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安十二时辰》热播，在唐史研究的圈子里刮起来一阵旋风。

作为一名不算资深的唐史研究青年，追了几集剧，不觉有点郁闷。

不是因为这剧不好，而恰恰是因为这剧好的超出了我的意料，才更觉得抑郁。

马伯庸非唐史科班出身，就能对唐代的典章制度、服饰文化、社会心态把握的如此精细，更能够通过抽丝剥茧的叙述，将一段历史故事讲的海内震动，实现了多少唐史学者未能实现的夙愿。

看看人家，想想自己。说真的，要在唐史这个领域混出点名堂太难了。

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受制于学科方向划分和学会的组织模式，学术共同体多以断代为单位划分，研究每个断代的学者也就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圈子。

而由于史料情况、研究历程、方法背景迥异，不同断代学术圈的情况其实天差地别，对于刚刚迈入学术圈的年轻学人来说， 从事不同断代的研究，其难度也随之大为不同。

而如若“不幸”选择了唐史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对于新人来说，堪称直接选择了噩梦难度。原因就在于，唐史研究从初生到现在，一直都盛产猛人、大神，他们把能研究的都研究完了，留给新人的空间太小了。

▽

01 大师云集，研究起点太高

历史研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追寻更高。然而如果前人站的太高，不要说想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可能爬都爬不上去。很“不幸”的是，研究唐史的前辈大师云集，使得现代历史学出现以来，唐史研究的起点就很高。

在国内，位列“四大史学家”之一的泰山北斗陈寅恪，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就是以隋唐史为中轴，提出的“关陇集团说”，作为坚实的研究框架，更是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唐史学界。

前辈大师中，从事唐史研究者更是可以排出长长一串名单。在中山大学与陈寅恪齐名的岑仲勉，毕生致力于唐史和唐时期民族史研究，特别是对于文献考订贡献卓著，有《突厥集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不朽之作传世。

以“南王北唐”并称的王仲荦、唐长孺二人，虽然同时驰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段，但对于唐史本身都有着宏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唐长孺晚年提出的“南朝化”一说，更是成为解释唐代后期变革的有力解释模式。

其他如向达、程千帆、傅璇琮、韩国磐、胡如雷、史念海、黄永年、张广达等一系列前辈大家的辛勤耕耘，使得唐史一开始就以高原之姿屹立于中国史学界诸断代研究中。

另一方面，日本史学界中的唐史学人同样群星璀璨、光彩夺目。

日本汉学大师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更与“关陇集团说”并驾齐驱为对唐史研究最大的理论假说之一，更由此开启了日本史学界持续几十年的论争。

无论是京都学派还是东京学派，都涌现出一大批唐史名家，如谷川道雄、砺波护、仁井田陞、日野开三郎、池田温、堀敏一等等，使得隋唐史成为日本汉学界中最惹人注目的时段，更大大拔高了唐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前辈学者对唐史研究的高起点、广耕耘，使得唐史研究的很多基础性问题，在一开始就已经拥有经典而不可撼动的解释，直接占据了后辈学子填补空白的空间。

而这，只还是一个开始。

▽

02 青年才俊扎堆

在前辈学者建立扎实基础之后，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即现代历史学界的中坚一代中，唐史学者同样不乏名震史坛的大家。

如北大的荣新江、王小甫、陆扬，清华的张国刚，人大的刘后滨、孟宪实，社科院的孟彦宏，北师的宁欣，民大的李鸿宾，首师的郝春文、金滢坤，南开的王利华，复旦的韩昇，浙大的冯培红，武大的冻国栋、刘安志，陕师大的于赓哲、兰大的郑炳林等等。

对于历史学的年轻学生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很多专著，皆可位列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不朽之作，成为年轻学人研习的经典文本。

这一代学者的工作，是真正站在了前辈学人的高度上，寻找尚未被填补的研究空白，并做出高质量的填补；

同时，在前人的研究上与时俱进，对大量唐史问题做出更深层次的研究和解释，使得唐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成为一片蔚为壮观的高原。

而在目前风头正劲，最为媒体所关注，日益成为学界中流砥柱的三十四岁一代青年学人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最为光彩夺目，譬如仇鹿鸣、李碧妍等皆以治唐史为业。

此外能力出众而活跃于学术圈的唐史青年才俊还有如清华的孙正军、武大的吕博、南开的夏炎、北师的徐畅等等。

更为可贵的是，这些青年学者拥有着高度的学术共同体意识，不仅时而能见到《问彼嵩洛》这样集体行动的有趣读物，他们还依靠《中国中古史集刊》等刊物与各种频繁举行的高质量的工作坊和会议，保持着高水平的学术对话。这使得唐史的研究生态在中国断代史研究中更显出众。

唐史研究，老中青三代皆能保持强劲的势头和不中衰的连续性，这在断代史研究中是颇为难得的。

▽

03 留下的空间不多了

唐史史料比起后世可称稀少，一位研治唐史的学人，如果足够勤勉，完全可以读完绝大多数唐代的传世文献，文献量级小的特点使得唐史不存在那么多“研究空白”来等待后人耕耘。

而由于唐史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研究态势，现在在唐史领域内，基本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研究空白”，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已经有着相关研究，这就使得刚刚踏入唐史的年轻学子，一开始就要面对在高峰上继续向纵深推进的挑战。

前文已经勾勒过唐史研究的深邃，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所需推进的，不是一般的研究，而是直接与一大批优秀的先贤直接对话。

其中很多大家的史法难以捉摸，没有相近的功力和语言能力，跟是连这些研究的影子都摸不到，遑论更进一步？

这同时也使得对唐史学生的基本功训练要求很高，同时，每一位致力研究唐史的历史学子，都被要求要掌握不错的日语语言能力，才能有效掌握各类已有成果。学术以外需要付出的相关精力，并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的。

与同辈同侪、以及稍长一辈的老师的角逐，同样残酷而困难。

中国年轻历史学人中的青年才俊在中古时段井喷，你所直接竞争的可能就是此刻讲台前那些意气风发、年纪轻轻已经拿到顶尖教职的老师们。

本来前辈学者已经没留下多少自由施展的空间，而这些深化研究却又都是这些天才般的青年学者们做出的。

想要在整个学术圈出人头地，就必须做出能与他们并驾齐驱乃至更出色的研究，这样的“同辈压力”无形中又增加了一大层乌云，可见这条路实在是难走。

对于那些跌跌撞撞闯入唐史圈的年轻学子来说，前路注定是艰辛而充满挑战的。然而尽管如此，唐史仍然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新鲜血液。

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山是珠穆朗玛峰，而每一个登山者心里，都藏着一个站在珠穆朗玛峰的梦想。

参考文献：

1.胡戟：《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4.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6.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