，用于巩固皇权，打击官僚势力的扩张。只要皇权强大，就必然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官商资本集团的利益就会受到打击，国家才会富足，人民生活才会幸福。

在汉武帝时期用酷吏就是为了打击豪强，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平均地权，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

东汉后期、唐朝后期以及明朝的东厂、西厂与内行厂的设立，加强了太监对官僚系统的监管，对社会危机的解决，国家能够长久立足于世。

而皇帝加强皇权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国防军事投入。只有皇帝掌握军队，才是对文官集团的最大威慑，文官集团才不会有勇气僭越皇权，历史上的雄主莫不如此。

明朝的朱元璋、朱棣以及明宪宗朱见深牢牢掌控着军队，掌握了对文官系统的主动权。因此在三个皇帝执政期间，分别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用来监察百官，抑制官员腐败与土地兼并。

正是借助于对官商资本集团的打击，才能够国富民强。在朱见深作为皇帝的24年间，荆襄平乱、镇压刘通起义、宁夏平叛、荆襄治理、两广治理、犁庭建州女真（就像用牛拉着犁子翻过长满荒草的庭院一样，清理的干干净净，100年后女真部落才重新崛起）、奇袭威宁海（摧毁蒙古王庭，皇后满都海被杀）。每一次行动都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丝毫没听说成化皇帝朱加深哭穷，反而是出现了‘成华中兴’。

同时，朱见深下令让汪直组建西厂，监察百官，这无疑是对文官的巨大威慑。因此，在《明史》中大肆污蔑朱见深，同时将他与比他大19岁的万贵妃的爱情故事大肆渲染，并将汪直说成是一个权监，制造了大量冤案，有太多的文官死于西厂监狱。可是，却没有描写朱见深的历史功绩，这与‘成华中兴’的历史评价是不相符的。

‘创制垂法曰宪法，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能够让国家在混乱中重新确立制度和秩序，刑罚与文治让国家重回巅峰的皇帝才能被称为‘宪’。

而各大正史中对于亡国之君的描写，是更加荒谬的。

众多亡国之君，昏庸无能、残暴成性、好色误国，正是皇帝的失责造成了国家衰落、民族受难。就像夏桀、商汤、周幽王、吴王夫差、秦二世、隋炀帝、宋钦宗、元顺帝等。

可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将所有罪恶都推到皇帝身上，这必将有失公允。正像唐代诗人罗隐写的那首《西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