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十一回讲述了唐太宗魂游地府的经历，其间对地狱诸般场景做了很多的描写，单看这些的话无外乎劝化世人向善不作恶，当然这也成为后来取经的一个缘起。

报应，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善恶的一种评判方式，恶人遭祸患，会有人讲这是报应，好人大难不死，也会有人讲这是平时行善的结果。

虽然很多时候并不是如此，而且会有完全相反的场景。

杀人放火金腰带，造桥铺路无尸骸

人们又会讲这是前世如何如何，也是报应。

之所以多少带有超脱人力的神秘，大概是因为现世的无可奈何，只得希寄于此。

这种观念起源很早，至迟成书于西汉的《易传》载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再往前推，人物命运多带有寓言性质的《左传》也有报应的色彩。

虽未上溯前世，引用的《诗》会直接反映着其人的命运。

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那场郑国的宴会，有人便不久死于内乱。

其中郑国的子产是赋诗的七人之一，晋国的赵武是评判者，他也就是“赵氏孤儿”的主人公。

各色的神怪故事反映着古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这些故事的结合体——志怪小说自然就愈发突出。

将其搜罗整理，按类编排的类书就更进一步，

《太平广记》便是集大成者，且无出其右。

毕竟规模庞大的类书或丛书原本就屈指可数。

从第一百零二卷开始，《太平广记》便开始讲述各种报应故事，直到一百三十四卷。

继之而续的徵应，定数，先行的释证，多少也有“报应”的影子。

仅以卷一百二为例，姑妄言之，毕竟再之后仅翻了一卷。

在类名之下标着“金刚经”，也就表明这卷的因果报应都和《金刚经》相关。

书的编排次序有没有特殊用意？

想来是有的，比如明尊卑。

各种官修史书会把本纪放在第一，列传谁排首位也得让人信服。

反映在《太平广记》中，

将“神仙”类放在首位，大抵就是北宋推崇道术的体现，虽然它的成书是北宋初年。

值得啰嗦的是，现存最早的明确纪年雕版印刷刻板，便是《金刚经》，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及过它。

刊刻于唐咸通九年（868年），发现于敦煌，后流失海外。

所载的十六则故事，除了萧瑀声名显赫外，均是历史上的小人物，

虽然其中不乏官宦，却多官职不高。

官修史书容不下普通平民，他们更多的充当是“死者什六七”的角色。

当然，历史没有那么多笔墨，谁关心他们有没有活过呢？

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不过各种稗官野史传奇故事却充斥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太平广记》当推首位。

十六个人皆因持诵《金刚经》而免于祸患，引自《报应记》、《法苑珠林》、《冥报记》等。

这些人中，有

被从兄反叛响应西魏牵连入狱的国子博士卢景裕，

被隋汉王杨谅反炀帝杨广获罪的王府幕僚杜之亮，

因隋炀帝征高句丽战败未能返国的军士韦克勤，

劝谏隋炀帝征高句丽被监禁的萧瑀，

不愿意响应李密的隋武牢长官睦彦通，

被发配兰州的沈嘉会，

诬陷下狱的柳俭，他是在义宁元年被下狱，这个年号仅存在了七个月，为隋恭帝杨侑所用，其时他已经是李渊的傀儡。

死后的数日复活的诸人，均是死后被引至地府，当冥王得知其生前持诵《金刚经》后，便礼遇送还。有赵文若，赵文昌，此人在那还见到了灭佛的北周武帝，被镣铐锁缚，秦将白起，全身泡在粪坑之中，慕容文策，袁志通，赵文信，他见到了因“妄引佛经，杂糅俗书，又诽谤佛法”而变为龟身的庾信。

另有一苟姓书生在一村东边凭空写经文，这块地方便不会为雨水打湿，

常射杀老虎的蒯武安被野人蒙上虎皮变成老虎后被一持诵《金刚经》的僧人所救，脱去虎皮后也持诵经文。

末了，载陆怀素，大抵是写经文，经文经历大火而独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