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荀子《赋篇》、宋玉《高唐》《神女》以至清代诸家赋作，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文学始终绵延不绝，具备相当的成就和影响。古人往往“诗赋”或“诗词歌赋”并称，可见赋体是一种具备自身独特艺术魅力的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现当代以来，中国赋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沉寂。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赋学研究才又逐渐活跃起来，但相比于诗、词、小说等文体仍属“冷门”。究其根源，除了研究者思想观念存在偏差及赋体语言相对较为艰深之外，学界对载录和评论赋体文学的重要载体——赋学文献的清点、整理和介绍工作仍显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在赋体总集编纂方面，当推马积高等编《历代辞赋总汇》为代表，但这部巨著在所收作品数量、所选作品底本包括文字校勘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校补空间。在对赋学基本文献的介绍方面，叶幼明《辞赋通论》、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曹明纲《赋学概论》、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台湾林振兴博士论文《清代赋话述评》、许结《赋学讲演录》等均有涉及，但各家所论的均只是历代赋学文献的一部分，且限于主题及体例，大多未能展开论述。学界亟缺一部专门的，能全面揭示古代赋学文献面貌的目录提要类著作。

踪凡教授近日出版的《中国赋学文献考》有力地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首次全面清点与评介了中国古代赋学文献，为学界提供了一部重要的赋学基本文献参考书。

本书属于目录学中之“专科目录”，共收录介绍中国赋学文献600余种，大体可分为“专门性赋学文献”（即专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编集、编选、评论、注释的文献）、“兼容性赋学文献”（即收录、评论或注释赋体作品较多的总集、别集和诗文评著作如《文选》《文心雕龙》等）、“依附性赋学文献”（部分较为重要的，载录或摘引了赋体作品或赋论文字的史部、子部文献如《史记》《汉书》《艺文类聚》等）三类。

在体例方面，本书以时代为纲，以类别为目。先依历史时期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含辽金）、元明、清代五卷。每卷内又划分为赋总集、赋别集、赋论、赋注四大类，每类之下又分正编（专门性赋学文献）、外编（兼容性赋学文献和依附性赋学文献）。每部分下所收文献大体按时间先后排列。而具体到每种文献（尤其是专门性赋学文献）下，作者均详列（考）其作者（编者）、注者、评点者生平履历、历代著录情况、主要版本情况（细至书中钤印文字、所藏地及善本号等）、内容（类似解题，谈其主要内容包括其价值、缺陷，并对其给予较为公允的评价）、学界研究情况（提供新的学术进展线索，具体到书目、出版社、出版年甚至具体起止页码）等信息。而对于先唐时期许多已散佚之赋学文献（约280种），则再加列“著录及考释”一部分，根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前人考证文字等对其流传情况加以考订梳理。而对部分兼容性和依附性赋学文献，介绍时则相对从略。全书繁简得当，体例鲜明。

为了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赋学文献信息，作者在对赋学文献进行考证和评述的过程中，也广泛参考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凡有借鉴，皆有注明。同时，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包括前人所论未臻完备之处），作者亦常有自己精到的见解。如学界常认为汉代的文学注释始自毛《传》，而以郑《笺》和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至于赋注兴起则晚至晋宋时期。而作者从《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及《文选》李善注中钩沉出汉代赋注584条，进而指出汉代赋注家有曹大家、延笃、胡广、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等12位。其中曹大家《幽通赋注》更是大量征引典籍以注词句，实开后世征引训诂体式之先声。这一发现说明汉代赋注是汉代学术史的重要一部分，同时大大推前了早期赋注的产生时代。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广泛吸收和介绍学界先进研究成果的同时，作者在本书中对自己此前成果中存在的瑕疵也从不讳言，常有重行订正之举：如作者在统计《艺文类聚》收赋数量时，特地出注，表示自己此前在《论稿》中的统计数据有误：“拙文《〈艺文类聚〉与中国赋学》统计数据……比本文数量更多，是因为当时将七、对问、收在‘书’类的《僮约》、收在‘吊’类的若干吊文、收在‘文’类的赋序等也统计在内。但根据《艺文类聚》的体例，这些文章都不属于‘赋’体。今予以更正，特此说明。”（305页）又如宋王十朋撰，明南逢吉注《会稽三赋注》，“版本”项著录《辑刊》第154册影印上图藏明末刻本，作者指出“《辑刊》误题为明嘉靖二年（1523）南大吉刻本”（590页）。又如清吴光昭、陈书著《赋汇录要笺略》，作者在介绍此书研究状况时坦言：“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对此书有介绍，但将编者‘陈书’误作‘陈书仝’”（867页）。《史论》出版于十几年前，作者始终不忘校订其中错误，由此亦可看出作者一丝不苟，自我批评，力求进步的学风，值得敬佩。

总体来说，该书兼具文学史料目录与学术史的性质，书中既有细致周详的文献版本情况著录，也有深刻的内容考辨。作者从文献出发，用文献说话，通过对大量中国古代赋学基本文献进行勾稽、清点与评介，一方面系统总结了本学科的基本文献及相关研究情况，广度与深度兼备，作为一种史料工具书，为后学搭建了基本的赋学文献学术平台和入门阶梯。另一方面则通过细致的文献考辨，以点带面地展示还原了赋体文学在两千余年间创作、结集、注释、评论和研究的演进脉络，堪称一部忠实客观的赋体文学发展史和赋学理论史，进一步推进了学界对于赋学文献的认识，为学界对赋学文献（尤其是明清赋学文献）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金无足赤，如果说本书尚有一些小问题可再作完善的话，首先是书中有一些文献或文字有重出之嫌。如第三卷“唐宋赋学文献（含辽金）”第三章“赋别集正编”下收唐卜应天《雪心赋》（355—356页），对其内容已作介绍。而第四卷“元明赋学文献”第六章“赋注正外编”又收明谢昌注《新刊地理捷要厘正雪心赋》（598页）。实际上，《新刊地理捷要厘正雪心赋》“内容”项下大多仍在介绍《雪心赋》，与前文文字多同，唯所论较为详细深入。且后书“研究”项下所列《绘图雪心赋》等研究成果亦已见于前，此类或可择要合并。

其次是书中所考录文献的版本项仍有可补正之处。如题为宋释昙莹所撰的《珞琭子赋注》二卷（433页），作者在“版本”项中只列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金山钱氏守山阁丛书本、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弘文书局守山阁丛书本及《辑刊》影印弘文书局本三种。事实上，释昙莹《珞琭子赋注》最常见的本子可能还是《四库》本，但本书未列。而前文宋徐子平所撰《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版本项中则首列《四库》本（422页），实际上徐子平书与释昙莹书在《四库》中为相连续的独立两种，不应漏收。

不过，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部分孤本善本确实难以得见。同时，如前所述，本书所举各赋学文献古籍原件多曾经作者亲自寓目，对自己未见之本，作者或径直不录，或坦言某本未见但某书某页有录。这种相对少而精准的著录，在某种意义上又远胜过转引胥钞了。

最后还有一点期待，那就是对藏于港台及海外的赋学文献仍值得下大力气进一步收集补充。如元岳熙载撰，佚名注《天文精义赋》五卷（543页），本书“版本”项著录仅取上海图书馆藏光绪十年（1884）方功惠《碧琳琅馆丛书》本及《辑刊》影印方本二种。而据笔者所知，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此赋注明钞本一部，是书四周双边，黑口，双黑花鱼尾。半叶八行，行十三字，乌丝栏，又多朱笔勾乙、补字、圈点、旁批。书前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李文田题记，值得收入。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1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