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编纂史书是一个极受历朝历代封建王朝重视的浩大工程，其中典章制度这一块是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载历朝历代典章制度的专书就称之为“政书”。

政书在各个时期的称呼都有所不同，比如《隋书·经籍志》称之为“旧事”，两唐志称之为“故事”，到了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才称之为“政书”。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用纪、传来记载人事变化，又创造性的使用“八书”以纪天文、地理和文物等制度。

后来许多断代史都沿袭“八书”体制，设置“志”来记载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

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我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则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

梁启超说的这段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典章文物制度是历史内容的一部分，还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作为史书当然应该加以详细记载。

但是历朝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有因袭继承性，断代为书，势必造成原委不明和繁复累赘的情况。

况且在断代正史的“志”时有时无，也很难给人难以清晰而系统的理清相关内容。

二十四史

隋唐时期，中国重新进入封建大一统王朝，政治、文化、经济、思想全面开花，社会变得越来越富庶繁荣，便有了重新制定统一的政治、法律和封建礼仪等典章制度相关社会规范的必要，因而也就出现了把历朝历代制度沿革与演变当作一条完整的历史发展体系加以考查和总结的专著。

唐玄宗时期，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刘秩编纂完成《政典》三十五卷，颇为完善，为后人称赞。

杜佑在《政典》的基础上加以扩充，编纂成著名史书——《通典》。

《通典》是中国留存至今的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典章制度沿革与演变的专门著作。

此后，记载历朝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和演变的继作陆续出现。

其中最著名的继作就是宋朝郑樵编纂的《通志》和宋末元初时期马端临编纂而成的《文献通考》这两本书。

政书蜕变于太史公的《史记》八书，而《史记》的八书则起源于有记载典章制度的专篇的《尚书》。

此外，《周礼》也是专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

《隋书·经籍志》记载：“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春秋传》曰；‘吾视诸故府'，则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万民之约契与质剂，以逆邦国之治。然则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职，又总而掌之。”

认为汉朝的时候，萧何制定律法，张苍制定国家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汉朝最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到了晋朝，天下相关律法和礼仪制度太多，多到九百多卷，使用不方便，而且一些重要的律法也没有，所以晋武帝命令车骑将军贾充和当时的名儒学士，删除里面的繁杂，保留里面的精要，增加了重要法律十篇，最终形成隋唐时期的“故事”原型。

张苍

由此看出，政书的渊源很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编写《尚书》、《周礼》的商周时期。

至于成为一种专精详细的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专史，则是从唐杜佑编纂的《通典》开始。

到了宋朝，王溥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有两汉会要，成为断代的典章制度史，即“会要”体例。

后面仿效作品越来越多，如雨后春笋，遂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这种“会要”体例和刘、杜的那种“通典”体例，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流，最后形成两个不同的体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